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春秋

故事發生在1927年至1936年間的海島小城廈門。“九一八”事變後，《鷺江日報》副刊編輯吳堅在鬥爭中加入了共產黨。生長在農村的石匠兒子何劍平加入了共青團。1933年春，組織決定派吳堅到漳州任《漳聲日報》主編。何劍平與黨組織負責人、排字工人李悦，在廈門搞地下印刷所，辦民眾夜校，宣傳抗日，女學生丁秀葦也加入了他們的行列。閩東遊擊區來的陳四敏也以數員身份為掩護，組織領導了“廈聯社”，開展抗日宣傳工作。因叛徒出賣，四敏、李悦、劍平先後被捕入獄，吳堅也被捕押到廈門。主管審訊的是吳堅當年的“結拜兄弟”、“藍衣社” 特派員、偵察處長趙難。他一方面軟化吳堅，另一方面又利用因政治無知誤入偵察處當小書記員的林書茵與吳堅的舊情打動吳堅，結果均遭失敗。林書茵在吳堅的教育下覺醒，成了與獄外黨組織聯繫的聯絡人。為了營教獄中的同志，黨組織領導了越獄鬥爭。在越獄中，四敏獻出了生命。吳堅、劍平、秀葦安全脱險。林書茵也逃出“魔窟”。 ^[2] 

1930年，高雲覽目睹了中共地下黨所組織的“廈門劫獄事件”，此次劫獄鬥爭大獲成功，拯救了40多名中國共產黨成員。並消滅了20多名敵人。高雲覽目睹了這一驚心動魄、震撼全國的劫獄事件，遂萌生了“把這個事件化成筆端下的文字”的想法。恰巧，中共黨組織派地下黨員傅樹生交給高雲覽一本記載着劫獄事件的油印材料，囑咐他寫成小説，使他深受鼓舞。 ^[1] 

1929年秋，高雲覽懷揣着傅樹生交給他的材料，偕妻子躲到同安馬巷，一邊在啓智學校教書，一邊以廈門劫獄事件為線索，勤奮筆耕數月，於1931年7月完成了描寫革命地下工作的處女作日記體中篇小説《前夜》。1930年8月10日，該小説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單行本。在小説《前夜》中，雖然廈門劫獄鬥爭只是作品情節的一部分，並未成為貫穿小説的主線，但卻為後來《小城春秋》的創作做了一次演習。

因高雲覽對其以前寫的中篇小説《前夜》不滿意，他於1952年春開始動筆，在《前夜》的基礎上重新構思，精心擬定了《小城春秋》寫作提綱，並蒐集有關黨史資料，精讀了《紅樓夢》等文學名著。經過歷時一年的勤奮筆耕，他於1953 年末完成《小城春秋》初稿，在創作期間他除了常向天津的魯黎、陳元寧、李離等作家徵詢意見，還經常上北京和張楚琨暢談小説的構思，請教前輩阿英、胡愈之等，3年多的創作，前後六易其稿，最終《小城春秋》於1956年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 ^[1] 

何劍平是個政治上不夠成熟，但卻忠於黨的成長英雄。他性情耿直，還不善於深思熟慮，不懂得運用革命策略和戰術，也不能靈活團結中間分子，但他有着堅定的革命決心，在敵人面前、在監獄和刑場上堅強不屈，英勇鬥爭，對革命和黨忠心耿耿。在加入共青團後，他急切地想研究理論，從吳堅那裏拿到《辯證唯物法》和《國家與革命》後，像走進一個新發現的大陸。他天天讀書到深夜，碰到疑難問題，就走去敲吳堅的門。學習起來連做夢都在辯論。因為接受了無產階級真理，當吳堅把另一地下鬥爭的革命領導人殺父仇人的兒子李悦介紹給他時，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很快就以革命為重，向以前的仇敵伸出友誼之手。不僅如此，在李悦的父親殺父仇人李木去世出殯那天，還親自去執紼，他叔叔何大雷因貪圖富貴，不勞而獲，做起了歹狗頭，加入了日本籍，做了漢奸走狗。何劍平不認他做叔叔，跟他一刀兩斷，乃至得知叔叔被殺的消息，照樣吃麪線，而且還不樂意看見伯伯為叔叔的死那樣悲傷。但隨即在他把叔叔的死撂到一邊，滿心歡喜地到李悦家見到李悦的女兒小季兒的死亡時，何劍平卻難過得説不出話。在對待親人敵人和仇敵同志的強烈對比中， 成長英雄何劍平大憎大愛的革命情懷得以突現。何劍平被捕後在獄中與敵人進行了英勇頑強、不屈不饒的鬥爭。在越獄鬥爭中頑強拼搏，勇敢鬥爭，關心同志，一心為革命事業，表現出革命者的崇高品質。 ^[3] 

