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林多喜二

1903年12月1日（日本舊曆10月13日），小林多喜二生於日本北部秋田縣一個貧窮村落的佃農家裏。因為生活熬不下去，4歲時，一家人遷到北海道的港口小樽，投靠開面包作坊的伯父，勉強維持生活。小林多喜二從小就參加勞動，過着半工半讀的生活。小學畢業後，在伯父的資助下，上了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1924年畢業後，被小樽一家銀行錄用為職員。他還在求學時期，就熱衷於文藝創作。從1923年起開始在文藝刊物上發表作品。早期寫了不少短篇小説和隨筆，如《龍吉和乞丐》《殺人的狗》等等。這些作品以深厚的感情描寫了北海道處在底層的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和自發反抗，也表現了小林多喜二探求社會出路的積極願望。在《瀧子及其他》中，主人公瀧子最後放火燒掉酒館，表現了作者消滅資本主義制度的決心。

1926－1927年，全國革命形勢進一步發展，工農運動風起雲湧。在北海道這個邊遠落後地區，工人的罷工鬥爭、農民的抗租鬥爭也出現了波瀾壯闊的局面。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震動了小林多喜二，促使他思想上發生了重大變化，他“感到時代前進了，大家覺醒了”（1927年3月14日日記）。從這個時期開始，他自修社會科學，攻讀馬列主義著作。在創作上，也受到了剛剛發展起來的日本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很大的影響。早在1923年他就接觸過革命刊物《播種人》，同時也閲讀了高爾基和本國革命作家的作品，得到了很大的啓發。1927年7月參加北海道工人總罷工，為罷工工人編寫傳單，開始走上與工農相結合的革命道路。不久，又參加了革命作家組織——勞農作家同盟小樽支部的活動。

革命形勢的發展，使他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創作，對自己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和不徹底性，進行了嚴肅的剖析：“我可以説一貧如洗，磨磨蹭蹭地生活過來了，還上了高商（靠親戚幫助）。那種知識分子沾染的精神貴族氣味，自然地要和‘赤貧’的我混雜共處。我遇到一切事件而產生的矛盾，不徹底性，是從這種‘混雜’而來的吧——正像是那種有着雙重國籍的人啊！”（1926年9月21日日記）這種嚴肅自我剖析的精神，小林多喜二保持終身，在後來的小説《到東俱知安行》（1928年）裏得到突出體現。作品深刻地批判作者化身的公務員“我”身上的資產階級思想，表示要向老一輩革命家學習、徹底革命、走與工農結合的道路的決心。

1924年，與友人創辦《光明》雜誌。1927年，參加“工農藝術家聯盟”，成為小樽支部幹事。1927年之前，受葉山嘉樹、志賀直哉、托爾斯泰和高爾基作品影響，創作了短篇小説《小點心鋪》《臘月》《殺人的狗》等，表現了處於社會底層的勞動人民的悲劇命運。這一時期的作品雖然結構比較簡單，但已表現出小林多喜二愛憎鮮明，語言簡潔和情感深沉的特色。

1927年底開始創作的中篇小説《防雪林》，是標誌着小林多喜二思想創作上發生重大變化的過渡性作品。這部小説取材北海道“墾殖”農民的悲慘遭遇和他們的鬥爭，描寫一個青年農民源吉在沉重的生活壓迫下不斷覺醒，奮起反抗，最後，他把地主宅院付之一炬。這部作品克服了早期作品反映生活悲苦的鬱憤情調，突出了農民的反抗精神。主人公源吉形象鮮明，性格堅定頑強、愛憎分明，而且富有反抗精神。但作品並沒有明確指出鬥爭的真正道路，源吉的反抗也是孤軍奮戰，帶有明顯的無政府主義傾向。

1928－1929年，小林多喜二積極參加日本共產黨領導下的文學運動，思想上產生了飛躍，寫出了第一部長篇小説《防雪林》（1928）、報告文學《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中篇小説《蟹工船》（1929）和《在外地主》（1929）等作品。《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共產黨員渡的形象控訴和揭露了反動政府的罪行。《蟹工船》則描寫了非人環境下漁工從自發到自覺的鬥爭，成為了無產階級文學奠基作品之一。這一時期其作品很有氣勢和激情。

