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燕然山銘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寅亮聖明，登翼王室，納於大麓，維清緝熙。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理兵於朔方。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元戎輕武，長轂四分，雲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蒞以威神，玄甲耀目，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磧鹵，絕大漠，斬温禺以釁鼓，血屍逐以染鍔。然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逾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徵荒裔，剿兇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亙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嵑，熙帝載兮振萬世！ ^[2] 

大漢永元元年秋七月，國舅、車騎將軍竇憲，恭敬天子、輔佐王室，理國事，高潔光明。就和執金吾耿秉，述職巡視，出兵朔方。軍校們像雄鷹般威武，將士們似龍虎般勇猛，這就是天子的王師。六軍俱備，及屬國南單于、烏桓、氐羌侯王君長等人，共三萬騎。戰車疾馳，兵車四奔，輜重滿路，一萬三千多輛。統以八陣，臨以威神，鐵甲耀日，紅旗蔽空。於是登高闕，下雞鹿，經荒野，過沙漠，斬殺“温禺鞮王”，用其血塗鼓行祭；用“屍逐骨都侯”的血來塗刀劍之刃。然後四方將校橫行，流星閃電，萬里寂靜，野無遺寇。於是統一區宇，舉旗凱旋，查考古傳圖籍，遍觀當地山河。終於越過“涿邪山”，跨過“安侯河”，登燕然山。踐踏冒頓的部落，焚燒老上的龍庭。上以泄高帝、文帝的宿憤，光耀祖宗的神靈；下以穩固後代，拓寬疆域，振揚大漢的聲威。此所渭一次勞神而長期安逸，暫時費事而永久安寧。於是封山刻石，銘記至德。銘辭説：

威武王師，征伐四方；剿減兇殘,統一海外；萬里迢迢，天涯海角；封祭神山，建造豐碑；廣揚帝事，振奮萬代。 ^[1] 

東漢章和二年（公元88年），漢章帝駕崩，年僅10歲的漢和帝即位，竇太后臨朝。竇憲成為國舅，很快即被起用為侍中，控制大權。竇憲專橫跋扈，無視朝廷法律，隨意殺人。齊殤王的兒子都鄉侯劉暢，因章帝喪事來朝弔問，乘機討好了竇太后，得到一個宮內職位。竇憲怕劉暢受寵，妨礙他專擅朝政，競派人將他刺殺。後來，事情暴露，竇憲被關在宮內，等候治罪。竇憲請求率軍北征匈奴以贖死罪。當時正逢屬國南匈奴請兵攻伐北匈奴，朝廷便拜竇憲為車騎將軍，率大軍出塞。竇憲北征匈奴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出現的。班固不知其中內情，隨軍出發，任中護軍，參與軍中謀議。

大軍從朔方三路北襲，竇憲遣各部將，率精騎萬餘，在稽落山（今蒙古國達蘭札達加德西北額布根山）大破北匈奴軍隊，前後俘獲招撫匈奴部眾二十萬人，窮追北單于直至燕然山，大獲全勝。竇憲與副將等登上遠離邊塞三千餘里的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由班固撰寫《封燕然山銘》文，並刻石紀功，頌揚漢軍出塞三千里，奔襲北匈奴，破軍斬將的赫赫戰績。 ^[2] 

《封燕然山銘》被認為是我國有史記載的“邊塞紀功碑”的源頭，後世以“燕然勒功”這一成語指把記功文字刻在石上，即刻石記功。也泛指建立或成就功勳。

班固的《封燕然山銘》是一篇重要的歷史文獻，也是一篇著名的文學作品。漢和帝永元元年（89年）歸漢的南匈奴單于請兵討伐北匈奴獲得竇太后同意。漢朝以竇憲為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各領四千騎，合南匈奴烏桓羌胡騎兵三萬餘出征。漢軍大敗北匈奴於稽落山（今蒙古國額布根山）北單于倉皇逃竄漢軍追擊諸部落抵達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國邦察干湖）北匈奴投降者二十餘萬人。竇憲、耿秉等登上去塞北三千餘裏的燕然山（今蒙古國杭愛山）刻石紀功命班固撰寫此銘。時班固以中護軍隨行，參與謀議。

這次北伐，可以與西漢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霍去病、衞青大敗匈奴於漠北，封狼居胥山而還，前後媲美。應當指出，漢朝是在匈奴無數次入侵的危害之下，才反擊匈奴的。在世界歷史上，中華民族為一農業民族酷愛和平，而不是一個侵略性民族，但是在侵略者面前，絕不是隻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的。漢朝反擊匈奴，即是極好的證例。班固《封燕然山銘》的歷史意義與價值，也就在這裏。