四敏謙恭和藹、待人寬厚，是一個比較深沉的英雄形象，他懂得怎樣爭取劉眉，怎樣領導廈聯社工作，怎樣分析書茵不是特務；問題看得深一些，事情做得穩一些；缺點在於他也免不了犯了一般書生所常犯的温情主義，這種毛病使他對待墮落分子周森鑄成了大錯，從而使得同志們紛紛被捕，整個局面陷入被動而緊張起來。李悦不止一次地提出周森愛吹愛拉，風頭主義，擺老資格，作風不正派。他要四敏經常對周森進行嚴厲批評。四敏卻認為李悦有偏見，婉轉地替周森辯護。他説周森所以會有那樣的作風，是因為他應付複雜環境的緣故，不能求全責備。小説對四敏的“温情主義”刻畫得非常生動。比如説他喜歡小動物，別人家的貓偏都喜歡他，在他身上蹭來蹭去跟他非常親熱。正是這種細節的描寫，構成四敏“温情主義”性格的鋪墊，使這個人物形象較豐滿、立體。四敏與劍平、秀葦的感情糾纏在整個小説中是佔有較大比重，四敏的感情世界：對妻子的愛與思念、對秀葦的不由自主的吸引、對劍平的同志間的友誼，在最後為了劍平順利逃走而跳海犧牲，使得四敏成為一個有情有義的英雄。 ^[3] 

丁秀葦是一個天真熱情、年輕純潔、有正義感，但還有些幼稚、漠視風險的成長英雄形象。她從愛國熱情出發，參加了“九一八”二週年遊行示威並公開演講，參加廈聯社工作，寫救亡詩，演救亡劇，在黑鯊等人準備暗殺劍平的關鍵時刻及時幫助劍平脱離險境，一直與地下鬥爭的革命者接近而不自知。在地下革命者的長期考察和培養下加入了共青團，參加了地下鬥爭的革命工作。在監獄中與趙雄鬥智鬥勇，堅貞不屈的以“潑辣貨”的姿態對待敵人。丁秀葦的成長即是一個熱情愛國的小資產階級女性在黨的培養下的成長過程。 ^[3] 

吳七從小就練把式，學打槍，苦磨到大。鄉里有械鬥，當敢死隊的總是他。他殺過人，掛過彩。鄉里人管他叫神槍手，又叫鐵金剛。因為他身材長得特別高大，人家總笑他站起來是東西塔，躺下去是洛陽橋。因為打死打死一個逼租的狗腿子逃亡來廈門，他力大如牛，食量酒量都驚人，敞開吃喝，飯能吃十來海碗，土酒能喝半罈子，三個粗漢也抵不過他，本地的流氓個個都不敢跟他作對，背地裏罵他、恨他，可是又都怕他。他不懂何建平和他説的那些“宣傳”還有“喚醒羣眾意識”的大道理，只知道誰是漢奸他就殺誰，但是他喜歡何劍平、吳堅這些“好小子”，喜歡聽紅軍的故事，因自身的階級出生和生活經歷，有革命的自覺意識。他為共產黨做了不少工作，共產黨信任他、教育他，慢慢地把他打抱不平的鬥爭轉化為階級鬥爭，最後引導他成為一個階級戰士。 ^[3] 

吳堅是書中成熟英雄的代表，他是深刻理解和運用黨的策略，在行為和心理狀態上比較老練的黨的地下工作者的革命者想象。

一個典型的特徵是，吳堅曾帶領劍平參加“鋤奸團”的工作並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勝利，但他總覺得缺少一個什麼中心。在加入中國共產黨後，才認識到摸準了方向，決定一輩子走這條路，在學習政治理論時耐心引導劍平，就像一個溺愛弟弟的哥哥。動員吳七參加地下鬥爭的過程中，他同樣也表現得耐心細緻：“彆着急，總有一天他會走上我們這條路來的。咱們得等待，耐心的等待。”被捕後在與趙雄的周旋中，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他總能撥開層層煙霧，利用趙雄的勸降，提出一些關於“改善監獄待遇”的建議，為越獄作準備；在趙雄的鴻門宴時，“吳堅喝得很少，他不能不提防自己喝醉了失言。清醒的冷眼瞧着酒後發牢騷的趙雄；在趙雄欺騙他被無條件釋放，要他寫個自新書時，作者再一次刻畫了這個成熟英雄的形象：“吳堅淡淡的吸着煙，好象已經把適才的給撂在腦後了。他望着從他口裏吐出來的煙霧，臉上有着一種瀟灑的、泰然的、置死生於度外的寧靜神情。”遇見以前的愛人林書茵保持高度警惕；在獄中執行領導工作比較細緻，暗中就已經把監獄的詳細情況調查得一清二楚，令獄友們敬佩不已。 ^[3] 