1928年是小林多喜二新的起點。這年開頭他就寫下：“在思想上堅決走向馬克思主義。”（1928年1月1日日記）當時的反動政府為絞殺革命，妄圖一舉撲滅革命火焰，便製造了血腥的“三·一五”大逮捕事件。全國許多革命者、共產黨員遭到逮捕和迫害。在小樽許多和小林多喜二接近的革命者連連遭到逮捕和刑訊，他們在軍警特務的嚴刑拷打下，表現了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三·一五”事件強烈地激起了小林多喜二的革命義憤，他通過這一事件，進一步認識到當時政府的反動腐朽，看到了獻身於工農解放事業的革命志士的高貴品德。

在這次事件發生後的三個月，小林多喜二就創作了以這次事件為篇名的中篇小説《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他用耳聞目睹和調查來的材料，衝破法西斯的新聞封鎖，大膽地揭露了這一事件的真相，嚴厲地控訴了法西斯軍警的暴行，熱情洋溢地描寫了工人運動的先鋒分子和革命知識分子的英雄形象，歌頌他們面對敵人野蠻暴行而威武不屈的革命氣概。作品裏工會書記籐是一個久經風霜的老戰士，他臨危不懼，寧死不屈，表現了革命者高尚的氣節和頑強的戰鬥精神；工會委員渡是一位樂觀頑強的戰士，在敵人面前從不後退，敵人的酷刑拷打不僅不能動搖他的革命意志，反在他心中增添“新的階級仇恨”；革命知識分子龍吉有着為革命獻身的決心和嚴格自我改造精神，在關鍵時刻能夠經受考驗，在火的鍛鍊中成長。作品也揭露了佐多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平時缺乏刻苦改造自己的精神，經受不了嚴酷鬥爭的考驗，在重要時刻成了動搖分子。作品突出了革命者的英雄形象，把它置於描寫重心，用他們大無畏的革命精神來壓倒敵人酷刑迫害的反動氣焰。《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以共產黨員渡的形象控訴和揭露了反動政府的罪行，是小林多喜二第一部成功之作，也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學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

1928年4月參加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同盟（“納普”），次年被選為作家同盟中央委員，負責小樽分會工作。

1928年4月16日，日本反動政府在全國又進行一次鎮壓革命的大逮捕。小林多喜二的革命文學活動也受到軍警特務嚴密監視，就在這時，又發表了《在外地主》。其取材於磯野佃農抗租的鬥爭，深刻描寫了那些地主兼工商資本家“在外地主”對貧苦農民進行的欺騙性剝削以及他們與政府、軍隊、銀行勾結一起對農民進行層層的盤剝。同時也表現了農民奮起抗租、在農會有組織的領導下，得到城鎮工人的大力支援所取得的勝利。作品突出描寫鬥爭勝利的關鍵是工農聯合的革命力量。小林多喜二在《致雨宮庸藏的信》中也説：“這部作品基本特點是描寫了‘農民’和‘工人’的聯合。”

這在當時，就世界範圍而言，反映工農聯盟的革命思想的作品還是少有的。《在外地主》與《防雪林》同樣取材於農民抗租鬥爭的故事，但僅事隔一年有餘，卻發生本質的變化。《在外地主》明確指出鬥爭的道路，説明了小林多喜二在創作實踐和思想認識上有了飛躍發展。

《在外地主》的發表引起反動統治階級的恐慌。1929年末小林多喜二被銀行革職。1930年3月到東京，繼續從事革命文學活動，曾為捍衞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到各地進行巡迴演説。此間曾遭反動軍警誣告被捕入獄，監禁半年之久。在獄中，他表現出革命者堅貞不屈的品質，不為敵人的暴力所屈服。出獄不久，即在1931年5月出席作家同盟第三屆大會，7月被選為該同盟的書記長，擔任領導職務。10月加入了日本共產黨。

