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3] 

檢驗真理的標準是什麼？這是早被無產階級的革命導師解決了的問題。但是這些年來，由於“四人幫”的破壞和他們控制下的輿論工具大量的歪曲宣傳，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為了深入批判“四人幫”，肅清其流毒和影響，在這個問題上撥亂反正，十分必要。

怎樣區別真理與謬誤呢？1845年，馬克思就提出了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人的思維是否具有客觀的真理性，這並不是一個理論的問題，而是一個實踐的問題。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於離開實踐的思維是否具有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6頁）這就非常清楚地告訴我們，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真理，只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這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一個基本原理。

實踐不僅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是唯一的標準。毛主席説：“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誇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義論》）“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實踐論》）這裏説：“只能”、“才是”，就是説，標準只有一個，沒有第二個。這是因為，辯證唯物主義所説的真理是客觀真理，是人的思想對於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因此，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就不能到主觀領域內去尋找，不能到理論領域內去尋找，思想、理論、自身不能成為檢驗自身是否符合客觀實際的標準，正如在法律上原告是否屬實，不能依他自己的起訴為標準一樣。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必須具有把人的思想和客觀世界聯繫起來的特性，否則就無法檢驗。人的社會實踐是改造客觀世界的活動，是主觀見之於客觀的東西。實踐具有把思想和客觀實際聯繫起來的特性。因此，正是實踐，也只有實踐，才能夠完成檢驗真理的任務。科學史上的無數事實，充分地説明了這個問題。

門捷列夫根據原子量的變化，制定了元素週期表，有人贊同，有人懷疑，爭論不休。爾後，根據元素週期表發現了幾種元素，它們的化學特性剛好符合元素週期表的預測。這樣，元素週期表就被證實了是真理。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説在300年裏一直是一種假説，而當勒維烈從這個太陽系學説所提供的數據，不僅推算出一定還存在一個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還推算出這個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時候，當加勒於1846年確實發現了海王星這顆行星的時候，哥白尼的太陽系學説才被證實了，成了公認的真理。

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被承認為真理，正是千百萬羣眾長期實踐證實的結果。毛主席説： “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真理，也不但在於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等人科學地構成這些學説的時候，而且在於為爾後革命的階級鬥爭和民族鬥爭的實踐所證實的時候。”（《實踐論》）馬克思主義原是工人運動中的一個派別，開始並不出名，反動派圍攻它，資產階級學者反對它，其他的社會主義流派攻擊它，但是，長期的革命實踐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是真理，終於成為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思想。

檢驗路線之正確與否，情形也是這樣。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制訂自己的路線時，當然要從現實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的情況出發，依據革命理論的指導並且加以論證。但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各個革命政黨的路線是否正確，同樣必須由社會實踐來檢驗。20世紀初，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俄國工人運動中，都發生了列寧的馬克思主義路線與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的激烈鬥爭，那時第二國際的頭面人物是考茨基，列寧主義者是少數，鬥爭持續了很長一個時間。俄國十月革命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的實踐證明列寧主義是真理，宣告了第二國際修正主義路線的破產。

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真理與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產物。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與“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在一個時期內，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沒有占主導地位。長期的革命鬥爭，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正確的，而“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是錯誤的。標準是什麼呢？只有一個：就是千百萬人民的社會實踐。

