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擊

《射擊》寫一個小城駐軍軍官西爾維奧因爭出風頭與人結仇而準備復仇的故事。西爾維奧為人豪爽，仗義疏財。為了報仇他忍辱負重，但是卻在報仇之時離開，因為引起仇人心理上的驚恐已經達到了他的復仇目的。最後他把生命留給了希臘人民反對土耳其統治的鬥爭。 ^[3] 

《射擊》是一部關於騎士決鬥的故事，以真人真事為基礎寫成。1822年在基希尼約夫，普希金本人跟一個叫佐波夫的軍官決鬥。當對手向他開槍時，普希金正捧了一把櫻桃當早飯吃。佐波夫首先開槍，沒有射中。普希金沒有開槍就走了，也沒有跟對手講和。小説中僅僅引用了這個事實而已，至於人物性格與普希金本人是大異其趣的。 ^[4] 

《射擊》主人公西爾維奧是一個貴族退役軍官，他原來“把粗暴當時髦”，視決鬥為“家常便飯”，後來卻遠離上層社會，移居到貧困的鄉村小鎮，再不談決鬥、賭博、酗酒，縱使受到嚴重的侮辱，也能息事寧人，寧肯自己名譽上受損失，也不隨便“使自己死亡”。西爾維奧這個人物，從外表看起來，他事事無動於衷，輕描淡寫，而內裏卻矛盾重重，孤獨憂鬱，苦悶不安。他並不富裕，住屋簡陋，穿着破舊，進出從不坐車，可卻喜愛揮霍，破費大方，經常設宴請客。他待人接物態度嚴厲、少言寡語，但又作風隨便，一旦開言則尖酸、刻毒。他槍法準確驚人，抬手就可打死牆壁上的蒼蠅，而面對仇人的驚恐及其妻子的哀哭，又不忍“殺人”，迅速離開。西爾維奧這樣的矛盾重重的性格正符合當時貴族革命運動萌發時期的俄國現實。它反映出許多不滿落後野蠻的封建農奴制，又未最後找到自己的生活出路的貴族進步分子共同的心理情緒。

但是，西爾維奧決不是有人認為的“多餘人”的形象。他是少數有教養有自由思想，行動果敢、堅毅，積極尋求生活出路的貴族進步分子的形象。他在“小城”嚴厲冷峻的性格，出語不凡的氣質，在決鬥中思想情緒的幾次反覆，實際統一在他的人道精神之中。他熱愛生命，討厭虛偽，待人誠懇，憎惡貴族階級偏見，蔑視無價值死亡的“勇敢”，集中反映了他思想的解放。他已認識到應當“洗淨在劊子手和奴才中間生長起來的子弟身上的污垢”，將生命的價值與正義事業結合起來，才是青年一代所應走的新的生活道路。小説的結尾，敍述在希臘人民起義反抗土耳其的殖民統治的大軍中，“西爾維奧率領了一隊希臘獨立運動的志士，在斯庫立亞納城戰役中犧牲了”。西爾維奧的結局是悲壯的，也是完全符合一個擺脱貴族社會的惡習與偏見，不滿沙俄封建專制的自由貴飛族進步人物的性格軌跡的。 ^[5] 

《射擊》用曲筆塑造了一個為正義事業獻身的十二月黨人優秀分子形象。小説的思想意義在於：用希臘獨立革命來隱喻俄國十二月黨人的革命，暗示革命失敗的原因是脱離人民，對統治者抱有幻想；升發性地用希臘獲得獨立的事實回擊了唯心主義“宿命論”，鼓舞了革命者的鬥志，為貴族進步分子和“多餘的人”指出了一條光明的道路。 ^[6] 

《射擊》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是一篇“沒有作者”的小説，代替小説作者“我”的是三個敍述人：中校，西爾維奧，伯爵。因此，三個人物的形象不是由一個作者來闡述的。所以，西爾維奧的形象起初是作為主要敍述人來認識的，當時是個年輕的軍官，有着“浪漫的理想”，從自己的講述中，他的形象是一種全新的、更為平淡無奇的。而當他表現出與眾不同的力量時，是從伯爵講述有關他的事件中所表現出來的。伯爵的形象也是從這三重的角度刻畫出來的。這能充分深刻地揭示出人物的性格特徵，而且要求高度的結構技巧，為了使這樣複雜的內容不顯得雜亂無章，敍述的多種結構形式形成完整統一的畫面。《射擊》比普希金其他任何一部作品在結構和情節上要有着更大程度上的相互關連。

《射擊》的結構是由它的題材所決定的，這是一場不平凡的決鬥，貫穿整個小説的是兩個（雙重）段落、兩個人物、兩個部分、兩個對手相互講述的兩個平行的故事、兩次決鬥（其中兩次抓閹、兩粒子彈一粒穿透另一粒），而且相互是對稱的，內容是同等分量的，這在普希金其他作品中是沒有的，是獨特的。這種結構的對稱與平行不僅符合對稱與平行的美學感覺，而且使小説具有卓越的結構嚴整性，從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物的性格，促使情節的展開。 ^[1] 

普希金（Aleksandr Pushkin，1799—1837），俄國詩人。生於莫斯科。俄羅斯近代文學的奠基者和俄羅斯文學語言的創建者。他使俄羅斯文學走上了現實主義的道路，進入了世界文學的先進行列。主要作品有長詩《葉普蓋尼·奧涅金》等。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