這時期，他在進行革命活動的同時繼續創作，寫出了《工廠支部》《組織者》《安子》等中篇小説，兩部未完成的長篇著作《沼尾村》（1932）和《轉形期的人們》以及另一部代表作品《黨生活者》（1933）。這些作品依然以工農革命鬥爭為主題，並且塑造了具有高度覺悟的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形象。《黨生活者》以平白的語言和深沉的感情，塑造了一個血肉豐滿、感人至深的無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共產主義戰士安治的光輝形象，集中表現了其為勞苦大眾的解放而忘我鬥爭的獻身精神，生動地表現出革命者艱苦的自我改造過程，同時也體現出小林多喜二自身的氣質和革命意志。它在藝術上也達到了小林多喜二創作的最高點。

在進行革命作品創作的同時，小林多喜二還進行大量理論建樹的工作。他為了捍衞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推動革命文藝事業的蓬勃發展，有力批駁了資產階級文人對無產階級文學的無恥誣衊，批判了革命文藝隊伍內部的右傾失敗主義和脱離實際的教條主義傾向，明確闡述無產階級的階級性和戰鬥性，強調革命作家參加工農運動和改造世界觀的重要意義，並指出培養工農作家、開展工農羣眾性的評論活動對建設無產階級文學的重大作用。這些寶貴意見，對推動30年代初日本無產階級文藝發展，起了積極的指導作用。

1932年以後，黨的組織和革命文藝團體連續遭到敵人的嚴重破壞，小林多喜二為此不得不轉入地下，積極領導革命文藝工作。1933年2月20日，在一次秘密聯繫中，因叛徒告密，小林多喜二在東京街頭被軍警特務逮捕。在築地警察署特務連續三小時的嚴刑拷打下，英勇不屈。終因傷勢過重，當晚去世，時年不滿30歲。

這一血腥的事件震怒了世界人民和進步作家，紛紛電唁哀悼，痛斥日本當局的暴行。魯迅聞得噩耗，代表中國人民立即拍去唁電，表示深沉的悼念。唁電中指出：“然而無產階級及其先驅者們，卻正用血來沖刷着這界線。小林同志之死，便是其實證之一。我們知道，我們不會忘卻。我們將堅定地沿着小林同志的血路攜手前進。”

在創作上，小林多喜二以藏原惟人倡導的“無產階級現實主義”為指導，注重通過細節刻畫人物。其作品文風質樸，語言簡練，感情深沉。淡泊、含蓄，正是小林多喜二性格的表露。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小林多喜二第一部成功之作，也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學中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作品。當時的反動政府為了絞殺革命，妄圖一舉撲滅革命火焰，製造了血腥的“三·一五”大逮捕事件。全國許多革命者、共產黨員遭到逮捕和迫害。作品裏工會書記籐是個久經風霜的老戰士，工會委員渡是位樂觀頑強的戰士，在敵人面前從不後退，敵人的酷刑拷打不僅不能動搖他的革命意志，反而在他心中增添“新的階級仇恨”。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發表後，小林多喜二成為著名的革命作家，因而受到反動當局注意；然而他毫無畏懼，更加積極地投身革命運動。這時期他參加了重建小樽工會的活動，也為小樽海員工會編輯新聞小報。在長期與工人交往中，積累了不少現實鬥爭的素材。當海員罷工時，他和工人們一起參加戰鬥，還深入現場進行實際的調查研究，終於在1929年3月創作了一部激動人心的中篇小説《蟹工船》。

《蟹工船》的故事集中在漁船“博光號”的漁工與監工淺川的鬥爭上。當時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發生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工廠倒閉、農村破產，大量失業的勞動者流落街頭。他們為生活所迫，來到漁船作苦工。可在漁船上超經濟的剝削使他們無法忍受，國內、國際的革命運動又予以他們積極的影響，使他們認識到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必要，終於進行了有組織的罷工鬥爭。鬥爭迫使監工淺川低頭，取得了勝利。可是，在漁船回到港口之後，反動的監工淺川引來帝國軍艦對這次罷工進行了鎮壓。作品最後寫出血的教訓使廣大漁工提高了覺悟，為下一次罷工鬥爭準備了取得勝利的策略思想基礎。