有的同志擔心，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會削弱理論的意義。這種擔心是多餘的。凡是科學的理論，都不會害怕實踐的檢驗。相反，只有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才能夠使偽科學、偽理論現出原形，從而捍衞真正的科學與理論。這一點，對於澄清被“四人幫”搞得非常混亂的理論問題，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四人幫”出於篡黨奪權的反革命需要，鼓吹種種唯心論的先驗論，反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例如，他們炮製“天才論”，捏造文藝、教育等各條戰線的“黑線專政”論，偽造老幹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變成走資派的“規律”，胡謅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是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分子的經濟基礎”的謬論，虛構儒法鬥爭繼續到現在的無稽之談，等等。 ^[11]  所有這些，都曾經被奉為神聖不可侵犯的所謂“理論”，誰反對，就會被扣上反對馬列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的大帽子。但是，這些五花八門的謬論，根本經不起革命實踐的檢驗，它們連同“四人幫”另立的“真理標準”，一個個都像肥皂泡那樣很快破滅了。這個事實雄辯地説明，他們自吹自擂證明不了真理，大規模的宣傳證明不了真理，強權證明不了真理。他們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自居，實踐證明他們是反馬列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政治騙子。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之所以有力量，正是由於它是經過實踐檢驗了的客觀真理，正是由於它高度概括了實踐經驗，使之上升為理論，並用來指導實踐。正因為這樣，我們要非常重視革命理論。列寧指出：“沒有革命的理論，就不會有革命的運動。”（《列寧選集》第1卷第241頁）理論所以重要，就是在於它來源於實踐，又能正確指導實踐，而理論到底是不是正確地指導了實踐以及怎樣才能正確地指導實踐，一點也離不開實踐的檢驗。不掌握這個精神實質，那是不可能真正發揮理論的作用的。

有的同志説，我們批判修正主義，難道不是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去衡量，從而證明修正主義是錯誤的嗎？我們説，是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我們批判修正主義的鋭利武器，也是我們論證的根據。我們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去批判修正主義，這些基本原理是馬、恩、列、斯和毛主席從革命鬥爭的實踐經驗概括起來的，它們被長期的實踐證明為不易之真理；但同時我們用這些原理去批判修正主義，仍然一點也不能離開當前的（和過去的）實踐，只有從實踐經驗出發，才能使這些原理顯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我們的批判只有結合大量的事實分析，才有説服力。不研究實踐經驗，不從實踐經驗出發，是不能最終駁倒修正主義的。

客觀世界是不斷髮展的，實踐是不斷髮展的。新事物新問題層出不窮，這就需要在馬克思主義一般原理指導下研究新事物、新問題，不斷作出新的概括，把理論推向前進。這些新的理論概括是否正確由什麼來檢驗呢？只能用實踐來檢驗。例如，列寧關於帝國主義時代個別國家或少數國家可以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學説，是一個新的結論，這個結論正確不正確，不能用馬克思主義關於資本主義的一般理論去檢驗，只有帝國主義時代的實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的實踐，才能證明列寧這個學説是真理。

毛主席説：“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毛澤東選集》第5卷第297頁）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辯證唯物主義。

革命導師們不僅提出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且親自作出了用實踐去檢驗一切理論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論的光輝榜樣。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待他們所共同創造的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文獻《共產黨宣言》的態度，就是許多事例當中的一個生動的例子。

1848年《宣言》發表後，在45年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實踐來檢驗它。《宣言》的7篇序言，詳細地記載了這個事實。首先，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發揮的一般基本原理整個説來到最後還是完全正確的。”同時，他們又指出，“這些基本原理的實際運用，正如《宣言》中所説的，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二八頁）

馬克思和恩格斯根據新實踐的不斷檢驗，包括新的歷史事實的發現，曾對《宣言》的個別論點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最後為止的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條註釋，“確切地説，這是指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五一頁）這是因為，《宣言》發表以後人們對於社會的史前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特別是摩爾根的調查研究證明，在階級社會以前，有一個很長的無階級社會；階級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並非從來就有的。可見，説“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並不確切。恩格斯根據新發現的歷史事實，作了這個説明，修改了《宣言》的舊提法。

《宣言》還有一個説法，説到無產階級要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以推翻資產階級。1872年，兩位革命導師在他們共同簽名的最後一篇序言中，明確指出：“由於最近25年來大工業已有很大發展而工人階級的政黨組織也跟着發展起來，由於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實際經驗而後來尤其是有了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經驗，所以這個綱領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特別是公社已經證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國家機器，並運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第二二九頁）列寧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這個説明十分重視，他認為這是對《共產黨宣言》的一個“重要的修改 ”。（《列寧選集》第三卷第二〇一頁）

