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口

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條江水匯聚在寧波，三江交匯的地方就形成了三江口，那裏的景色十分美麗。寧波域區的三個行政區就是按三江口江岸而分，東面是江東區，西南面是海曙區，北面是江北區。

三江口是寧波最早的“寧波港”港埠，就是從靈橋腳下到江北的下白沙一帶，到了70年代，寧波已經建有港務客運碼頭，但這一帶仍然百舟靠泊，非常繁榮。

自古以來明州（寧波）始終是一個極其優良的中國對外開放的主要港口，特別是到唐朝，“海外雜國、賈船交至”，寧波成為全國著名的對外貿易港，並與揚州、廣州一起列為中國對外開埠的三大港口；宋代，又與廣州、泉州並列為我國三大主要貿易港；鴉片戰爭以後，寧波被定為“五口通商”口岸的其中之一。

2021年，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浙江寧波將迎來三江口城址落成1200週年。作為中國大運河與海上絲綢之路交匯點，寧波三江口城址不僅是寧波、浙東區域發展史上至關重要的一座城市，其之於古代王朝東南經略，對千餘年來東亞乃至更大範圍世界秩序的整合，以及對於中國海洋文明的生成生長均影響深遠。

公元821年，在甬江、餘姚江、奉化江交匯處，這座以日月為名的“明州”城厚積薄發，聽運河船櫓，揚海舶叢帆，興四明文脈，榮膺“東南鄒魯”，得譽“天下港城”。

寧波地區有確證可考的文明史，已可上推至距今8000多年的井頭山遺址。因而從體量看，1200年在寧波文明史上不過是幾頁篇幅而已。不過要論持續之久、規模之大、影響之廣，三江口城址在寧波城市史上的意義無可替代。

寧波河汊縱橫的地理環境，使得古代寧波城鎮營建、發展無法撇開“水”這一決定性要素。在寧波花園新村漢六朝遺址內發掘出大量臨河護岸等瀕水遺存，證明寧波先民在“水城營建”方面得心應手，可以説是世代相承。1200年間，四明大地先後被冠以“明州”、“慶元”等地名。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借“海定則波寧”的吉言，確立了“寧波”之稱，迄今七百年未有改變。寧波這一地名帶“水”而來，恰如三江口畔這座城市，1200年間與水相依，城水共榮。

明成化《寧波郡志》凝練地概括了三江口時代寧波的地理骨架：“濱海、枕山、臂江”。對寧波城而言，山海是遠處“憑依”，而江水，實是內化於城市形塑過程的“臂膀”。倘若繼續這一比喻，滔滔三江好似骨架，支撐起了三江口城址的基本空間。這座城從踏足三江口的第一秒起，便結下了深深的“水緣”。

唐長慶元年（841），時任明州刺史韓察以州城臨近鄞江，“地形卑隘”為由，將明州治搬遷到三江口片區，並徵發民夫修築了羅城。近年考古工作證明：在841年升格之前許久的漢晉時期，三江口片區已是寧波重要居民區所在，房屋林立，人口叢密。

1997年，文物部門對建城初期的寧波子城遺址進行了系統考古調查。結果表明，早在三江口城市建設起點，寧波城已然鋪設了完善排澇系統，窨井、明溝、暗渠隨處可見。

先民依風水勘定寧波城址有“三江交匯，一水入海”之勢，實屬絕佳“中”地。古代寧波“三江”所謂，與今日有所不同。今餘姚江舊稱慈溪江，今日甬江在鎮海大浹江段以上的水道被稱作“鄞江”。而幾百年前，“三江口”也曾不以“江”為名，而是寫作“三港口”。在寧波方言裏，“江”與“港”異字同音，“港”在古漢語裏亦可指水道。

寧波城的內部水系與城外水體間留有多個通道，其中“水喉”、“食喉”、“氣喉”這三處尤為關鍵——清人有讚道“三喉出水，最宜暢通”。南宋文豪陸游曾作《明州》一詩，詩中描繪了寧波城內繁忙水上交通景象：“村步有船銜尾舶，江橋無柱架空橫”，河埠頭後船緊接着前船，東門外東津浮橋連結起寧波城與商貿繁華的江東岸。

陸游詩中提及的東津浮橋始建於唐長慶三年（823），可以説是緊隨三江口建城而設。這座浮橋雖屢次換名，卻一直橫亙寧波城東，千年不斷。直至1930年代，寧波本地及寧波幫紳商集資將浮橋改作三軸鋼筋環橋，靈橋由此獲得新生。