作品真實描寫了漁工們由分散到團結、由落後到覺悟、由不滿、反抗到進行有組織的罷工鬥爭的過程。通過這一過程的描寫，充分揭示了日本帝國主義對內進行剝削的殘酷性、野蠻性；也揭示了日本人民在深重的階級壓迫下，在革命思想影響下，必然覺醒、奮起鬥爭，取得勝利的現實趨勢。這是一曲工人羣眾覺醒和鬥爭的讚歌。作品也成功地塑造了反動監工淺川的形象。他媚上壓下，視財如命，對工人羣眾兇殘橫暴，是典型的資本家走狗；可在強大的工人罷工鬥爭面前，他又慌了手腳，乖乖低頭認罪，答應工人提出的條件，顯露出虛弱的本質。淺川還充當日本帝國的特務，在海面上搜集、盜竊情報，並對工人大肆進行軍國主義宣傳。作品淋漓盡致地揭露了反動監工淺川，通過他譴責了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者對內殘酷剝削和壓迫、對外野蠻侵略和擴張的反動本性。

《蟹工船》雖然生動地寫出漁工的集體形象，卻未塑造出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革命工人形象，這在藝術上給作品帶來一定的影響，使其不能更加完美、生動。小林多喜二總結了這一創作經驗，在以後的創作實踐中，為塑造一個生動感人的共產主義戰士的形象，努力地進行探索。

《蟹工船》為小林多喜二贏得了世界榮譽。原作出版的第二年中國就譯成中文，作者還特意為中譯本作了一篇熱情洋溢的序文，稱讚中國的工農革命鬥爭、中日兩國人民的革命友誼。以下即節選自該序：“這部作品小所描寫的事實，對中國的無產階級來説，或許是陌生的，並不像它在日本那樣。但是，假使用《蟹工船》中極端殘酷的原始性剝削和囚徒式的勞役，原封不動地來代替束縛於各國帝國主義而牛馬不如地被強制奴役的中國無產階級的現狀，難道不可以嗎？是可以的！那麼。這部貧乏的作品，儘管貧乏，也能成為一份力量。這一點，我是堅信不疑的。”

差不多同時，俄文、法文、英文的譯本相繼出版，獲得了世界許多國家人民的稱頌。

《在外地主》取材於磯野佃農抗租的鬥爭，深刻描繪了那些地主兼工商資本家“在外地主”對貧苦農民進行的欺騙性剝削，以及他們與政府、軍隊、銀行勾結一起對農民進行層層盤剝。同時，也表現了農民奮起抗租，在農會有組織領導下，得到城鎮工人大力支援所取得的勝利。作品突出描寫鬥爭勝利的關鍵是工農聯合的革命力量。

《黨生活者》是小林多喜二參加日本共產黨之後的代表作。《黨生活者》是小林多喜二以個人地下革命活動的經驗為素材，以當時日本工人階級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革命鬥爭為背景寫成的。作品於1932年8月脱稿，為了避開敵人的耳目，直到他犧牲後，以《轉換時代》為題於1934年刊登在雜誌上。在某種意義上講，這篇自傳體小説總結了小林多喜二一生的戰鬥生涯，是小林多喜二為創造共產主義戰士典型形象進行長期探索的一個輝煌總結。它為日本無產階級文學創作普通革命者英雄形象作出了積極貢獻。

作品寫於1931年以後，這個時期正是日本法西斯開始猖獗，而革命遭到破壞，開始進入潛流的時期。由於1929年爆發了世界資本主義的全面危機，加深了日本國內階級矛盾。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擺脱危機，在中國製造了“九·一八”和“一·二八”事件。這一系列侵華戰爭的發生，使日本國內反動勢力更為猖獗。反動統治當局為了把日本人民投入戰場，對內實行殘酷的法西斯統治，破壞革命組織和進步文化團體，搜捕屠殺革命黨人和進步人士，僅1932年10月30日一天就逮捕了一千四百多人。反動統治者還組織了名目繁多的法西斯組織，收買右翼機會主義團體，鼓吹戰爭，破壞工人革命運動。共產黨人當時處在異常困難的時候，卻仍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高舉國際主義的旗幟，在“九·一八”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就號召工農起來把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轉化為打倒資產階級專政的國內戰爭。戰爭的災害、統治集團的殘酷壓榨，使日本人民進一步赤貧化。工人罷工鬥爭、農民抗租鬥爭不斷出現，僅在1932年全國就發生近六千次。

