小橘燈

這是十幾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個春節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慶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個鄉村的鄉公所樓上。走上一段陰暗的仄仄的樓梯，進到一間有一張方桌和幾張竹凳、牆上裝着一架電話的屋子，再進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間，和外間只隔一幅布簾。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張條子，説是她臨時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隨手拿起一張報紙來看，忽然聽見外屋板門吱地一聲開了，過了一會兒，又聽見有人在挪動那竹凳子。我掀開簾子，看見一個小姑娘，只有八九歲光景，瘦瘦的蒼白的臉，凍得發紫的嘴唇，頭髮很短，穿一身很破舊的衣褲，光腳穿一雙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牆上的聽話器，看見我似乎吃了一驚，把手縮了回來。我問她：“你要打電話嗎？”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點頭説：“我要XX 醫院，找胡大夫，我媽媽剛才吐了許多血！”我問：“你知道XX醫院的電話號碼嗎？” 她搖了搖頭説：“我正想問電話局……”我趕緊從機旁的電話本子裏找到醫院的號碼，就又問她：“找到了大夫，我請他到誰家去呢？”她説：“你只要説王春林家裏病了，他就會來的。”

我把電話打通了，她感激地謝了我，回頭就走。我拉住她問：“你的家遠嗎？” 她指着窗外説：“就在山窩那棵大黃果樹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説着就噔、噔、噔地下樓去了。

我又回到裏屋去，把報紙前前後後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詩三百首》來，看了一半，天色越發陰沉了，我的朋友還不回來。我無聊地站了起來，望着窗外濃霧裏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黃果樹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個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媽媽。我下樓在門口買了幾個大紅橘子，塞在手提袋裏，順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門口。

我輕輕地叩着板門，剛才那個小姑娘出來開了門，抬頭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後來就微笑了，招手叫我進去。這屋子很小很黑，靠牆的板鋪上，她的媽媽閉着眼平躺着，大約是睡着了，被頭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臉向裏側着，只看見她臉上的亂髮，和腦後的一個大髻。門邊一個小炭爐，上面放着一個小沙鍋，微微地冒着熱氣。這小姑娘把爐前的小凳子讓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邊。不住地打量我。我輕輕地問：“大夫來過了嗎？”她説：“來過了，給媽媽打了一針……她現在很好。” 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説：“你放心，大夫明早還要來的。”我問；“她吃過東西嗎？這鍋裏是什麼？”她笑説：“紅薯稀飯——我們的年夜飯。”我想起了我帶來的橘子，就拿出來放在牀邊的小矮桌上。她沒有做聲，只伸手拿過一個最大的橘子來，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兩隻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輕輕地探捏着。

我低聲問：“你家還有什麼人？”她説：“現在沒有什麼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沒有説下去，只慢慢地從橘皮裏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來，放在她媽媽的枕頭邊。

爐火的微光，漸漸地暗了下去，外面變黑了。我站起來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極其敏捷地拿過穿着麻線的大針，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對地穿起來，像一個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從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蠟頭，放在裏面點起來，遞給我説： “天黑了，路滑，這盞小橘燈照你上山吧！”

我讚賞地接過，謝了她，她送我出到門外，我不知道説什麼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説：“不久，我爸爸一定會回來的。那時我媽媽就會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畫一個圓圈，最後按到我的手上：“我們大家也都好了！”顯然地，這“大家”也包括我在內。

我提着這靈巧的小橘燈，慢慢地在黑暗潮濕的山路上走着。這朦朧的橘紅的光，實在照不了多遠，但這小姑娘的鎮定、勇敢、樂觀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覺得眼前有無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經回來了，看見我提着小橘燈，便問我從哪裏來。我説：“從…… 從王春林家來。”她驚異地説：“王春林，那個木匠，你怎麼認得他？去年山下醫學院裏，有幾個學生，被當做共產黨抓走了，以後王春林也失蹤了，據説他常替那些學生送信……”

當夜，我就離開那山村，再也沒有聽見那小姑娘和她母親的消息。

但是從那時起，每逢春節，我就想起那盞小橘燈。十二年過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來了。她媽媽也一定好了吧？因為我們“大家”都“好”了！ ^[3] 

原載1957年1月31日《中國少年報》

1957年1月19日，春節將至，老作家冰心應《中國少年報》之約，寫了一篇題為《小橘燈》的散文。散文於1957年1月31日在《中國少年報》發表。這篇散文後來被選為中學語文教材。

冰心在寫這篇文章時，想到了十二年前（1945年）春節前夕的一件往事，就把這件事作為寫作材料，寫進了這篇作品。那時，冰心住在重慶郊區的歌樂山。山下有一所醫學院，其中幾位老師和學生還是作家的熟人。上山不遠有一塊平地，名叫蓮花池，池邊有一個鄉公所，樓上有公用電話，門外擺着一些賣水果、花生和糖塊的攤子。往來的各種車輛也常常停放在那裏。冰心就決定以這個地方為背景，展開她要寫的故事。 ^[4] 

主人公“小姑娘”雖“只有八九歲光景”，但是她對革命的勝利充滿信心，她堅信“爸爸一定會回來的”，“我們大家也都好了”；在爸爸外出避難之後，她勇敢地挑起了照護重病在牀的媽媽的擔子，在“我”去探望時，她不但不露一絲愁容，反而“安慰我”，並做了一個“小橘燈”給“我”照路。小姑娘的這種“鎮定、勇敢、樂觀的精神”，都來自她爸爸等革命者的薰陶影響，當然也是那個社會給逼出來的，她是那個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5] 

