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會計研究

一個被普遍接受的觀點是。規範會計研究所回答的是“應該是什麼”的問題，實證會計研究所回答的是“實際是什麼”的問題，實證會計研究的目的是解釋和預測會計實務，規範會計研究的目的在於規範會計實務。一個簡單的類比是，如果你要過一條河，實證會計研究告訴你的是以前人們是擺渡過去的，而規範會計研究告訴你的是應該從橋樑上過去，還是擺渡過去。從這個意義上講，實證會計研究更重視科學性，規範會計研究更重視哲學性。

實證會計研究在美國得到了空前的發展，瓦茨（Ross L. Watts）和齊默爾曼（Jerold L. Zimmerman）認為主要是需求推動的，這種需求主要來自三方面，（1）信息需求，公司的許多利益相關者都需要做出與會計報告有關的決策，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他們需要了解有關的實證會計研究成果；（2）教學需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需要向學生解釋各種會計程序的差異。從而使學生容易理解，實證會計研究正好滿足了這一要求；（3）政策需求，政府在制訂政策的過程中，各方面的人士都為了一定的目標不斷進行濤説，他們需要證明自己的見解是正確的，實證會計研究也符合了他們的需要，有時研究人員並不是有意為他們提供證據的，卻被他們用來證明自己的觀點。　我國的情況卻有所不同，對實證會計研究成果的需求沒有美國那麼強烈。在信息需求方面，我國的投資者和證券市場的現狀決定了他們對會計信息本身就不夠重視，更不用説是利用會計信息而得到的研究成果了；在教學需求方面，採用了實證會計研究成果教學的院校和教師還只是極少數，這方面的工作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更多的精力來完成；我國在制訂政策過程中的遊説還很少，爭論的各方也沒有注意到實證會計研究成果的出現。這並不是説我國沒有對實證會計研究的需求，比如説學者們對學術成果的追求就是一個重要的需求。近年來在實證會計研究的供給方面卻出現了一些變化，證券市場的發展、數據的豐富以及相關學科的融大都為實證會計研究提供了可能和基礎，也降低了研究成本，尤其是一批年輕學者的加入更推動了實證會計研究的發展。所以，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主要是由供給推動的，而不是主要由需求推動的。

雖然實證會計研究己經取得了一些成果，從事這項研究的學者也越來越多，但人們仍然不停地間：實證會計研究到底有沒有用？我們猜想他們所關心的是實證會計研究對我國的會計理論和實務有沒有貢獻。回答是肯定的，只是貢獻的形式有所不同。有些實證成果對理論和實務是有直接貢獻的，但大多數實證成果不能直接作用於理論或實務，而只是有間接的貢獻。一項研究（如對公司治理結構的研究）好比一堵牆，每一篇文章都只是一塊磚，有些磚會被埋在牆裏面，好像沒有作用，但如果整堵牆可以撐起高樓大廈，那麼我們就認為每一塊磚都是有貢獻的。因為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向前跨出一小步，“不積硅步，無以致千里”，所以，這些研究成果對理論和實務也是有貢獻的。我們相信“真理”是存在的，但我們並不知道“真理”在哪裏，“真理”到底哪裏也許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在進步，在向前走。　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客觀環境是錯綜複雜的，實證會計研究中所用的數據是對客觀環境的抽象，我們用這樣的數據來研究一個具體的問題，難免會顧此失彼，所以，每一篇實證文章都會有一定的侷限性，想做到十全十美是很困難的。實證文章應該允許批評，批評若能針對實證的過程（包括結論的解釋），而不是以自己的邏輯對結論進行評價，則有助於實證會計研究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實證會計研究的哲學基礎是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它説明一個理論只能夠被證明是錯誤的，而不能被證明是正確的，也正是因為如此，實證會計研究才會有向前發展的動力，才能夠不斷完善自己。對於實證會計研究，我們注意到人們對研究態度和數學方法兩方面的批評較多，實證會計研究主要是依靠數據來説話的，但研究的選題、方法和結論往往也會受到研究態度的影響，一個嚴謹的學者得到的結論會更可信。研究結論不僅要讓別人相信，而且要讓自己相信，後者是一個比前者更難的過程。一些學者在實證過程中，先經過了多次試驗才找到最終的結果，而只對外報告最終結果，別人只看到最終結果當然容易相信，只有這些學者自己才知道選擇這個模型只是因為它符合自己的結果罷了。規範的實證會計研究過程是先提出假設，再收集數據進行檢驗，而有些學者經常是先收集數據進行檢驗，再提出假設，這個過程已經違背了實證會計研究的初衷。個別學者不端正的學術態度只是他的個人問題，而不能代表整個學術界，作為研究社會科學的學者應該受到社會責任感的驅使，這樣的學者才能得到真正有用的研究結論。人們對實證會計研究的另一個批評是數學方法太過複雜，在做數字遊戲，這在美國也許比較突出，我國大多數實證會計研究所使用的方法還很簡單，不存在過於複雜的問題，但這也提醒我們，數學方法是否簡潔與實證研究結論的可接受性有着很大的關係。