李悦和吳堅一樣也是作者刻畫的成熟英雄的代表。他在眾多英雄想象中威信很高，即便是莽撞俠義的吳七隻要聽説是李悦的意思也會心悦誠服。李悦的英雄行為還表現為對負面形象的鑑別上，小説裏每次一提周森他就皺眉頭。比如，四敏問李悦要不要跟周森直接會面，李悦拒絕説：“這個人太浮，我不能見他。”並且強調，“記着，就連我的名字，也別讓他知道。”對這一個“關係密切”的同志還小心提防，四敏認為李悦過分。但事實證明，李悦的小心是完全正確的。又如，劍平的伯母不小心説出鋼版是他的之後，他安慰田伯父，還囑咐説：“要是金鱷再來追問那塊鋼版的事，叫田伯母改口説是劍平當教員用的東西，她因為捨不得給拿走，才説是別人的。”後來也正是因為這個改口的口供這一預置性的細節，才使得李悦從獄中釋放，從而繼續在獄外領導組織，使眾位英雄成功越獄。 ^[3] 

《小城春秋》以劫獄為線索，表現黨領導下革命者的英勇鬥爭，把大劫獄作為構成作品矛盾衝突的中心事件。表現了20世紀30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風貌，描寫了一羣具有愛國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風格的英雄兒女的形象。在小説裏，作者通過一系列驚心動魄的情節塑造出許多各具個性的人物形象。 ^[4] 

作品生動地展示了抗日戰爭前夜一代愛國青年的戰鬥圖景，頌揚了共產黨人崇高的革命氣節，小説在頭三章簡略地描寫了主人公李悦和何劍平等先輩在帝國主義、地主、官僚、兵匪的愚弄欺詐下，家破人亡的不幸遭遇，早年何族鄉鎮鼠疫流行，族主藉口李族新建的祠堂傷了何族祖宅龍脈，便勾結官廳與李族挑起械鬥，劍平的父親被李悦的父親李木砍死。李木逃走途中被販賣到荒芭島上，給荷蘭、美國殖民主義者開荒種煙；八年苦役，死裏逃生，帶着殘廢的身軀奄奄一息地回到廈門，卻又被何劍平的叔父打死，這就是老一輩人的悲慘命運！新一代成長起來，時代變了，何劍平、李悦相逢在革命隊伍裏。在黨團組織的教育下，他們認清了誰是殺害他們父輩的兇手，成了親如手足的同志；為埋葬舊世界，剷除真正的仇人，他們願意獻出自己的生命，在獄中，他們經受了種種考驗，經常用涅克拉索夫的詩句“你為事業流血，事業長存，你雖死猶生”鞭策自己，堅信革命必勝。獄中常常響起他們悲壯的歌聲：“把你手裏紅旗交給我，同志，如同昨天別人把它交給你。今天，你挺着胸脯走向刑場，明天，我要帶它一起上戰地。讓不倒的紅旗像你不屈的雄姿，永遠鼓舞我們前進，走向勝利。等到有一天黎明趕走黑夜，我們要把它插在陽光燦爛的高地。望見它迎風呼啦啦的飄，像望見你對着我們歡呼揚臂。啊，同志，我們將永遠歌唱你的不朽，歌唱你帶來的自由、幸福和勝利。”這是一首共產黨人的正氣歌，也是貫穿作品的主題歌。正是這種意志和信念把千百萬英雄兒女聯結成為一個不可戰勝的集體。 ^[5] 

《小城春秋》的歷史動機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民族情感分不開的，而這種情感必然會促使作家在寫作時，自覺地選取為國家書寫的立場，主動與政府的意志達成一致。

這種強烈的歷史感在《小城春秋》中，是同時被作為一種美學效果昭示出來的，它主要顯現於人物的性格刻畫上。那就是視深沉、成熟為最有魅力的個性，與之截然相反的活潑及天真則遭到冷落；即使如秀葦這樣一位年輕而可愛的女性也無法因此得以破例。借劍平的眼睛，我們不難發現這一點：“秀葦的語氣充滿着年輕的熱情和漠視風險的天真。劍平喜歡她的熱情卻不同意她的天真。他想，起碼他何劍平是不能像丁秀葦那樣，把世界想得如此簡單的。”其實，通過劍平第一次打量秀葦由其身上觀察到的那麼“一種粗野的、清新的、單純的美”，就已經可以看出無論在形象抑或性格上，秀葦都是缺乏“歷史感”的；這種“歷史感”只有在她投身革命洪流、經受血與火的洗禮之後才能夠逐漸獲得。而整部作品中只有吳堅和四敏兩位黨的工作者在個性上是一開始就被認同的，因為他們剛露面時所表現出的深沉與成熟表明了他們是擁有“歷史感”的，也因而是充滿魅力的。