正如華主席所指出的：“毛主席從來對思想理論問題採取極其嚴肅和慎重的態度，他總是要讓他的著作經過一段時間的實踐的考驗以後再來編定他的選集”。

毛主席一貫嚴格要求不斷用革命實踐來檢驗自己提出的理論和路線。1955年毛主席在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時候，寫了104篇按語。當時沒有預料到1956年以後國際國內所發生的階級鬥爭的新情況。因此，1958年在重印一部分按語的時候，毛主席特別寫了一個説明，指出這些按語“其中有一些還沒有喪失它們的意義。其中説：1955年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決戰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這樣説不妥當。應當説：1955年是在生產關係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勝利的一年，在生產關係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層建築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戰線方面和政治戰線方面，則或者還沒有基本勝利，或者還沒有完全勝利，還有待於爾後的努力。”（《毛澤東選集》第五卷第二二五頁）

革命導師這種尊重實踐的嚴肅的科學態度，給我們極大的教育。他們並不認為自己提出的理論是已經完成了的絕對真理或“頂峯”，可以不受實踐檢驗的；並不認為只要是他們作出的結論不管實際情況如何都不能改變；更不要説那些根據個別情況作出的個別論斷了。他們處處時時用實踐來檢驗自己的理論、論斷、指示，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尊重實踐，尊重羣眾，毫無偏見。他們從不容許別人把他們的言論當作“聖經”來崇拜。

毫無疑義，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必須堅持，決不能動搖；但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並不是一堆僵死不變的教條，它要在實踐中不斷增加新的觀點、新的結論，拋棄那些不再適合新情況的個別舊觀點、舊結論。

關於哲學，毛主席曾經説過：“我們已經進入社會主義時代，出現了一系列新的問題，如果只有幾篇原有的哲學著作，不適應新的需要，寫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論，那是不行的。實踐、生活的觀點是認識論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觀點。實踐、生活之樹是長青的。”正是革命導師的這種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辯證唯物主義立場，才保證了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髮展，而永葆其青春。

我們不僅承認實踐是真理的標準，而且要從發展的觀點看待實踐的標準。實踐是不斷髮展的，因此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它既具有絕對的意義，又具有相對的意義。就一切思想和理論都必須由實踐來檢驗這一點講，它是絕對的、無條件的；就實踐在它發展的一定階段上都有其侷限性，不能無條件地完全證實或完全駁倒一切思想和理論這一點來講，它是相對的、有條件的；但是，今天的實踐回答不了的問題，以後的實踐終究會回答它，就這點來講，它又是絕對的。

列寧説：“當然，在這裏不要忘記：實踐標準實質上決不能完全地證實或駁倒人類的任何表象。這個標準也是這樣的‘不確定’，以便不至於使人的知識變成‘絕對’，同時它又是這樣的確定，以便同唯心主義和不可知論的一切變種進行無情的鬥爭。”（《列寧選集》第二卷第一四二頁）

修改稿(2張)

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關於實踐標準的絕對性和相對性辯證統一的觀點，就是任何思想、任何理論必須無例外地、永遠地、不斷地接受實踐的檢驗的觀點，也就是真理髮展的觀點。任何思想、理論，即使是已經在一定的實踐階段上證明為真理，在其發展過程中仍然要接受新的實踐的檢驗而得到補充、豐富或者糾正。

毛主席指出：“人類認識的歷史告訴我們，許多理論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了它們的不完全性。許多理論是錯誤的，經過實踐的檢驗而糾正其錯誤。”又指出：“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人們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馬克思列寧主義並沒有結束真理，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闢認識真理的道路。”（《實踐論》）

馬克思主義強調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強調在實踐中對於真理的認識永遠沒有完結，就是承認我們的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或最終完成，就是承認由於歷史的和階級的侷限性，我們的認識可能犯錯誤，需要由實踐來檢驗，凡經實踐證明是錯誤的或者不符合實際的東西，就應當改變，不應再堅持。