實證會計研究所涉足的領域越來越廣泛，所使用的方法也越來越複雜，廣義的實證會計研究（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也稱為經驗會計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種方法：實驗室實驗（laboratory experiments）、實地試驗（field ecperiments）、實地研究或案例研究（field studies or case studies）、調查研究（survey research）和檔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所研究的領域包括財務會計、管理會計和審計的各個方面。但狹義的實證會計研究（survey research）多指檔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主要涉及關於財務會計的研究，也有一些關於審計的研究。另一個相關的概念（positive accounting research）只是檔案研究（archival research）的一個分支，研究範圍比實證會計研究（empirical accounting research）小得多，主要研究經理人員對會計政策的選擇問題。　我國的會計學者對方法論的研究還很少，尤其是對實證會計研究方法的研究更少，但方法論的學習對實證會計研究是有益的。一般認為實證會計研究的方法論只能在實踐中逐步學習，通過動手才能夠掌握，而不能從書本中直接獲得，但在方法論上的指導無疑對研究者是有幫助的。我國的研究者在實證會計研究過程中主要參考己有文獻中的研究方法，但這些文獻只能教研究者們怎麼做，而不能教會研究者們為什麼這樣做和這樣做對研究結論的影響，對於一項深入的研究來説，僅僅知道怎麼做（how）是不夠的，還要知道為什麼這麼做（why），只有這樣才能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再向前走。我國還很缺少在方法論上對研究者們的指導。

在美國，實證會計研究自1968年以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這與美國的經濟環境是分不開的，比弗（Willian H. Beaver）認為美國實證會計研究空前發展的原因在於：（1）財務學和經濟學的發展；（2）證券市場在經濟中佔重要地位；（3）政府對證券市場進行了積極的監管，報告環境不斷變化，如國際會計準則委員會、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等經常提出新的課題；（4）上市公司的股權比較分散，而且機構投資者佔很大比重；（5）計算機技術和數據庫的發展；（6）大學的晉升制度和學術刊物的影響。　和美國相比，在我國進行實證會計研究的條件還不是很好：（1）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學和財務學理論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這不僅是實證會計研究所面臨的問題，整個中國經濟學界都面臨同樣的問題；（2）證券市場佔國民經濟的比重很小，在1998年底我國A股上市公司總市值佔國內總產值比例只有24.3%，其中還包括了大部分非流通股，流通股總市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只有7%（中國統計年鑑1999），截至2000年底這兩個比例分別大約為50%和19%左右（全景網絡），而美國在1996年底和2000年底股票總市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分別為115.6%（國際統計年鑑98）和200%左右（全景網絡）。並且我國的上市公司一般都是比較好的公司，和整個國民經濟狀況會有一定差距，而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主要是針對上市公司和證券市場進行的，但針對上市公司所得到的結論能夠説明整個國民經濟的狀況嗎？如果不能，那麼結論的有用性就會大打折扣；（3）數據庫建設不夠完備，在我國的情況下，取得數據的成本還很高，會消耗很多的時間和精力，存在着重複勞動和數據利用率低等問題，研究者之間的合作與交流有利於降低取得數據的成本，我們建議已發表文章的作者可以讓其他人分享他們所收集的數據。僅就數據本身而言，隨着信息技術的發展，數據庫的建設可望在最近幾年內有所成就，在以後的實證會計研究中取得數據將不再是一個主要的障礙，但學會運用數據可能更為重要；（4）機構投資者太少，大多數個人投資者不注重會計信息，這會直接影響到會計信息的有用性，也會影響實證會計研究的成果，當然這並不是實證會計研究的問題而是證券市場本身的問題，只是説明在我國對實證會計研究的需求還沒有像美國這樣一些國家迫切；（5）大學的晉升制度還是以論資排輩為主，“能上不能下”的體制很難説對學術研究是有利的；對於學術成果的評價也主要以數量為主，而忽略了對質量的要求，而且評定週期相對過短（一年或兩年），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研究出高水平的成果是很困難的，這也導致了學者們急功近利的傾向。

