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遲寺新石器時代遺址

尉遲寺新石器時代遺址位於蒙城縣許疃鎮畢集村東，是國內保存較為完整、規模較大、以大汶口文化為主的原始社會聚落遺存。考古工作者從1989年至今，在一萬平方米的範圍內，共清理出房跡78間，墓葬300餘座及大量的灰坑、祭禮坑等。出土各種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等珍貴文物近萬件，為研究皖北地區原始社會中、晚期的歷史提供了重要的資料。

這裏出土的大型紅燒排房式建築，是我國原始建築史上的瑰寶，無論是規模還是建築形式，均為國內罕見。一條寬20餘米，深4米多，南北長230米，東西寬200米的大型壕溝，把遺址的中心部分團團圍住，説明當時人們在長期居住過程中營造了必需的防禦設施。

大片的氏族公共墓地，是原始居民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反映，成人實行土坑葬，兒童實行甕棺葬，形成了迥然不同的埋葬方式，但頭向一致，説明當時存在着濃厚的原始宗教信仰。

尉遲寺遺址東西長約370米，南北寬約250米，總面積10萬平方米左右。自1989年起，對這裏先後進行了10多次大

規模發掘，揭露面積上萬平方米，清理出五千年前的紅燒土房56間、墓葬200多座及灰坑、祭祖坑、獸坑、活動廣場等遺址，出土石器、陶器、骨器、蚌器、玉器等珍貴文物上萬件，發現了大型廣場和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時期原始人居住過痕跡，1994年被評為中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一，2001年被列入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蒙城縣委、縣政府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北京聯合舉辦了“安徽省蒙城尉遲寺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座談會”，專家們稱該遺址為“中國原始第一村”，並認定這個遺址屬於大汶口文化蒙城類型，填補了大汶口文化研究的空白，為了解和研究皖北地區原始社會中晚期狀況及與周鄰地區史前文化的關係提供了重要實物資料，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尉遲寺遺址成為考古界公認的“中國原始第一村”，最重要的原因是在這裏首次發現了新石器時代規模最大、規格最高的房屋遺址。這裏出土的紅燒土房，為當時人類最豪華的住宅。每間房子均由牆體（主牆和隔牆）、房門、室內樁、房頂、居住面、灶址等部分組成，建造時均經過挖槽、立柱、抹泥、燒烤等工序。

紅燒土房製作工藝複雜，先用粗木和泥土混合物搭建出牆體和屋頂，再用火烘烤，直至整個房屋變成紅色。紅燒房是原始人燒製的最大最硬的一件陶製品，這樣的房屋冬暖夏涼，堅固美觀。

為全面尋找當時的村落規模，2001年考古專家對中國原始第一村進行了第二階段發掘，出土了大量的兒童甕棺葬、陶杯、陶器、紅燒土排房等文物，並在村落中央發現一個總面積達1300平方米的大型中心廣場，圓形，用紅燒土粒鋪設而成，表面光滑，厚10釐米，從剖面可明顯看出人工鋪墊的跡象。這次清理出的15間紅燒土房，面積從2平方米到20多平方米不等，總長度達75米，與先前出土的幾間紅燒土房相對接。整個村落呈現為由3排平行主體房屋組成的“豐”字型格局，表明這個村落在建設前有過統一規劃，加上村落中央的大型廣場和外圍大型的環形濠溝，形成一個宏大的整體格局。

尉遲寺遺址重要遺蹟就是這些房子，在中國史前建築保存得如此之多、如此完整的不多。這些紅燒土排房不但是一次性建成的，而且有可能因為自然災害或戰爭，整個村莊又一次性被遺棄，從而使遺址保存得如此完整。

2002年春對尉遲寺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又有驚人發現，考古工作者在大汶口文化層首次發現了一尊被專家稱為“驚天的發現”的陶製鳥形神器。

鳥形神器為陶製品，出土於尉遲寺遺址大型廣場的東部的地層中。該器物經復原由3部分組成，最底層為圓柱形，中間是圓錐形，圓錐大頭向下反扣在圓柱上，同圓柱連為一體，在圓錐的兩邊還有兩個酷似雞冠的飾物，圓錐的頂端是一隻像鳥一樣的東西。整個器物通高59．9釐米，底徑16釐米，上徑20釐米，採用手工工藝，紅褐色器表有燒製時氧化的灰褐色斑塊，頸部以下為空體，器形像瓶，又像一個長頸背水壺，主體的象形造型與附加的抽象造型合為一體，結構合理。

考古專家結合現場發掘情況分析，鳥形神器應當不是一件實用器具，而是一件象徵性器物，很可能是一種與聚落有關係的鳥圖騰，是權威的象徵，擺放在固定的神台上，供村民敬仰和膜拜。

鳥形神器是尉遲寺遺址出土的器物中最高檔的、最有代表性的、最有特點的、最有典型意義的一件器物，成為代表中國原始第一村的一個標誌物。在尉遲寺遺址和其他地方的大汶口遺址的發掘中，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最為完整的圖騰，屬首次發現，對史學界研究早期的陶器史、聚落考古史、宗教、圖騰等方面都有典型的意義。