作品真實反映了這一激變、動盪的革命時代。它以自敍的方式開展全篇的情節，描寫侵華戰爭爆發後，東京倉田工廠軍火任務突然增加，廠方招收了比正式工人多三倍的臨時工，地下黨員“我”——佐佐木安治和須山、伊籐等用別人的履歷打進了工廠，進行革命活動。軍火任務將近完成，廠方為了順利地解僱臨時工，並且從中榨取更多的工人血汗，製造種種陰謀，欺騙工人。地下黨員同志為了揭發廠方的陰謀，在工廠新聞、秘密傳單上進行宣傳，表達工人對廠方剝削的不滿，號召工人羣眾反對政府的侵華戰爭政策，進一步提高了廣大工人的階級覺悟。同時，他們擴大革命力量，組織工人羣眾，為罷工作準備。由於叛徒太田的出賣，“我”被迫離開工廠轉入地下活動，繼續領導工廠的鬥爭。在“我”的領導下，須山、伊籐打進右傾機會主義組織“僚友會”，進行革命宣傳，揭露天皇政府發動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實質，對“僚友會”的維護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的反動活動作了有力的鬥爭。在他們不斷努力下，工人羣眾的階級覺悟大大提高。為了挫敗廠方解僱臨時工的陰謀，必須鼓動士氣，組織一次反解僱的罷工。但是，廠方早有戒備，在準備罷工當天的清晨解僱了廠裏所有的臨時工，使罷工未得成功。在這意外的遭遇下，地下黨員們並沒有氣餒，一方面在工廠組織了新的力量，一方面沉着地迎接“地區”的更大規模的革命鬥爭。從革命宣傳、醖釀、組織罷工，到遭到意外挫折，是作品情節發展的基本線索；圍繞這一線索，編進了許多“我”的個人生活片斷、感想、議論，組成一幅完整的階級鬥爭畫面。“我”的生活一面是繁忙、勞累的黨的工作和躲開敵人追捕的地下革命活動，一面是如何刻苦改造自己割斷私情來往，使個人生活服從黨的工作需要，突出地插入他和母親的關係。

作者在《致中村惠的信》中説：“在這篇作品裏，我做了一次冒險的嘗試，與我過去寫的《蟹工船》《工廠支部》等作品的寫法不同。”這不同之點，就是精心塑造了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我”的光輝形象。“我”是一個普通黨員，一個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他在錯綜複雜的階級鬥爭的風浪中，以馬列主義思想原則和清醒的政治頭腦，密切注視鬥爭形勢的發展，撥正罷工鬥爭方向，把工人革命力量引向正確軌道。初到工廠，他只從經濟利益啓發工人進行鬥爭，忽略從政治方面教育羣眾、提高工人的階級覺悟，沒有把反對資本家殘酷剝削與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結合起來。在上級領導的幫助下，他深刻意識到這是“羣眾的尾巴”，立即糾正工作中的右傾偏差，把工人鬥爭引向政治鬥爭的方向。尤其後來，在他領導下，伊籐、須山率領先進工人與反動“僚友會”的沙文主義展開有力的鬥爭，突出表現了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覺悟。他堅定不移地相信黨“永遠是有一條正確的鮮明而粗大的紅線貫穿在當中”。他正是站在這條正確路線上披荊斬棘、奮勇戰鬥的。

“我”是一個堅定頑強的革命戰士。他不怕反動軍警的追捕，不怕複雜艱鉅的革命工作，任何時候都站在鬥爭的前列，領導工廠的工人鬥爭和一個“地區”的革命工作。他每天為党進行繁忙、勞累的工作。工作繁忙、生活條件低下，使得他浮腫了，但是他仍然抱病堅持去到各處聯絡地點為革命工作。雖然最後工廠罷工鬥爭遭到廠方預謀的破壞而未成功，但他並不沮喪，反而從中吸取了教訓：“敵人是敵人，不是木頭。”他“用以比以前更大的精力，從事新的工作”，來迎接新的戰鬥到來。他堅信“最後的笑是屬於戰鬥者的”，勝利是屬於共產主義戰士的。