1936年6月27日，鋼結構靈橋順利通車，成為中國首座鋼樑單孔環行橋。它依舊承載着寧波老城兩岸交通，以元老之姿，迎接着來往過客的注目禮。

三江口是中國大運河南端，也是“海上絲綢之路”東南重鎮。1200年間，在這座城畔，無數海舶揚帆遠渡，無數河船搖櫓北上。

三江口城址離甬江出海口不過20公里左右水路，且由於是湧潮河道，甬江各河段完全允許舊式帆船乘漲潮之機逆流而上，抵達寧波城。

這一水運環境賦予古代寧波城極為優越的建港條件——自朝鮮半島、日本、東南亞乃至更遙遠處來航的外國商船都可以直接靠泊城市邊沿，省去了許多轉運麻煩。

對於寧波的港口優勢，古人早已心知肚明。宋代，地方誌《乾道四明圖經》便稱讚寧波是“海道輻輳之地”。197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在寧波老城內探明瞭唐宋船場、宋代海運碼頭等港口相關遺址，也發掘出了頗具盛名的適航內港與近海的“和義路南宋沉船”，寧波古港的盛譽由此更顯實至名歸。

寧波老城內的永豐庫遺址，就曾出土西亞的波斯孔雀藍釉陶片。考古發現的許多著名古代海船，也與寧波密不可分：韓國全羅南道附近海域發現的元代“新安沉船”載有20000餘件影青、龍泉、景德鎮窯貿易瓷以及28噸中國曆代銅錢。專家推測，這艘大體量商船很可能啓航於寧波三江口古港，甚至就是一艘往來於寧波與其他東亞古港間的貿易船。

相較“新安沉船”，寧波象山海域清代道光年間沉船“小白礁1號”，則有更直接的“寧波起航”確證——壓艙物裏發現了近300件鄞西石板。古代寧波城外的港埠曾是梅園石遠銷“海絲”沿線國的起錨地。劉恆武教授認為，古代鄞西特有石材梅園石曾自寧波港出海遠銷東瀛，被製成日本諸多佛教禮儀建築的構件。

寧波港的優越條件也使得18世紀英帝國在構建全球貿易網絡時，極度渴望將寧波闢作中國通商口岸。

1842年“五口通商”後，甬江西岸“洋船路”（今諧音寫作“揚善路”）一帶以及如今得名“寧波老外灘”的姚江北岸都是外國船隻通達寧波的碼頭“根據地”。得益於港埠發展，這些本是非城市化區域的地塊也快速成長，變為近代寧波城市空間擴張、空間近代化的主力軍。

許多人並不知曉，“中國大運河”這一概念並不僅指稱婦孺皆知的“京杭大運河”，大運河真正的起點是浙東運河末端——寧波三江口。

在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先生等學者的大力倡導下，“中國大運河南至寧波入海”這一觀點已成為主流共識，如此描述也充實了大運河當選世界遺產的關鍵內涵——“通江達海”。

寧波三江口是中國大運河連接“海上絲綢之路”的空間交點，千里河道在這裏連結起萬里海波。1793年，丹尼爾·笛福在《魯濱遜二次漂流記》裏提到寧波是通往京城運河的起點，將寧波詩意地描述為“大海與江河相遇的地方”。

在寧波三江口矗立有一座“海上茶路啓航地”紀念碑，訴説着寧波與中國茶走向世界的淵源，寧波是長江流域產茶區重要的茶葉外銷口岸。

早在“五口通商”前許久，寧波就已有較大規模茶葉外貿。1700年“伊頓”號在寧波購買了約320擔茶葉。翌年，“開赤普爾”號又在寧波訂購了時價8000兩白銀的茶葉。1843年，“茶葉大盜”羅伯特·福鈞受英國倫敦園藝學會委託調查中國茶葉，他將寧波與其他幾個區域一併列為“中國茶鄉”，可以説寧波是近代中國茶葉出口貿易的一扇重要窗口。

1000餘年間，天封塔鳥瞰寧波城，甚至被來華西人命名為“寧波塔”。同治十一年（1872），天主教浙江教區蘇主教興建了位於江北岸的天主教堂。1899年，這座法國人捐資建設的近代寧波新城標誌建築添設鐘樓，成為100餘年間寧波江北岸的不二象徵。天封塔與天主堂分立寧波老城南北兩端，與身旁的奉化江、甬江相看兩不厭，一同靜靜地守望着寧波城。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