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文堂

寶文堂開始創辦時由於印製的賬簿質量上乘而價錢又便宜，顧客很多，一段時間的生意相當的好。但寶文堂賣出的賬簿不是收現款，都是先賒賬後再到每逢過年過節時候清賬。最初幾年寶文堂到期就能收回款項，但是到了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爆發，中國戰敗，簽訂屈辱的《南京條約》後，中國社會經濟不斷衰落，物價不穩。因此，寶文堂賣出去的賬簿，錢收不回來，造成年年虧損。維持幾年，最後負債太多，無法經營。於是在清同治四年（1865年），將鋪子賣給了廣西人劉永和了。

劉永和接手後，依然用寶文堂字號，但是，改營編輯、出版、發行各種通俗圖書的業務。最初寶文堂書鋪很簡陋，編輯、印刷、裝訂、出版、發行就是三四個人幹。他們不分編輯、印刷、裝訂、出版和發行之間的界限，什麼忙就幹什麼。寶文堂的讀者主要是城市、農村的粗通文字的一般百姓。所以，寶文堂出的圖書都是文字通俗，並且大多采用説唱形式，故事性強，篇幅短小，售價低廉的小冊子。多者百頁，少者只有十幾頁。像明末小説家馮夢龍所編寫的《警世通言》、《醒世恆言》和《喻世明言》，俗稱“三言”，是從17世紀（明末清初）以來，我國各階層羣眾最喜歡讀的小説集。寶文堂將“三言”中每個故事出一本小書，使讀者讀着方便，定價低廉，一般讀者花錢不多，有能力購買。

1912年，清朝滅亡，民國成立。民國政府廢除了清王朝皇權專制統治政策，對人民思想的禁錮在一定程度上有些放寬，新聞、出版事業乘機得到發展。寶文堂正是利用這個時期發展起來的。此時的掌櫃已換上了劉小亭，二掌櫃崔興炎。他們編輯、出版了《姜太公釣魚》、《武王伐紂》、《漢高祖斬蛇起義》、《桃園三結義》、《三英戰呂布》、《火燒戰船》、《薛仁貴徵東》、《薛丁山徵西》、《狸貓換太子》、《五鼠鬧東京》、《大破銅網陣》、《包文正出世》、《三下南唐》、《常遇春大鬧武科場》、《取金陵》等大量人民羣眾喜聞樂見的古代歷史故事圖書。在這些書籍中，雖然有宣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級思想的糟粕東西；可是書中更多的是，向讀者渲染了明君、忠臣、好人受人喜愛；昏君、奸臣、壞人受人譴責的是與非，善與惡的觀念。

寶文堂在編輯、出版歷史故事小冊子圖書的同時，也編輯、出版了一批反映新人新事的小冊子圖書。像《新勸人方》、《抗日十字箴言》、《大戰喜峯口》、《九·一八事變》、《二十九軍大刀殺鬼子》等，這些通俗讀物為讀者指明瞭前進方向，喚起人們趕快團結起來，保家救國。

“曆書”（舊時俗稱“皇曆”，又叫“黃曆”。）是當年寶文堂一項賺錢的業務。民國時間，《曆書》是由天文台編纂，寶文堂從天文台取得編好的版樣後，印製發行。這種《曆書》在當時發行量極大，因為在每年農曆十二月，不論城市還是農村每家每户都一定要預購一本次年的《曆書》。買《曆書》可以説是人們生活中一件大事。舊時的《曆書》雖然長僅25釐米，寬15釐米，書中不僅記載着年、月、日、時及春、夏、秋、冬24節氣，還印着求卜算命等宣揚封建迷信的東西。因而，受人們的喜愛，並將它當做行動的指南。

寶文堂出售圖書，其門市零售有限，主要是通過小商小販走街串巷，下到城郊農村去銷售。並大量地運至河北、山西、河南、山東、察哈爾（河北省一部分）、熱河（承德市）等地販賣，銷路很廣。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變法”後，興起向西方學習的新潮流。我們國家的古法木版印刷與西方的鉛字腳踏印刷機相比就落後多了。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寶文堂託人在上海買了兩台東洋腳踏印刷機，以及所需要的鉛字。由於寶文堂使用新式印刷機，使得它們的業務得到很大的發展。

1937年“七·七事變”後，北平淪陷。寶文堂散落在各地的圖書和賒購出去的書款收不回來。因此，造成寶文堂債台高壘。此時劉小亭因病辭世，劉善政接任做了寶文堂的掌櫃。

北平淪陷後，日本侵略者非法的統治了北平。因為寶文堂出版過抗日救亡的小冊子，日本憲兵曾到寶文堂搜查，但是，寶文堂事先早有準備，他們什麼也沒搜着。他們將掌櫃劉善政帶到日本憲兵隊審問，因為沒有什麼證據，最後沒審出結果。寶文堂在外邊又走門子託人，才將劉善政救出。

1949年新中國成立，經理（這時之稱）換上了劉玉錚。在新時期，新思想影響下，開始編輯、出版、發行歌頌工、農、兵等勞動大眾的文藝作品。1953年改為國營，與通俗讀物出版社合併，但對外還保留“寶文堂”之名。“文革”時，寶文堂被斥為“四舊”撤下牌匾。1980年，寶文堂在東四八條衚衕恢復了營業，並依然以普及文化歷史知識為主旨，又大量出版了《施公案》、《小五義》等通俗小説，遠銷海內外各地。

另外 ，著名武俠小説作家金庸先生的作品也曾在寶文堂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