事實上這種改變是常有的。毛主席説：“真正的革命的指導者，不但在於當自己的思想、理論、計劃、方案有錯誤時須得善於改正”，“而且在於當某一客觀過程已經從某一發展階段向另一發展階段推移轉變的時候，須得善於使自己和參加革命的一切人員在主觀認識上也跟着推移轉變，即是要使新的革命任務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適合於新的情況的變化。”（《實踐論》）林彪、“四人幫”為了篡黨奪權，胡謅什麼“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實踐證明，他們所説的絕不是毛澤東思想的真理，而是他們冒充毛澤東思想的謬論。

“四人幫”及其資產階級幫派體系已被摧毀，但是，“四人幫”加在人們身上的精神枷鎖，還遠沒有完全粉碎。毛主席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曾經批評過的“聖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這種傾向依然存在。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工作中，“四人幫”都設置了不少禁錮人們思想的“禁區”，對於這些“禁區” ，我們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科學無禁區。凡有超越於實踐並自奉為絕對的“ 禁區”的地方，就沒有科學，就沒有真正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而只有矇昧主義、唯心主義、文化專制主義。

黨的十一大和五屆人大，確定了全黨和全國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新的發展時期的總任務。社會主義對於我們來説，有許多地方還是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面臨着許多新的問題，需要我們去認識，去研究，躺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現成條文上，甚至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度是錯誤的。我們要有共產黨人的責任心和膽略，勇於研究生動的實際生活，研究現實的確切事實，研究新的實踐中提出的新問題。只有這樣，才是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態度，才能夠逐步地由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前進，順利地進行新的偉大的長征。

這場大討論的發生有着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舉粉碎“四人幫”，結束了延續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舉國歡騰，人心思變，百業待舉，黨面臨着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但是，這一進程受到“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錯誤方針的嚴重阻礙，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前進中出現徘徊局面。

針對這種狀況，鄧小平多次旗幟鮮明地提出，“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人們要完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1977年7月，黨的十屆三中全會恢復了鄧小平在黨內、政府和軍隊中的全部領導職務。與此同時，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不少老同志也從不同角度提出，要恢復和發揚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作風，正確認識與把握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把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時期，中央黨校也作出規定，研究黨的歷史要遵守兩條原則，一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的有關指示，二是以實踐為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原話，是毛澤東最先提出來的。 ^[4]  1963年11月，劉少奇、鄧小平等人在東湖賓館寫《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公開信》，此文打印出來後，毛澤東修改時，加註了“社會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毛澤東本來就是一個大哲學家，他改完這篇文章，很高興，還在東湖邊照了一張相。這張照片如今也掛在毛澤東故居陳列館內。

該文原稿現保存在中央檔案館。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同志在給中央的一封信中提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此後，對“兩個凡是”提出了批評，並多次提出了堅持“實事求是”的問題。

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以前，《人民日報》和不少報紙以及社會輿論已經就教育上“兩個估計”問題、所謂“文藝黑線”問題、老幹部和“走資派”問題、知識分子問題，特別是天安門羣眾運動等，強烈地提出撥亂反正的要求，展開了爭論與鬥爭。《光明日報》參加了這些爭論。不少同志感到有必要根據鄧小平、胡耀邦同志的思想，寫一篇比較全面的關於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文章。

同年12月，中央黨校研究編寫一個黨史材料時，當時主持黨校工作的胡耀邦同志明確提出編寫要求：一個是完整、準確地運用毛澤東思想，一個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在校學習的不少高、中級幹部進行了討論，當時正在黨校高級班學習的楊西光同志，參與了這些討論。

同年，《光明日報》、《哲學》專刊組組長王強華出差去南京開會。會上，請南京大學哲學系副主任胡福明為《哲學》專刊撰稿。胡福明翻閲了大量資料，大約在1977年秋季，完成了兩篇稿子，其中一篇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理論部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一文作了多次修改。

1978年4月，經過作者和編輯部反覆修改的這篇文章拼在了《哲學》專刊上準備發表。總編輯楊西光在審閲大樣時決定，將文章撤下來，進一步修改後在一版發表。發表前，楊西光將作者胡福明和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孫長江、《光明日報》理論部主任馬沛文、《哲學》專刊負責人王強華召集到一起研究修改。

