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古中國

在中國的西南邊陲，曾經有一個名為“滇”的古代王國。在總共一千五百多字的《史記·西南夷列傳》當中，司馬遷竟然用了六百字來記錄古滇國，形容它“耕田有邑聚”“肥饒數千裏”。滇池是中國西南地區第一大湖，數十萬年前，滇池附近就有了穴居的古人類。新石器時代，更多的人口會聚於此，逐漸形成古滇人的早期部落。現代的考古人和歷史學者仍然在為揭開古滇國的層層神秘面紗而不斷探尋。

尋找古滇國真實存在的證據，是考古人幾十年如一日的追求，二十世紀五十年代，雲南考古人在清理一座古墓葬的時候意外地發現了一枚小小的金印。這枚金印，重量九十克，四邊完整無損，印身被一條小蛇盤踞，蛇眼熠熠發光。這枚金印的出土，轟動了當時國內外的考古界，它就像一把金鑰匙，打開了已沉睡千年的古滇文化寶庫之門，也揭開了古滇國的探尋之路。

營盤山遺址出土的陶塑人面像，是一件5000年前的陶塑藝術珍品，小巧精緻、表情傳神。考古學家通過造型考證、碳同位素分析、顱骨測量等方法，溯源古蜀先民的容貌、食物和遷徙軌跡。

從1995年開始，成都市中心100公里範圍內陸續確認了8座新石器時代史前古城遺址，它們分別是寶墩古城、郫縣古城、温江魚鳧村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雙河古城和紫竹古城，以及大邑縣的鹽店古城和高山古城，這8座古城從距今4500年延續至距今3700年，其中，寶墩古城發現最早，因此，以寶墩古城為代表的8座古城及周圍眾多大小聚落遺址，考古學稱為“寶墩文化”。

自從1929年第一件玉器的出土，三星堆就吸引了一代又一代考古人員的目光。伴隨着大量青銅面具和奇異塑像的問世，四川廣漢也引發了人們對古蜀文明一波又一波的熱議。圍繞三星堆延續近百年的考古大發現，揭開了古蜀青銅時代巔峯時刻的層層面紗。

2001年2月8日，一座沉睡3000年的古遺址在四川成都西北郊外金沙村一處施工現場重見天日。經初步勘探，金沙遺址面積約5平方公里，存在大型祭祀區、建築基址區、居住區、墓地等重要遺存，出土文物數萬件，中國文化遺產的標誌太陽神鳥圖案的原型——太陽神鳥金飾驚現世人。

船棺葬是一種非常古老的葬俗，在古籍《蜀王本紀》中有這樣的記載：楚人鱉靈去世後，他的遺體從楚地溯江而上，到達蜀地後死而復生，後因治水有功，第四代蜀王杜宇將王位禪讓給他，鱉靈自此開創了古蜀的最後一個王朝——開明王朝。鱉靈死而復生的説法顯然只是神話傳説，但是船棺葬這種奇特的葬俗，在古代蜀地卻是真實存在的。成都平原一系列的考古發現，逐步地揭開了船棺葬的神秘面紗。

在中華文明起源、形成與發展的每個歷史時期，玉都留下了它神秘瑰麗的身姿。玉本藏於天地之間，最終被先民以慧眼和愛美之心從石頭中發現和分離出來，此後，製作成工具，雕琢成飾物，再賦予特殊的情感，玉不再是冰冷的器物，它成為了東方所獨有的文化表徵。從近萬年前開始，作為山嶽精英的玉就帶着遠古的温度，承載着先民的記憶，拉開了中國玉文化的帷幕，更成為中國一萬年文化史的重要見證。

上世界七十年代，在內蒙古高原上，一件龍形玉器意外被發現，經考證屬於紅山文化，並被譽為“中華第一玉龍”。讓我們透過一個個遺址和文物，揭開紅山玉文化的神秘面紗。

良渚古城遺址位於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瓶窯鎮，處在浙西山地丘陵與杭嘉湖平原接壤地帶，以山為屏，臨水而建，5300多年前起，中華先民在此安居樂業千餘年，他們創造了燦爛的文明，更是將玉文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峯。

考古發掘現場會有一些造型別致的玉器出土，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所發掘的這件玉器就是迄今為止獨一無二的“孤品”，它的頭部像豬首或龍首。除了這件，還出土了其它頗具特色的玉器，讓我們跟隨考古人的腳步，一探究竟。