“我”作為地下黨員，一個無產階級革命戰士，不是天然成就的，是在艱苦的環境中，在革命的風浪裏，經過思想、感情的艱苦磨練而成的。在作一個地下黨員之初，他很不習慣，“曾經像小時跟同伴們比賽誰能把頭伸進水裏最久一樣，感到窒息一般的痛苦，那種難受確實説不來的。”這種窒息般煎熬的痛苦，形象地反映了他成為一個無產階級戰士所經歷的艱辛的自我改造的過程。

“我”是在極端困苦的情況下進行革命活動的，尤其被叛徒太田出賣之後，轉入地下更為艱苦。在敵人密佈羅網的條件下，為了革命工作，必須避開敵人一切追捕，他沒有個人公開活動的自由，沒有屬於個人私情的生活。他的衣、食、住、行無不與革命聯繫在一起，他説：“我一點點的個人生活也沒有剩下了。甚至，春夏秋冬都成了黨的生活一部分。連四季的花草、風景、天空、雨，這類東西都不是獨立的東西。”緊張繁忙的革命活動，並沒有使他忘記生活小節，面對生活小節更加敏感起來，使之適合自己的革命工作。作為一個地下黨員，他覺得“就是要使自己至少能接近這樣的生活——個人的生活同時也成為階級的生活”。這就是一個地下黨員的生活特點。

在他與母親的關係中，突出表現了一個地下黨員如何把個人私情的來往服從革命的需要。他和母親相依為命，共同渡過許多艱苦歲月。但是當他突然遭到追捕不得不離開母親時，母親擔驚受怕，眷念自己的兒子；“我”也懷念孤單的老母。為了革命工作，不能母子相見，必須割斷這種私情來往，而且要啓發母親的覺悟，讓她相信自己為之鬥爭的事業是正義的，不能團聚一處是階級敵人迫害所致，也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他把爭取母親的工作當作是爭取羣眾的革命工作的一部分，“假如連自己的母親都爭取不過來，怎麼能夠把工廠裏那麼多的各種各樣的人組織起來呢！”經過多次地幫助、啓發，終於讓母親提高了覺悟，瞭解了實情。最後，母親説：“與其這樣提心吊膽見到你，還不如不見你——只要知道你精神很好地工作，我心裏就好得多了。”“知道在我臨死的時候你回來是很危險的，那麼，臨死的時候一定不讓你知道。”這些充滿階級深情的語言，使他感到莫大的鼓舞和巨大的安慰，使他更加專心一意地為革命工作。與母親分別後，他深沉地感慨道：“從此，我把過去殘留下來的，個人生活的最後退路——和母親血肉關係也切斷了!”使母子之情也隸屬於革命事業之中了。

“我”是堅強、質樸的革命家，代表了30年代英勇奮戰的日本無產階級戰士。在他身上體現了當時日共馬列主義革命路線，反映了日共在那個時期所進行的艱苦卓絕的革命鬥爭。小林多喜二以全部熱情，生動地塑造了這一革命者的光輝形象。這在當時反動勢力猖獗的時期，起到了壓倒法西斯的囂張氣焰，增強革命人們的信心、鼓舞鬥志的戰鬥作用。

“我”的母親的形象在《黨生活者》中，佔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她出身在貧困農民家庭，一生在貧窮中度過。在兒子參加革命後，她為兒子生命危險感到憂鬱。後來在兒子因鬥爭形勢驟然轉變而突然離開她轉入地下活動時，她更加擔心兒子的安全，迫切渴望和兒子見面。須山探得母親這種心情後，給安排了一個時間讓母子相見一面，從相見到告別的場面是非常感人的。母親由沉湎於母子之情到關心為革命獻身的兒子的人身安全，思想感情上起了重大的變化，反映了普通勞動婦女在日共的領導和教育下、在工農羣眾鬥爭影響下的新的覺醒。母親的形象富有典型意義，她代表了當時日本千百萬勞動婦女的成長。