文章經他們反覆修改，再經中央黨校副教育長吳江同志修改，於4月27日定稿，由吳江同志送胡耀邦同志審閲。在修改過程中，楊西光與吳江同志商定，為擴大文章影響，先在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第二天在《光明日報》發表。這個考慮，經吳江同志請示胡耀邦同志，得到胡耀邦同志批准。 ^{[1]  [5]} 

同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發表了經胡耀邦審閲定稿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6]  5月11日，這篇文章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在《光明日報》發表。當天新華社轉發。5月12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轉載，全國絕大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的報紙也陸續轉載。

一石激起千層浪，這篇文章很快引發了一場全國範圍的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對中國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2019年8月27日，教育部召開新聞發佈會，介紹普通高中三科統編教材有關工作情況。據介紹，普通高中語文教材注重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和國外優秀文化。紅星新聞記者還在會上獲悉，《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入選普通高中語文教材 ^[2]  。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闡明瞭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當討論遇到阻力時，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陳雲、胡耀邦等紛紛表態支持這一討論。隨之，這場討論從思想理論界擴大到黨政軍及社會各界。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道理。這就從根本理論上否定了“兩個凡是”。文章在黨內外和廣大幹部羣眾中激起了強烈反響，這場討論為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奠定了理論基礎，成為實現黨和國家歷史性轉折的思想先導。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但同時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和指責。 ^[7] 

題詞(4張)

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講話，針對當時的形勢再次精闢闡述了毛澤東的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根本方法。這個講話在關鍵時刻給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以有力的支持。

同月24日，《解放軍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從理論上系統地回答了對於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所提出的種種責難，得到了當時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的羅瑞卿的支持和幫助。同時，中央和地方報刊也發表了許多闡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文章，其中包括中央和國務院各部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人民解放軍各總部、各部隊領導同志的文章，從而推動真理標準的大討論在全國轟轟烈烈地深入展開。

這場大討論，衝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做了重要的思想準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新中國成立以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這場大討論，為黨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奠定了思想基礎。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堅決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正確路線，為真理標準大討論作了總結。

在21世紀，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正處在一個新的歷史起點，機遇前所未有，挑戰接踵而來，新的情況和新的問題層出不窮，人們更應該繼承和發揚當年“大討論”的精神，繼續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各項任務，為實現科學發展、構建和諧社會做出新的貢獻。這也是對1978年真理標準討論暨引發討論的“文章”發表的紀念。

鄧小平：“關於真理標準問題，《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文章，一下子引起那麼大的反應，説是‘砍旗’，這倒進一步引起我的興趣和注意。不要小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的爭論。這場爭議的意義大了，它的實質就在於是不是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

《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刊登了一篇用筆名發表的文章，題目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篇文章成了擁鄧力量的第二次吶喊。文章的作者胡福明當時是南京大學哲學系老師、中共黨員。後來他自稱，1977年秋他把這篇文章送去發表，反對“兩個凡是”完全是自己主動做的，因為他意識到，如果不駁斥“兩個凡是”那樣的教條，鄧就沒有重新掌權的希望。”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説：“會議高度評價了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問題的討論，認為這對於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線，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1] 

胡福明（1935年7月—2023年1月2日） ^[10]  ，男， 江蘇無錫人。1955年9月就讀於北京大學新聞專業，翌年進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研究班學習，1962年畢業後，到南京大學政治系（後更名哲學系）任教。曾任系黨總支副書記、副系主任、副教授、教授。1982年11月調至江蘇省委工作，歷任江蘇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部長、省委常委、省委黨校校長、江蘇省政協副主席等職。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主要作者。2001年退休。 ^[7-8] 

孫長江（1933年10月-2020年6月19日），男，福建晉江人，1949年9月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6年1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5月任中共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副研究員、副主任。1994年創建首都師範大學東方思想文化研究所，奠定了首都師大中國哲學學科的發展。孫長江同志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的主要撰稿人和主要定稿人之一。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