從燦若繁星的部族聚落，到規模龐大的古城古國，伴隨中華文明的演進發展，小小的一塊玉，凝結着精神品格，逐步在中華大地不同區域、不同族羣間，構建起廣泛的文化認同。中華文明前行的腳步聲中，總有美玉相擊的悦耳之音。今天的玉文化依然深深根植於中華文明的土壤，成為每一位中國人不可替代的文化基因。

稻米，全球近半數人口賴以為生的主糧，並且孕育出以“稻作”命名的文明。然而考古發現表明，稻穀在一萬多年前還只是水邊野草的種子。當我們的祖先第一次走出洞穴，踏上曠野，意味着野果、鳥獸、魚類不再是僅有的食物來源，從此，不再把“生”的希望完全寄託於自然饋贈，而是開始嘗試主動創造。當第一粒稻種播撒進土裏，當第一座“村坊”照進陽光，當第一釜米香開始瀰漫，從仙人洞和吊桶環到上山，一望萬年，正是中華遠古先民開啓了農耕文化一個嶄新的發端，中國，也因此成為世界稻作文化的發源地。

井頭山是浙江寧波餘姚市一座海拔不到100米的小山丘，距離最近的海岸線有三四十公里。一柄在此出土的木船槳講述着遠古時代滄海桑田的故事。8000年前，井頭山緊鄰一片古海灣，生活在這裏的先民背靠江南大地，面朝浩瀚東海。在這裏，他們留下了嘗試耕作種植的蛛絲馬跡。

雙鳥朝陽紋牙雕、豬紋陶缽、黑陶器皿這些凝結着淳樸審美情趣和奇特藝術構思的藝術珍品，誕生於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浙江河姆渡是創造它們的遠古先民們生活過的地方。1973年河姆渡遺址第一次發掘，先民們的作品便震驚了世人，然而隨着發掘的深入，遺址第四文化堆積層中一些貌不驚人的植物遺存卻引發了中外考古界更大的驚歎。

2021年，在湖南澧陽平原一片稻田的土層下，考古人員發現了4000多年前人類耕作留下的犁痕和腳印。這一發現，引發了考古工作者進一步的追問與探究。

滾滾長江東逝水，從一萬年前的上山到5000年前的良渚，一代代種稻的人逝者如斯，一茬茬種下的稻青了又黃，在變與不變間，生髮於稻穀上的文明迎來“古國時代”。隨着更多考古發現的揭曉，考古學者們注意到了一個現象，在全國多處彼此相距遙遠的大型遺址中，都有稻穀的發現，原來只生長在長江流域及其周邊地區的作物，在交通並不發達的上古時代四處傳播。

江漢平原位於長江中游，湖泊星羅棋佈，河流交錯縱橫，從青藏高原一路奔騰而來的長江與眾多河流一道在這裏左右擺盪，浩浩前行。然而，我們很難想象數千年前這裏曾經屬於一個綿延千里的大湖羣，它有一個美麗的名字——雲夢澤。

2000多年前，雲夢縣叫安陸，是江漢平原上的一座小城。它先是屬於楚，後來歸了秦，它見證了秦國的統一大業，之後又隱沒於歷史的霧靄之中。直到40多年前的那個冬天，一次平常的水利工程，讓雲夢再次成為世人的焦點。雲夢縣這次震驚世人的考古發現，帶我們走進了那段深遠影響中國的歷史現場。

雲夢縣不大，它的面積在中國2000多個縣中毫不起眼，但它又像是一座大城，一座考古發現的大城。從1975年睡虎地考古發掘以來，這裏的出土文物之豐富，讓我們見識了2000多年前的社會圖景，雲夢描繪出了一幅秦的社會生活長卷，這是我們未曾見過的微觀歷史。

這是一個不斷給人驚喜的地方，從1975年睡虎地秦簡出土以來，雲夢縣的考古發掘工作一直沒有停過，至今已持續了近半個世紀。2021年雲夢縣又有震驚世人的考古發現，一顆牙齒，留下了先人遷徙的足跡。

