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症治療

對症治療是指用藥物改善疾病症狀，但不能消除病因，也稱治標。

《黃帝內經》雖然沒有對症治療一詞，但並沒有迴避對症治療的應用。《素問·標本病傳論》和《靈樞·病本》論述的治療原則中，既有“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等“治其本”治則，同時也列出了“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小大不利治其標”的“治標”原則。“治其標”的實質就是例舉“中滿”和“小大不利”這3個症狀的對症治療。《珍珠囊補遺藥性賦》進一步闡釋:“若有中滿，無問標本，先治其中滿，謂其急也;若中滿後有大小便不利，亦無問標本，先治療大小便，次治中滿，謂其尤急也。”

在《神農本草經》中，如車前子“止痛，利水道小便”、茯苓“止口焦舌幹，利小便”、澤漆“主治皮膚熱，大腹水氣，四肢面目浮腫”等對症治療的論述比比皆是。

《傷寒論》318條四逆散的方後注有:“咳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金匱要略·痙濕暍病脈證治》防己黃芪湯條下有:“喘者，加麻黃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以上內容説明，醫聖也沒有迴避對症治療。仝小林指出:“張仲景這種對症治療、急則治標的思想，實際上與現代急症治療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在現代臨牀中，對症治療也是臨牀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

《金匱鈎玄》中有言:“諸喘不止者，用劫藥一二貼則止之，劫藥之後因痰治痰，因火治火。”更可謂是關於對症治療的精闢示例。

臨牀上，無論中醫證候或中醫、西醫的病名，對於患者而言，都是醫生的主觀思維對疾病現象進行區分的“符號”，患者最大的願望和要求，是想盡一切辦法儘快解除自身的痛苦症狀[4-5]。患者的症狀，有些不一定是主訴，不一定是疾病或證候確定的主要依據，但卻是患者的主要痛苦;有些症狀的緩解與否，與疾病的預後甚至沒有絲毫關係，但卻為患者及其家屬的主要訴求;有一部分案例，審不清是何因，診不明是何病，辨不準是何證，可選擇的也僅有緩解症狀的對症治療。如癌症晚期，可能病因清楚、病名確切、證候清晰，我們卻無能為力，無論中醫或西醫，對症治療當為首選。如發熱患者，體温超過39℃會嚴重影響人體生理功能，立即採取退熱措施在所必然。針對“疾病本質”的治療固然重要，無奈地“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卻難以迴避，雖為權宜之法，但必不可少。

病因、病機、證候、症狀，是從不同角度對一種疾病或一個患者的認識和反映，所以才有審因論治、辨病論治、辨證論治、對症治療四種不同的診治模式。四者既具有相互關聯性，又具有相對獨立性，“四維一體”才是中醫學完整的診治體系。通過審因論治、辨病論治、辨證論治，症狀能夠迎刃而解不可否認。然而，醫學的發展永遠沒有盡頭，很多疾病的病因明確，病機不一定明確;證候典型，病因不一定清楚;有些病因、病機、病名皆瞭然，卻來不及應用針對“疾病本質”的措施。如面對急、危、重症患者，及時的回陽救逆、清熱、鎮痛、抗驚厥等對症治療，可能比其他診治模式需要得更迫切。況且，有效的對症治療，不僅可以解除患者的痛苦，贏得患者的信心;同時使機體處於相對有利的狀態，為解除疾病贏取了時間。對症治療與其他三種治療模式沒有本質的衝突，不是對立的，而是中醫診治體系中不可或缺的。完善中醫診治體系不僅不可迴避對症治療，還需要更加深刻地加以認識和深入探索 ^[1]  。

對症治療主要運用於以下3個方面 ^[2]  ：

治未病有助於把握疾病診治的主動權，節省醫療費用，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戰略意義。疾病是一個連續性的不斷變化發展的過程，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疾病處於量的積累的萌芽狀態時，及時辨識先兆症，並作針對性治療，常常能使“上工救其萌芽”落到實處。健康、亞健康和疾病是一個無法截然分開的連續體。西醫重病理變化，重器質性病變，在臨牀上有許多將會導致不可逆病理改變的徵兆，由於達不到相應疾病的診斷標準而常可能被忽略。中醫重視功能變化，長於功能調節。中醫的證具有功能性，證的這一特性，使中醫長於在尚未發生明顯器質性改變之前，通過對疾病萌芽狀態的先兆症進行辨證論治，調整異常功能狀態，有效地阻止疾病的發生。如《張氏醫通·中風門》記載張石頑以健脾化痰法，治療沈某中風先兆，以除類中之虞，並獲良效。《續名醫類案·中風》記載龔子材治桑某中風先兆，囑病人每年服藥1料，長期堅持，終未發病。

疾病發生以後，審察疾病傳變的先兆症，根據疾病基本病機的演變規律，及時進行先證而治，防微杜漸，以安未受邪之地，有助於既病防變。如朱良春指出：“熱病用附子，要見微知著，如果出現四肢厥冷、冷汗大出、脈微欲絕、口鼻氣冷而後用之，即置患者於姜、附桶中，亦往往不救。”正當病人高熱、神昏、煩躁、脈數呈一派邪熱壅盛之證時，若見舌淡潤嫩胖，口渴欲飲，或但飲熱湯，或面色蒼白，或汗出、四肢欠温，或小便色清，這些先兆症雖從辨證角度尚難辨為陽虛證，然朱良春從熱病獨特的個性出發，善於通過先兆症發現病、證潛在的變化趨勢，認為當及時使用附子於辨證方中，以截斷病勢，避免亡陽厥脱之變，反對守株待免式地等待陽虛證、亡陽證的顯化、典型化後才用温陽藥。