《黨生活者》在藝術上也是很出色的。它首先在人物描寫上，除了“我”、母親外，其他革命者須山、伊籐也都寫得栩栩如生，形象感人。作品抓着人物的特徵，通過語言、行動和心理活動的簡潔、質樸的描寫，予以突出，雖然着墨不多，但生動鮮明。在“我”的身上，突出他嚴肅、沉着、堅定、質樸，一個地下革命者的特點；在須山身上着意刻畫他勇敢、堅強、活潑樂觀，富有革命朝氣；在伊身上，則突出表現她刻苦改造、堅強不屈的革命精神。同時，作品還把人物置於多種關係之中，多方面揭示人物特點。在“我”與母親關係的描寫上，顯示出作為一個地下黨員，為了革命不惜犧牲一切的特點；寫伊與她的母親的關係，則表現了一個革命者百折不屈的傲骨。

其次在結構上作品採取以倉田工廠革命鬥爭為經線，以“我”的革命活動、生活為緯線交織的描寫方式使作品主幹和支幹脈絡清楚，既突出反映了日本工人階級的不屈不撓的鬥爭，也細緻地描寫了地下黨員艱難困苦的革命工作和他們堅韌不拔的高貴品質。此外，在情節上作品運用了不可預測的陡然突變的手法，象叛徒太田的出賣使“我”處於逆境以及作品最後罷工鬥爭遭到意外，使情節跌宕起伏、曲折委婉，引起讀者的濃厚興趣。這種情節突變的手法正是基於現實階級鬥爭的複雜多變，它反映了在敵人殘酷統治下，從事革命鬥爭的艱鉅和複雜。

這部作品是小林多喜二在從事革命活動的匆忙之中斷斷續續完成的，缺乏細緻潤色，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些地方敍述過多，另一些地方又有些粗略，交代不清，尤其在反映現實廣度上更顯得薄弱一些；而在“我”與笠原關係的描寫上也有些不當，有損主人公“我”的形象完美。

《黨生活者》是日本無產階級文學傑作，在日本現代文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宮本百合子在《小説讀法》中指出，它是“真正的布爾什維克式的革命作家細緻再現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生活的最早的作品”。這部作品仍在人民之間傳誦，激勵着革命人民為自身的解放事業進行英勇鬥爭。

小林多喜二與中國進步文學界有較多交往，對中國現代文學有一定影響。

早在1930年初，夏衍以筆名“若沁”在《拓荒者》第一期上發表《關於》一文，這可能是中國文學界對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最早評介。文章寫道：“假使有人問：最近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傑作是什麼？那麼我們可以毫不躊躇地回答：就是《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的作者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文末還強調説：“我們可以大膽地推薦：《蟹工船》是一部普羅列塔利亞文學的傑作。”

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脱稿於1929年3月，起初在期刊《戰旗》上連載，同年9月出版單行本。

1930年春，魯迅主編的《文藝研究》創刊號（1930年2月15日出版）上就刊出了《蟹工船》的出版預告：“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學，迄今最大的收穫，誰都承認是這部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在描寫為帝國主義服務的《蟹工船》中，把漁夫縛死在船欄上，這一工船專為自身利益寧願犧牲求救的別一工船的數百性命，這種悽慘的場面中，驚心動魄地顯示出了兩大階級的對立。”

1930年4月，陳望道等主持的大江書鋪出版了潘念之譯的《蟹工船》，不久即被國民黨反動當局以“普羅文藝”的罪名密令查禁。

《蟹工船》的出版，在中國讀書界產生了積極而熱烈的影響。王任叔在《現代小説》三、四月會刊上發表了《小林多喜二底》，予以評介與推薦。《中國新書月報》等刊物上也刊載了評論文章。中國許多作家也熱心譯介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如郭沫若就翻譯了《“替市民”》（刊《日本短篇小説集》，商務印書館，1935年3月初版）。

小林多喜二突然慘死的消息震動了日本工人階級和文化界。全國各地工農組織不顧軍警特務的阻攔和破壞，紛紛舉行追悼和抗議集會。由日本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等團體組成的治喪委員會，發表文告揭露日本反動政府殺害小林多喜二的實質是“為了擴大侵略中國的戰爭和狂熱地準備反蘇戰爭”。