從藝術上講，《封燕然山銘》具有三項顯著特色：第一是氣勢磅礴。這一作品銘、序一氣貫注渾然而為一體。雖説篇幅不長，卻是元氣淋漓，磅磅磺礴，讀來令人精神振奮，可以真實感受到漢代人的恢宏氣魄。磅礴氣勢的根源，是熱愛祖國、保衞祖國的深厚情感。序雲“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銘雲“鑠王師兮徵荒裔，剿兇虐兮截海外”、“熙帝載兮振萬世”，即是洗雪國恥、保衞祖國、光大祖國聲威的愛國激情的集中體現。而戰略上的識見與議論，則深化了這一磅礴氣勢。序雲“茲所謂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者也”是承西漢揚雄論匈奴疏文之語而來。實際上表明，反擊侵略者變被動為主動的戰略構想，本是兩漢時期有識之士的一項共識。同時，序文多用排偶之句，銘文采用騷體，偶句排慕矯健，騷體雄渾，便成為磅礴氣勢噴薄而出的強有力載體。

《封燕然山銘》的第二項藝術特色，是着力描寫強盛的軍容軍威，從而表現漢軍的必勝。我國傳統文學表現戰爭，總是對於戰爭的性質存有一種價值判斷，即正義與不義之分，並且認為正義的戰爭，亦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事。這種價值觀的本原，乃是中國文化愛好和平的精神。由這種文化精神及價值觀而來，我國傳統文學對於戰爭的表現，就不以描寫殺人流血為能事，對於正義戰爭的勝利，往往是通過着力描寫漢軍軍容軍威的強盛來加以彰顯的。

序文大部分篇幅，即從“鷹揚之校，螭虎之士”，直到“躡冒頓之區落，焚老上之龍庭”和全幅銘文，皆是用濃墨重彩描寫漢軍軍容軍威之強盛，而對於殺人流血的戰爭場面，僅下寥寥幾筆，便已一帶而過。描寫軍容軍威，如“雲輜蔽路”、“玄甲耀日，朱旗絳天”、“星流彗掃”還頗富於詩意之美。班固這種詳寫軍容軍威，略寫殺人流血的藝術筆法，當然不是由於他對戰爭缺乏瞭解。序文中“安固後嗣”、“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等語句，再三地、清楚地表示了漢民族對於和平的渴望與關切。由此可見，愛好和平的中國文化精神，以及由此而來尚軍容軍威之描寫、而不尚殺人流血之描寫的中國文學傳統，對於班固影響甚深。

由上述兩項藝術特色出發可以進而説，《封燕然山銘》的第三項藝術特色即其總體特色。銘之為體，或為祝頌，或為警戒。這是銘的內容特點。陸機《文賦》説：“銘博約而温潤。”這是由銘的內容特點而來的銘之藝術體性。《封燕山銘》紀漢之功既是對漢朝的祝頌，也是對侵略者之警戒。

全文歷述漢軍北伐匈奴，從出師直寫至凱旋，且包含歷史的回顧與戰略的議論，可以謂之博，文字精練。全文僅有三百多字，則又可以謂之約，不尚殺人流血之描寫，而特盛于軍容軍威之描寫，並且對於和平安寧再三致意，則可以謂之温潤。既博、約、温潤，又氣勢磅礴，既深得銘之體性，又特具藝術個性：這，就是《封燕然山銘》的總體特色。 ^[6] 

歷代以來，發現《封燕然山銘》石刻之事有多次記錄，包括清代名將左宗棠部下張曜所訪得之拓片，但具體位置一直未被確認。清代以來，在離杭愛山不遠的新疆天山的東部，接連發現了漢與匈奴戰役往後留下來的石刻，有些間隔燕然勒銘的年代只有四年。

1990年，兩位牧民在蒙古國杭愛山南麓避雨時發現了一處漢字摩崖石刻，經當地有關專家幾經研究，但一直未能成功釋讀。2014年，蒙方把這一情況告訴中國內蒙古大學著名蒙古學家齊木德道爾吉，並邀請他到蒙古國進行實地考察。2017年7月下旬，蒙古國成吉思汗大學和內蒙古大學專家組成聯合考察隊，來到蒙古國中戈壁省德勒格爾杭愛縣對摩崖石刻進行實地考察。