《小橘燈》的故事發生在1945年，此時抗戰即將結束，國民黨卻加緊了白色恐怖，陪都重慶更是濃霧迷濛、黑雲壓城，長期生活在戰爭離亂和黑暗統治中的人們對光明充滿了無限渴望。“我”在重慶郊外偶遇的小姑娘，能在父失母病的艱難困苦中依然保持着勇敢、鎮定、樂觀的精神，這種堅強品格着實令人讚歎。《小橘燈》以飽蘸深情的筆墨，歌頌了這種勇敢面對困難的樂觀精神，樸質温婉中藴含着深厚的意藴和催人奮進的精神力量。

該文以“我”眼中的“小姑娘”的活動及“我”的由初遇時的同情到分別時的讚歎的情感變化為明暗兩條線索，串聯起初遇、探病、做燈、送燈、贊燈、憶燈等情節，把小橘燈與小姑娘鎮定、勇敢、樂觀的精神自然而巧妙的結合在起來，賦予了小橘燈以深刻的象徵寓意，使小橘燈成為了小姑娘美好人格的形象寫照。小橘燈給夜行的人照亮前進的道路，而小姑娘的美好人格則為“我”驅散了心靈的黑暗，帶來了無窮的力量和信心。 ^[6] 

《小橘燈》中有兩種性質不同社會制度的對比：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和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這兩種政治力量、政治制度，以愛為參照物，分別代表對愛的破壞性力量和建設性力量。作品洋溢着對新中國的熱愛和讚美之情，是因為在這種社會，新中國的少年兒童，都能夠被父母所愛同時愛父母，被別人所有同時愛別人，被祖國所愛同時愛自己的祖國。冰心在看待這兩種政治力量時，可貴的是以愛為出發點，高揚起人道主義的旗幟，而不是抱黨派的偏見。因此，冰心是公正的，她的愛憎是恰如其分的。 ^[7] 

《小橘燈》作為冰心晚期作品的代表作，在抒情的章法上，保持了自己的風格。在個性表現上，也賦予了她自己固有的清麗、細膩、温婉等風格。同時一改空幻、迷茫的那種憂愁感，而是以一種舒緩、歡快的旋律，向作品中添加了幾分清新和美妙之情感。在不施藻飾，不加雕琢的含而不露的敍述中，表達了自己對未來理想生活的嚮往和憧憬之情。

不事雕琢，語言通俗易懂，自然流暢是《小橘燈》寫人敍事的重要特點，呈現出樸素洗練的審美特點。如文章開篇“這是十幾年以前的事了”一句話，很簡短的敍述，如實的交代的事情發生的世間長短。這樣一個開篇，統領全文，併為下文蓄勢，所以説，雖然用詞簡短，樸素洗練，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使後文的展開毫無羈絆，任憑開闔。另外，這樣一個開頭直切故事主題，毫無冗餘，內容簡練，惜墨如金，達到了以簡馭繁的效果。

細膩温婉的寫作風格是《小橘燈》典型表現。如文中敍述我進入小姑娘家後，與小姑娘的攀談後的情節：我站起來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極其敏捷地拿過穿着麻線的大針，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對地穿起來，像一個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從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蠟頭，放在裏面點起來，遞給我説：“天黑了，路滑，這盞小橘燈照你上山吧！”“拿過”表示用手取，又用了“敏捷地”修飾，更顯出動作的熟練，也含蓄的表現出小姑娘平時做了不少家務活，所以家裏的照明工具瞭如指掌。 ^[8] 

結構上，以小橘燈作為貫穿全文的線索。作品把小橘燈的產生，小橘燈給“我”的感受，“我”對小橘燈的感受等情節聯結起來，形成完整的故事情節來刻劃人物，表現主題。

“我”是貫穿作品始終的人物。通過“我”把對往事的回憶與今天銜接起來，使環境與人物溶為一體。而且關鍵之處，“我”的議論和抒情，對刻劃人物，表現主題都有重要作用。“我”在潮濕山路上行走時的抒情和議論，點明瞭小橘燈的象徵意義;結尾的抒情和議論，則表明小姑娘的樂觀和信心。小橘燈的象徵意義，周圍環境與小姑娘內心的對比，都是通過“我”的所見所聞所感表現出來的。 ^[9] 

冰心（1900.10.5—1999.2.28），福建長樂人，1921年加入文學研究會。1923年在燕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同年到美國留學，1926年回國。曾在燕京大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清華大學任教。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第三屆理事。1946年後到日本東京大學任教。1951年回國。歷任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顧問，中國文聯副主席，全國人大第一至第五屆代表，政協第五至第七屆常委，中國文聯第二至第四屆委員，中國作協第二、三屆理事。曾為中國民主促進會名譽主席。自1919年開始發表作品以來，著譯等身，散文集《寄小讀者》，詩集《春水》、《繁星》在文學史上享有盛名，哺育了幾代青少年，所譯詩文《泰戈爾詩集》《馬亨德拉詩抄》《印度童話集》，是名作名譯。除單行本外，並有《冰心著譯選集》三卷，《冰心文集》六卷出版。《空巢》獲1980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説獎。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