世界人民聞訊後，也紛紛致電哀悼。魯迅先生在唁電中説：

小林多喜二雖死猶生。作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他無愧於時代。他為無產階級解放事業英勇奮鬥的革命精神永存；作為一個作家，他不愧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旗手，為世界人民創造了一筆殷實的精神財富。他犧牲後，天皇政府將其作品列為禁書。戰後，日本人民為他出版了《小林多喜二全集》，並在他的故鄉和小樽市分別樹起紀念碑。

小林多喜二的一生是很短暫的。被敵人殘害時還不滿30歲，但他短短的一生是共產主義戰士為階級解放事業奮鬥的一生，是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旗手的戰鬥一生。在這短短的幾年之間；在創作上，也經歷了在不斷努力探求之下，形成剛健、質樸、奮發向上的革命戰鬥精神的革命現實主義風格的過程。小林多喜二刻苦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密切聯繫自己思想實際，嚴格解剖自己，努力改造世界觀，積極投入階級鬥爭的實踐；在創作上，不斷探索，不斷革新，緊緊抓住工農革命的重大題材，深入工農，與工農共命運，歌頌、描寫日本無產階級革命鬥爭。正像他自己在《片斷談》中所説：“我和‘現實’勞動着的工人在一起的……至少我是和工人一起成長的。”作為日本無產階級先鋒戰士的代表，他的成長和創作與日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融為一體。小林多喜二的無產階級文學業績和他的高貴品質，是日本人民一份珍貴的革命遺產。

在藝術上，雖然由於小林多喜二受到當時片面強調無產階級文學只描寫集體形象而不刻畫個別人物的理論影響，在《蟹工船》中沒有塑造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革命工人形象，造成了藝術上的欠缺。但瑕不掩瑜，《蟹工船》仍不失為日本文學史上的瑰寶。它一出版，立即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評論家們認為它不僅揭開了蟹工船的黑幕，而且觸及了現代日本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讚譽作者是“日本的辛克萊”。

1927年，小林多喜二和田口瀧子在日本生下小林志雄。一個月後，田口離開小林，忙於革命的小林將兒子交給好友田島女士撫養。“田島很慈祥，我小時候一直以為她就是媽媽。”

1933年2月，小林多喜二因遭毒打犧牲在獄中，年僅29歲。同年7月，5歲的小林志雄被廣東人張漢丞從日本秘密帶到四川省富順縣教書先生鄧廉家中並被改名為鄧佑仁。後來，鄧廉親自把當年小林安排兒子到中國的信件及田島女士的信件翻譯成中文交給鄧佑仁保管。然而，1959年，一場大火將所有信件燒燬。1949年，鄧廉病逝，鄧佑仁離開了鄧家。1954年，鄧佑仁進綿陽花紗布分公司工作直至退休。

在鄧佑仁對兒時的模糊記憶中，父親總是那樣來去匆匆。

特殊身份使小林多喜二無暇照顧這個獨子，就將鄧佑仁送到了新宿區一家幼兒園寄看。

老人講，父親留給他的印象，除了生活辛勞外，就只剩下慈祥温和了。

老人表示，他僅見過母親兩三次面。

“如果父親在日本還有親人，您想去找嗎？”一聽這話，老人差點哭出來：“怎麼不想？可沒憑沒據又怎麼找呢？”

記者隨後聯繫上日本駐北京領事館。一位負責人稱，像老人這種情況，必須先到重慶市（該市有日本領事館）公安局申報，經過調查確認後再上報公安部，之後再由中日雙方政府派人進行核查，在證明其確係日本在華遺孤後再予以援助返國或是幫忙尋親。

對日本文學有專攻的知名學者許金龍先生獲悉此事後極度驚訝。許金龍表示，他曾專程去小林多喜二出生的北海道小漁村看過，也和日本的同行們探討過，但卻從未聽説過小林先生有過愛人和兒子。“如果確有其事，那這件事意義重大。”

許金龍稱，“小林多喜二的妹妹還在世。不過，鄧先生的母親不應該叫田口，應該隨夫姓小林才對啊，但也有可能是因為她並沒有和小林先生結婚。”許金龍認為，必須證實鄧佑仁確係小林的後人，才能考慮為其牽線搭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