一方面，疾病主症的不同與變化，常常提示病機側重點的轉化，治療的重點與方法也常常隨之改變。如冠心病以心悸為主症時，常反映心腎氣陰虧虛，心神失養為主要病機，治療需以養心安神為主。冠心病以胸痛為主症時，常反映痰瘀痹阻心脈，治療當以豁痰化瘀、通絡緩急為主。可見治病要善於抓主症，要重視研究不同主症在同一疾病中產生的機制，使治療更加有的放矢。還要重視研究每一主症的表現形式、輕重變化及其與疾病病理演變的關係，以提高對疾病的辨治能力。另一方面，對於急症，當急則治標。張仲景臨證善於先治標急症，後治主病主證，體現出病證癥結合論治的靈活性，對臨牀正確運用對症治療頗具指導意義。如黃疸病之病機主要為濕熱內藴，法宜清利濕熱，由於證有濕盛、熱盛、濕熱俱盛之殊，故治有茵陳五苓散、大黃硝石湯、茵陳蒿湯之分。若黃疸誤治變噦者，施以小半夏湯，是為呃逆而設；“諸黃，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是為痛、嘔而立。二者皆對症治療。權宜之計，意：芷解決主要矛盾，非治黃疸專方，待呃逆停，痛、嘔止，再辨病證而施以方治。重視發現新的特異症狀，尋求新的對症治療方法。有助於增強中醫應急處理能力，在急症救治中尤有意義。再者，在辨病辨證基礎上，針對疾病主症或重要症狀，加用某些特異性較強的藥物或方劑，進行必要的對症治療，“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使症狀得到緩解或消除，有利於加強治療的針對性，減輕病人痛苦，提高療效。如頭痛用川芎，頭暈選天麻，牙痛加細辛，鼻塞取蒼耳子、辛夷等，進行專症專藥加減治療。或加用專症專方，如嘈雜、吞酸加左金丸，痙攣性疼痛加芍藥甘草湯，經行量多加二至丸等。

根據藥理研究，對某些病理改變或指標，加用針對性較強的藥物，實際上也多是對症治療。值得一提的是，參考中藥藥理用藥，必須注重運用中醫理論和思維，在辨證論治的指導、配合下使用。《醫學源流論·方藥離合論》指出：“方之既成，能使藥各全其性，亦能使藥各失其性......若夫按病用藥，藥雖切中，而立方無法，謂之有藥無方”。若一味按藥理堆砌藥物，則難以適應病證的具體情況與患者個體差異，且可能虛虛實實，產生一定的毒副作用。例如，治療小兒厭食症，若單純用“高鋅”的牡蠣等藥物組方，其療效既不如辨證論治複方，也不如西藥鋅製劑。再如，現代藥理學研究證明，地龍的有效成分具有平喘、抗過敏及抗凝作用，適用於哮喘的臨牀各期，但地龍之性味鹹寒降泄，單味應用時，若以常規劑量(6～9g)，難顯平喘定哮之效，若加大劑量，則副反應率亦高。按中醫理論結合辨證用藥，製成複方使用，則副作用明顯降低，療效顯著優於不辨證者，且擴大了適應症，可用於寒喘、熱喘或痰喘。若將中藥藥理作用與其性味功用結合起來，在辨證論治原則指導下選擇適當的辨病對症專藥不失為有效之舉。如川烏、桂枝、寒水石、虎杖、忍冬藤、蒲公英均能糾正血沉、抗“O”、黏蛋白這三項指標，治寒濕證可用川烏、桂枝，治濕熱證宜用寒水石、虎杖、忍冬藤、蒲公英。此外，由於人與實驗動物之間存在差別，對動物有效的中藥不一定對人體有效，需在臨牀實踐中不斷檢驗與探索。

在明確疾病基本病機的前提下，辨證論治時，需注意對兼症的識別與治療，因為兼症雖非矛盾主要方面，但次要矛盾的解決有助於主要矛盾的解決，況且兼症可以在一定條件下上升為主要矛盾。對兼症的治療，除了常規的對症治療外，常常需要通過辨兼證，加減用藥。及時、恰當地處理好兼症，能使治療既突出重點，又兼顧一般，從而為病證結合論治的順利開展創造良好的條件。例如張仲景在抓住主症基礎上，進行辨病、辨證，以確定主治方劑，最後還要對兼症、或然症作隨症加減，使治療更加細緻綿密，具有較強的針對性和全面性。如四逆散證之或然症的病機雖然均以肝氣鬱結為主，但反映主證病機已涉及其他臟腑等部位，故需兼顧不同病位之病變，作隨症加減，如“咳者，加五味子、乾薑各五分，並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

對症治療對於防治未病，增強治療的針對性和全面性具有現實意義，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然而。症狀畢竟是疾病的現象，機械地見症治症，不但難以取得良好效果，而且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有時甚至貽誤病機。同一症對不同病的診斷價值不同，同一症在不同病中的預後、治療方法與療效也不同。對於絕大多數症。中醫又常缺乏特異性方藥，因此對症治療，必須結合辨病和辨證，在明確疾病診斷與基本病機的基礎上。作必要的對症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