2017年8月15日，蒙古國成吉思汗大學宣佈，在蒙古國中戈壁省發現的一處摩崖石刻，被中蒙兩國聯合考察隊確認為東漢班固所作《封燕然山銘》。石刻位於蒙古國中戈壁省偏西南杭愛山一支脈（當地稱此山為Inil Hairhan，北緯45°10′40.3″，東經104°33′14.7″，海拔1488m）向西南突出的紅色岩石上，摩崖石刻寬1.3米、高約0.94米，離地高4米多。石刻凡260餘字，考察隊已成功釋讀其中220餘字。 ^{[1]  [3-4]} 

北匈奴西遷示意圖(2張)

內蒙古大學教授齊木德道爾吉認為，由於歷史上中國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等遊牧民族紛紛登上歷史舞台，在地名等傳承上語言不同，造成北方許多歷史地理信息無法與今天的稱呼對應，給研究和還原歷史造成了不少困難。

對於北匈奴的西遷，也有了確切的地理路徑信息。東漢永元元年（公元89年），車騎將軍竇憲北伐匈奴，一直打到燕然山，獲得大勝，幾乎全殲了北單于主力。當時，隨軍的班固寫了《燕然山銘》。這在《後漢書·竇憲傳》中有清晰記載。然而，古代沒有經緯度的概念，原來的燕然山也是很大一片山脈，因此，《燕然山銘》的石刻具體地點在哪裏一直沒人知道。燕然山一戰歷史上非常著名。此戰後，北匈奴脱離了漠北高原，往西遠遁。 ^[1] 

北京大學教授朱玉麒指出，我國的古人比較偏好用文字的辦法把功勳記載在石刻上，至今能夠看到最早的紀功石刻是石鼓文（石鼓文之前必定還有）。公元前八世紀左右的中國，就有記功石刻出現了。晚清時期的葉昌熾在《語石》中，依據功用，把紀功碑分出了幾種類型，如秦始皇東巡刻石，也是紀功，但它不是為了留念戰役的成功。戰役成功的留念碑僅僅紀功碑的一種，葉昌熾歸納為“邊庭諸將之紀功碑”，也可以簡稱為“邊塞紀功碑”，由於許多的戰役是發生在遠離本土的邊塞，發生在西域的戰役留下的紀功碑，也簡稱“西域紀功碑”。

關於邊塞紀功碑，如今能夠找到的最早的源頭是《封燕然刻石》。如今蒙古高原上的杭愛山，史書上稱燕然山。東漢時期發生在漢與匈奴之間的許屢次戰役中，永元元年（公元89年）在這個地方有過一場決議性的戰役，使匈奴脱離了漠北高原，往西遠遁。作為漢軍統帥的車騎將軍竇憲為了紀念這一場首要的戰役，把記載成功的文字刻在了杭愛山的摩崖上，史稱《封燕然山銘》。

雖然《封燕然山銘》被長期湮沒，但其文字被記載在《後漢書》中。在我國曆史上，相似這種邊塞戰役還有許多，所以這最早的“燕然刻石”就在後來唐詩宋詞的邊塞吟詠中傳揚不停。假設對比一下，分外有意思：唐代是“佇見燕然上，抽毫頌武功”（李嶠《餞薛大夫護邊》），人還沒有抵達邊關，就能夠推想到這將來的戰役必勝，必定能夠提筆來寫燕然勒銘的續篇；而宋朝呢，最有名的比方，便是范仲淹的“燕然未勒歸無計”（《漁家傲》），現已駐紮在了西北邊關，還覺得是“燕然未勒歸無計”，一點點沒有凱旋的信仰。唐詩宋詞，的確有它各自的年代氣息在裏邊。 ^[3] 

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陝西咸陽東北）人，班彪長子。九歲能文。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前後入洛陽太學，博覽羣書，窮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公元54年），其父班彪卒，自太學返回鄉里。為父守喪時期，在班彪續補《史記》之作《史記後傳》的基礎上開始編寫《漢書》，至建初年間基本完成。漢明帝時，曾任蘭台令史，與陳宗、尹敏、孟異共同撰成《世祖本紀》，升遷為郎，負責校定秘書。章帝時，以史官兼任記錄，奉命把討論結果整理成《白虎通義》，又稱《白虎通德論》。永元元年（公元89年），大將軍竇憲奉旨遠征匈奴，他參與謀議，竇憲在政爭中失敗自殺，洛陽令藉機捕他入獄，後於永元四年（公元92年）死於獄中。他擅長作賦，撰有《兩都賦》《幽通賦》等。 ^[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