與此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我國已經具備了做實證會計研究所需要的基本條件。證券市場的發展及其規模的擴大都為實證會計研究提出了很多課題，也提供了數據上的可能。另一方面，正是中國的特殊環境為我們提供了中國特有的研究課題，如中國的股權結構、公司治理結構和投資者結構等，我們要研究的一些問題是其他國家從來未曾遇到過的。

每一篇實證文章都是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完成的，實證會計研究在美國已經有了30多年的歷史，現在的成果是建立在這30年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的。而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剛剛起步，研究成果還很少，我們的研究應該建立在什麼基礎上呢？我們面臨着兩個選擇：其一是像美國那樣從頭開始，把他們研究的問題在中國再做一遍，建立屬於自己的研究基礎，但這樣會花費很多時間，成本很高；其二就是借鑑美國現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直接向前走，但美國的研究結論卻不一定會適合中國的國情，我們己經看到了中國和美國在經濟環境方面的巨大差異。如果我們從頭做起，也許在半路就會與美國分手，走上不同的道路，就像一棵樹，中國和美國可能是不同的樹枝。如果我們採用第二種思路很有可能會遺漏一些有意義的課題，甚至走更多的彎路。類似的問題是在我國實證文章的選題應該側重於模仿還是側重於創新等等。就我國當前的情況而言，我們覺得模仿，借鑑，繼承，創新都值得鼓勵，作研究的視角也儘可以不同，因為國內的實證研究還很少，我們需要積累，各種研究積累到一定的程度，上述這些問題的解答就會變得明朗起來。當然如果要拿研究成果到國外去發表，就需要創新了，如果模仿能夠得到不同的結論也是可取的。

我們主張規範研究與實證研究並重。規範會計研究和實證會計研究是有區別的，但並不是截然分開的，二者可以有機地結合起來。實證會計研究並不會削弱規範會計研究的重要性，實證會計研究的目的在於對會計實務的解釋和預測，主要可以滿足會計信息使用者的需求和教學的需求等；而規範會計研究的目的在於規範會計實務，例如能夠滿足準則制訂過程中的政策辯論的需求。二者可以滿足不同需求者的不同需求，可以互相結合、互相補充、共同説理。另外，實證會計研究和規範會計研究沒有對錯、優劣之分，都需要大力發展，只是要想達到國際水平，規範會計研究可能還有更長的路要走。

首先，最近幾年我國的宏觀經濟狀況波動很大，比如1994的通貨膨脹率（零售物價指數）達到了21.7%，而1998年獻出現了通貨緊縮，為-2.6%（中國統計年鑑1999），這兩年的會計數據尤其是一些增長指標會存在很大差異，所以説通貨膨脹會導致數據不可比，雖然我們可以應用物價指數對通貨膨脹情況進行調整，但如果1994年時沒有通貨膨脹，那麼企業的投資決策和經營活動將是另一種情景了，這是無法調整的；其次，我國的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正在建設的過程中，每年都會有新的準則和制度出台，1997年是關聯方關係及其交易的披露準則、1998年是現金流量表和資產負債表日後事項準則、1999年是投資等準則和四項準備計提政策等，這些準則和制度都會導致各年度之間的會計數據缺乏可比性；最後，我國上市公司存在操縱會計數據和關聯交易比重較大等現象，這些行為都是不可持續的，也會導致數據不可比。數據不可比會對樣本的選取產生很大影響。

在實證會計研究中使用一年的數據只能得到一個特殊的結論，不具有普遍意義，為了使研究結論適用於一般的，情況，在選取樣本時我們一般要選擇多年度、多行業的樣本，但由於數據在不同年度之間又是不可比的，這會對統計檢驗的結果造成一定影響，此時我們就面臨着一個兩難選擇：一個不“十分可信”的一般結論和一個“十分可信”的特殊結論。這種情況下我們要根據研究的具體問題和研究目的來選取樣本，不同年度的數據可以放在一起進行研究，但使用時我們要特別小心。另一個問題是選擇偏見，使用樣本來推斷總休的前提就是樣本與總體具有相同的概率分佈，或者説樣本是隨機選取的，但這一點很難做到，在很多研究中都存在選擇偏見問題，在美國也是如此，這就便研究結論的有用性受到質疑。