雲夢縣位於江漢平原的東北部，而江漢平原古時曾是雲夢澤，3000多年前，楚國的先祖千里跋涉，從北方來到雲夢澤一帶。楚國先民視祝融為先祖，以鳳鳥為圖騰，渴望能一飛沖天，自由翱翔於天地。戰國中期，楚國進入全盛時期，在開疆拓土的過程中，楚國吞併了數十個國家和部落，海納百川，融會貫通，為楚國帶來文化上的空前繁榮。今天，在中國的遼闊大地上，來自56個不同民族的人們會懷抱着共同的夢想，在某一個時刻仰望同一片星空，脱口而出屈原2000多年前的慨嘆“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這一獨屬中國人的浪漫，能夠在2000多年前的雲夢找到註腳。多元一體，百川歸海，正是在各民族不斷融合的歷程中，中華民族構築起共有的精神家園。

黃河洛水交匯之地，亙古不變迎接朝陽東昇。而在幾千多年前，以河洛地區為腹心的中原大地，有了一個意義深遠的名字——“中州”。它是古九州之一“豫州”的別稱，地處九州之中。從那時起，“中”字便與這片豐饒的土地緊密相連。

河洛地區自古以來被視作“天下至中的原野”，奔騰不息的黃河水在這片開闊地帶放緩了原本匆忙的腳步，與洛河一起從容而耐心地滋養出沿岸的沃土。數千年前，正是在這片沃土之上，中華先民用汗水和智慧迴應自然的饋贈，書寫出一段農耕文明的美妙序章。

農業興，則百業旺。在史前河洛地區，農業生產的蓬勃發展催生手工業逐漸興起。一批聰慧的匠人自天地間取材，用匠心和妙手製作出功能多樣的陶器，建造起舒適温暖的房屋，學會養蠶繅絲，紡織絲綢。先民們的生活變得滋味十足，色彩繽紛。

河洛地區在五千多年前誕生了一個具有都邑性質的聚落——雙槐樹，雙槐樹遺址坐落於河南省鞏義市，東鄰虎牢關，西鄰黑石關，南依嵩山，北靠黃河。在這處遺址，考古人勘探發掘出117萬平方米的超大聚落，大小接近三個天安門廣場，這座史前都邑還擁有三重環壕、排布整齊的大型宮殿式建築羣以及專門規劃的四處墓葬區，彰顯着作為這一地區中心聚落的氣魄。雙槐樹遺址被認為是中華文明起源關鍵時期、關鍵地區的關鍵材料。

河洛地區所在的中原文化區被考古學者譽為中國史前文化“重瓣花朵”的花心。穿越歷史煙雲，不禁催人發問，史前河洛地區與其他區域之間究竟有哪些交流往來，兼收幷蓄的精神推動着中華文明以昂揚的姿態於此處向前邁進，而考古人也通過泥土與火的歡歌窺見了其中的痕跡。

山西省夏縣古稱安邑，因有史料記載，大禹曾在此建都，北魏時代的孝文帝便將其改稱為“夏”。1926年初春，一個頭戴禮帽，身着長袍的年輕人，騎着毛驢來到這裏，他就是中國考古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李濟。在途經夏縣西陰村時，李濟意外發現一個叫灰土嶺的土坡斷崖上夾雜着很多年代久遠的陶片，他興奮不已，果斷決定在這裏進行深入發掘，名不見經傳的灰土嶺就這樣成為中國人首次獨立開展科學考古的發掘地。

從2020年開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圍繞潁河流域展開新一輪考古調查，他們希望在這裏能觸碰到夏王朝的歷史輪廓。在複查河南襄城台王遺址時發現，台王遺址至少佔地30萬平方米，是一處中型聚落遺址，也就相當於一座夏代早期的中型城市。

東渠遺址位於山西南部，在歷史文獻中，多有晉南地區為“夏墟”的記載。此地距二里頭遺址有20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山西南部陸續發現了東下馮大型聚落、西吳壁冶銅遺址等遺存，因此有專家認為，山西南部是河南之外最重要的夏文化分佈區。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青銅器中，以青銅爵為代表的酒器，成為社會地位和身份的象徵。青銅爵、青銅斝、青銅盉等酒器，開始成為新的禮器組合。夏朝統治者為穩固王朝國家，用青銅奠定“以禮治國”的基石，以國家王權的力量控制銅礦資源。

位於二里頭遺址東北約6公里的偃師商城遺址與夏都二里頭的城市佈局有着異曲同工之處，方正的宮城外廓、排列有序的夯土基址羣、明確的功能分區，這一切都展示了商人對夏文明的繼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