尉遲寺遺址出土的農作物遺存、動植物資料及文化堆積層和出土的動物骨骼表明，距今5000年前，這裏河湖相通，平原山地相間，植物茂盛，為古人類的生存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環境。

自然環境與古代文化、古代農業的發展及與人類經濟生活，密不可分。史前農業的起源和發展，受制於自然環境。自然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影響，又決定了農業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發展水平。在尉遲寺遺址房基倒塌的牆體中，發現了較多的稻殼拌泥痕跡，還發現粟類浮選標本，證明五千年前這裏有肥沃的土地，加上氣候温和，雨量充沛，光熱資源豐富，給農業生產提供了可能。在農作物的種植上，當時的農業文化已經進入到了迅速發展時期，當時的尉遲寺人由於受到南北文化相互交融的影響，最早起源於北方的粟類作物向南方傳播；南方的稻作文化向北傳播，並在皖北地區形成交融。在遺址周圍發現大米和小米，正是尉遲寺遺址中農業文化的一個新內容。

從遺址中出土的大量水器、容器分析，這類器物與釀酒和飲酒有關。只有糧食有剩餘才能進行釀酒，尉遲寺大量酒具的存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的生產規模和生產水平。當時尉遲寺農業發達，人們不僅吃有好米，喝有美酒，還可以狩獵捕魚，食有魚肉。

尉遲寺遺址的發掘和保護引起國人的關注，有關方面正積極對遺址進行復原，籌建國家級大型博物館，重現輝煌的中華史前文明。 ^[1] 

1989年秋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徽工作隊開始對該遺址進行了科學考古發掘，直至1995年，經連續7個年頭的九次發掘，揭露面積近一萬平方米，出土了大量的各類文物，並清理出大汶口文化時期的房基52間，墓葬168座，灰坑149個，還發現一南北跨度為230米，東西跨度為200米、寬20米，深4.5 米的環形大圍溝，又發現有平整的活動場地、祭祀坑、獸坑等重要遺蹟。

在出土的一萬多件文物中，有石器：石斧、石鑿、石錛等；有陶器：陶豆、陶祖、陶尊、陶鼎、陶甑和造型優美、奇特形態各異的陶鬹，特別是那小口、長頸、鼓腹、有耳、平底、圈足的背水壺更惹人喜愛，它放在河裏能自動睡倒灌水、灌滿水後又自動站起來而不下沉，真令人為那古代製作者的高超手藝讚歎不已；還有骨器：骨針、骨 簪和彎彎的骨質魚鈎，那魚鈎很鋒利，在尖部還做出了“倒刺”，且有拴釣魚線的地方，酷似現代魚鈎，令人歎為觀止。其它的許多蚌器、玉器等，也都很精美。

甕棺的發現是這個遺址的重要特徵。這裏發現很多陶質甕棺，兒童死了裝在陶甕裏，或用兩個甕對接起來，或用甕的碎片蓋上，然後再埋。多數甕是完好的，有的甕上還刻有“符號”，或者説是比甲骨文還早的文字，上邊是“O”，如“日”，中間的是“ ”，如“月”，下邊 “ ”，如“山”，連起來寫是“ ”，刻好後再燒的，燒好後又描上紅顏色，剛出土時還很鮮豔，不能不説是一奇觀。

這裏成排的大面積的紅燒土房屋的發現，使考古界震驚。在這裏已經清理出來的52間房屋當中，有的房基還殘存高達50至80釐米紅燒土的牆，牆中間有一個挨一個的柱洞，洞內尚存木柱痕跡，這就是在當時非常進步的建築作法“木骨泥牆”。牆的內壁，紅燒土的表面，塗有白色的、灰色的或紅色的塗料，光滑平整，有的房基內還留有倒塌下來的屋頂，從屋頂的摸泥中發現有水稻和小米。房子一律門朝西南，連間、連排，門下有門檻，屋內有灶台，有陳放的生活用品、器物。另外還發現了活動場所，是像籃球場那樣大的一塊夯實、平整的場地，上面呈灰紅色，現在仍很堅固。

獸坑裏的獸骨，經專家鑑定，有鹿、豬、羊，還有家養的黃牛和水牛，證明了在原始社會中、晚期，蒙城的畜牧業就很發達，就有飼養家畜的習慣，從而把蒙城養黃牛的歷史上推至4500年以前。蒙城在商代稱“冡”，也許有這個原因吧。因為根據字形、字義分析，“冡”即指棚子下面養着牲畜。

這處遺址的發現和發掘，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中央電視台、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人民日報》、《中國文物報》、《光明日報》等很多新聞單位都曾作過多次報道，不少專家學者都曾到這裏考察、指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古建築專家楊鴻勳教授把該遺址喻為“金礦”。

至1995年的九次發掘可稱之為尉遲寺遺址第一階段的考古發掘。2001年4－10月，開始了第二階段的發掘。同年，尉遲寺遺址被國務院定為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2年3－5月的第十二次發掘中，出土了一件罕見器物，專家暫時定名為“鳥形神器”。2003年10－12月進行了第十三次發掘，出土了更為罕見的“七足鏤空器”。至此尉遲寺遺址第二階段的考古發掘工作結束。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