除了強烈的歷史感以外，《小城春秋》裏還瀰漫着濃烈的暴力崇拜情緒，而這反映出來的正是“國家的文學”這一內涵中的普遍性要求，卻不再單純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文學”所獨有的現象；因為，暴力並不取決於國家的類型，它“是國家所固有的性”，國家本身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機器”。在《小城春秋》中暴力崇拜傾向常常成為引以驕傲的流露，此點在四敏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這樣一個“溺愛一切幼小生命”、“從來不打死那些爬過他桌面的螞蟻、蟑螂、壁虎，或是從窗外飛進來的蛾子”、“有時，就連花匠燒死那些殘害花木的害蟲，他也覺難受”的四敏，在講述其殺人經歷時，語氣裏竟洋濫着自豪之情，四敏在面對敵人時，一反常態地摒棄了天性中的仁慈。 ^[6] 

《小城春秋》體現為國家性文本的一個明顯特徵是：未來主義的思維方式。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國家理論資源來源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認為“隨着階級的消失，國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眼下的一切都只不過是暫時的過渡階段，人類必將走向未來的共產主義大同境界。基於此種理解，未來才是最為重要的，未來的可能性經過權威理論的論證從而被定格為此在的真實性，即以真實性面目存在於現實的可能性。也就是説，這種真實性的實質仍然只不過是一種可能性。

在“國家的文學”這一境域裏，對於作家來説，寫作是發生在公共空間之內的，所有主題均被公開化、國家化了，即使是愛情這個最講究“排外性”、“私人性”的主題也不能例外；而對於文本中的主人公而言，他們亦經常是活躍於私人空間之外的，習慣以一種國家或民族的公共化身份來料理一切事務，包括個人的情感事件。書中人物的愛情是以民族的情感作為前提的，愛的火花在他那裏必須靠共同的民族事業來點燃，也無一例外。這種情感依循人之常情的邏輯是不具有説服力的，它只能由階級的那個維度才能獲得合理的解釋。

愛情在《小城春秋》中的出發點已不再是純粹的個人的身體，而是個人所屬的國家的身份。不難發現，這一文本中的愛情幾乎全與花前月下的私人空間無緣，最常見的是在戰鬥崗位這一國家公共空間裏。此時的愛情與愛國主義及民族主義之情是緊緊膠着於一體的。

不僅僅愛情如此，友情、親情亦然。劍平本與李悦相視如仇，李悦的父親曾在兩族械鬥中殺死了劍平的父親。但當二人在共同的民族事業中遭遇時，彼此之間的私人宿怨很快化解，並轉嫁成公開的階級仇恨；殺父兇手也由個人代之以階級。公共空間裏的相同身份使創平不得不以民族的精神血緣來重新定義家族的倫理關係。

作為一個“國家的文本”，《小城春秋》所承當的是與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利益息息相關的宏大敍事，因而它有理由對“個人的文本”所關注的別一空間説不。 ^[6] 

由於作者鬥爭經驗不足，不熟悉黨的地下鬥爭，寫大劫獄時藉助想象成分未免過多。作品最後寫到吳七鳧水逃亡，秀葦被押途中遇救，也顯得牽強。在人物描寫上 ，對於李悦這樣工人出身的革命領導者，塑造得不如知識分子成功。 ^[4] 

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文學評論家馮牧：《小城春秋》與《青春之歌》一樣，一南一北，互相輝映。” ^[1] 

國僑聯副秘書長、中國華僑歷史學會會長張楚琨：它反映了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中國一角的革命鬥爭，塑造了一羣其有愛國主義思想和共產主義風格的英雄主義的形象，歌頌了中國共產黨員和愛國人民的高貴品質。 ^[7] 

1981年4月，《小城春秋》被福建電影製片廠改編拍攝成同名電影，公映全國；1995年5月，電影《小城春秋》入選中國電影90年十大名片之一。 ^[1] 

高雲覽（1910—1956），出生於福建廈門一個開小酒店的華僑家裏。幼年時家中生活貧苦，小學畢業後失學兩年，中學一年是他的全部學歷。在上海曾加入左聯。1937年，高雲覽離開廈門，前往新加坡，長期在新加坡、馬來西亞從事進步文化活動，曾得到華僑許東亮先生的幫助。新中國成立後，高雲覽把他在海外經營的公司連同輪船資產全部無償獻給國家。1956年高雲覽得腸癌，英年早逝。半年後，以廈門破獄鬥爭為背最的遺著《小城春秋》正式出版。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