實證會計研究中提出假設和解釋結論最好能夠依據一定的理論來進行，在我們使用線性模型進行假設檢驗時，一個堅實的理論基礎應該能夠説明變量之間存在着線性關係，只能説明相關性而不能説明線性關係的理論也可以作為理論基礎，但不夠堅實，另一些實證會計研究還可能沒有理論基礎。在中國尤其是面對中國特有的問題時，找一個適合於中國現狀的理論基礎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國的實證會計研究除了直接引用國外的模型之外，多數都是依靠“推測”來提出假設和解釋結論的，同時，國外的理論能不能解釋中國的現實也是一個問題。

在實證會計研究過程中，尤其是涉及到資本資產定價模型或市場模型時，經常會用到市場組合的收益和風險水平，理論上可以證明市場組合是存在的，在實證會計研究過程中一般用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來代表市場組合，但由於這兩個指數本身存在的缺陷，使我們對它們能否作為市場組合的有效替代產生懷疑。另一方面，我國還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股票指數，這也給實證研究帶來了不便。能不能設計一個更合理的統一指數來代表市場組合，有待於我們的進一步研究。

實證會計研究的哲學基礎是證偽主義，它説明了一個假設只能被證偽，而不能被證實，原因在於要想證實一個假設需要研究無限多個個體構成的總體，這是無法做到的，而要證偽一個假設只需要一個樣本（或個體）就足夠了。在實證會計研究中廣泛應用的統計檢驗恰好也存在着同樣的問題，只能夠拒絕或不拒絕一個假設而不能接受一個假設，不拒絕並不能等同於接受。這究竟是一種巧合還是研究者在開始使用統計檢驗時就考慮到了這個問題已經無法考證了，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統計檢驗恰好適合了證偽主義的要求，從而在實證會計研究中得到了廣泛應用。

由於我國的證券市場出現的時間還很短，能夠利用的數據也很有限，所以，在研究很多問題時，學者們都選取了全部樣本即總體作為研究對象，例如配股、預虧等事件都可以不太難地收集到的全部樣本，問題是此時通常採用的統計檢驗方法還是否適用呢？關於這個問題有兩種觀點，其一是統計檢驗方法是針對樣本的，只有在以樣本推斷總體時才能夠採用，對總體的研究只需要估計就足夠了，不需要再作統計檢驗；其二是雖然研究對象是總體，但統計檢驗的方法仍然可以採用，一般有兩種解釋：一種解釋是雖然我們選取了全部樣本，但可以想象另外還有很多同類事件，只是我們沒有觀察到，這樣我們的研究對象就可以看成是更大總體的一個樣本；另一種解釋是雖然我們選取了全部樣本，但我們所要研究的是一個隨機變量，任何隨機變量都可以採用統計方法進行檢驗。我們支持第二種觀點，認為雖然研究對象是總體，但仍然可以採用統計方法進行檢驗。

實證會計研究的選題、假設、檢驗和結論都建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在熟悉了已有的文獻之後，我們才會知道自己應該寫什麼，就好像知道了別人走過了的路之後，才會知道到哪裏去尋找寶藏。已有文獻不僅包括國外的文獻，還包括我國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已有文獻的同時我們還要注意對我國特有問題的思考和解釋。

財務學和經濟學的學習對實證會計研究是有好處的，也是一項深入的研究所必需的。另一方面，方法論的學習也是必要的，我們不僅要知道實證會計研究是怎樣做的，還要知道為什麼這樣做和這種做法對結論的影響，不過應該強調的是方法論的學習需要通過實踐來完成，我們不可能只通過書本來掌握它，雖然有些書本對於學習方法論是有益的。

我國的數據庫建設還很不完備，數據收集成本很高，在這種情況下從互聯網上收集數據是較為可取的一種方法，互聯網上有豐富的關於上市公司和證券市場的數據資料，而且收集數據的成本也比較低。但這些數據可能會存在一些誤差，需要進一步複核。

統計方法的學習是實證會計研究所必需的，我國所使用的統計方法還都比較簡單，我們沒有理由認為複雜的方法比簡單的方法更有用，重要的是選擇更合理的方法。在美國的實證會計研究中統計方法的改進顯得十分重要，而在我國還沒有那麼迫切，原因是我們處在不同的研究階段，隨着研究的深入，我國對統計方法的要求也會越來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