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非掾

察非掾有屬大將軍府的，《舊唐書》卷一八五上《良吏薛大鼎傳》雲：“義旗初建，於龍門謁高祖，因説：‘請勿攻河東，從龍門直渡，據永豐倉，傳檄遠近，則足食足兵。既總天府，據百二之所，斯亦拊背扼喉之計’。高祖深然之。時將士鹹請先攻河東，遂從眾議。授大將軍府察非掾”。

薛大鼎之獲此任在李淵起事之初，《唐故冀州棗強縣令贈隨州刺史裴公墓誌銘並序》證實道：“父模，隋義旗初，大將軍府察非掾。隋之察非掾，今之御史也，冠鐵衣繡，含憲詰奸”[25]。這塊唐代墓誌中所用“義旗”一詞，當亦指李淵之起事，不過起事之時還在隋代，故有是説。碑文又説察非掾之職在唐初被取消了，其職能被更正式的官職所取代，那就是御史。此表明了盛唐時御史和察非掾之間的對應關係，不過該碑文是在玄宗時撰寫的，對百年之前的制度變更已不甚了了，把察非掾完全説成是隋時的職官了。這或許與《新唐書》卷四十八《百官志三》説的情況有關：“義寧元年，丞相府置察非掾二人，武德元年，改曰殿中侍御史”[26]。義寧系隋恭帝的年號，恭帝雖是傀儡，但其時總是算作隋制。不過由於《新唐書》為北宋時所修，與唐初相隔的時間更長，其依據的史料不一，書內所載頗有矛盾之處。如察非掾究竟屬大將軍府，還是屬於丞相府，甚至是兩處皆設？據史文似乎難以定論。另《新唐書》內還有一處説到察非掾的卻雲：“（盧）襲秀者，其祖方慶，武德中，為察非掾，秦王器之”[27]。李世民受封秦王是在唐皇朝建立以後的事，即在唐高祖武德初，所以他以秦王身份器重盧襲秀無疑是屬於在唐朝發生的事。此處記載可能引自劉肅《大唐新語》卷三《公直第五》：“唐方慶，武德中為察非掾，太宗深器重之，引與六月同事”。劉肅為唐元和中人，所記當然更為可靠。如是，則察非掾之職至少存在到高祖武德年間，已為唐官無疑。《新唐書》幾個地方説武德元年所廢察非掾實際上都是指大將軍府察非掾，或許丞相府察非掾則存在到武德中才廢，這樣所有關於察非掾的史料都能基本上統一起來了。其實當時征戰未定，雖然是更朝換代了，但政權的更替是在“禪讓”的名義下進行的，故本是李淵屬下的行政職官再依原況慣性地運轉一段時間，也是很實際的事。即所謂“高祖發跡太原，官名稱位，皆依隋舊。及登位之初，未遑改作，隨時署置，務從省便”[28]，所以在唐朝初建的一段時間裏仍有察非掾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

上面引用的史料説明察非掾本系隋官，此亦可與《隋書》卷二十八《百官志下》相印證，史載隋煬帝時“左右候衞增置察非掾二人，專糾彈之事”，與御史的任務的確是差不多的。《唐六典》卷二十五“左右金吾衞大將軍”條則雲：“（大業）四年，各增至察非掾二人，專糾彈之事，皇朝因之”。這除了點明察非掾之設的年份外，還指出在唐朝仍有此職，和《新唐書·百官志》的説法是相矛盾的。由於左右候衞設大將軍，故云其為大將軍府察非掾亦可[29]，但設丞相府察非掾，如確有的話，那也是李淵的創意。從這點上説，鑑於李淵設丞相府時已為唐王[30]，故是時丞相府察非掾之職在本質上也是唐官。

然而隋代的察非掾之設也有更早的淵源，那就是北魏、北齊亦有察非吏，雖然此同樣不見諸於漢晉制度。《隋書》卷十一《禮儀志六》雲後魏、北齊的官員冠服時雲：“宮門僕射、殿門吏、亭長、太子率更寺、宮門督、太子內坊察非吏、諸門吏等皆著卻非冠”。根據《魏書》卷一一三《官氏志》所載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三年的官品令，宮門僕射為從第八品，和殿中侍御史同品。察非掾既然與宮門僕射同類，也就是與殿中侍御史地位差不多，所以唐代後來將察非掾改為殿中侍御史，可以説也是北魏官制的思路。順便指出的是，北魏察非吏可能起於“太和二年五月，減置候職四百人，司察非違”[31]。其“候職”既無固定名稱，後來以其所執“司察非違”的職能稱呼其官，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且太和二年在孝文帝改制之前，史文又云此候職系“減置”，説明此前早有該官，説不定是和道武帝時“以伺察者為候官”[32]有關，如是則察非吏一職也有着深重的鮮卑淵源。

關於庫真及察非掾的演變，有一個細節可以注意。即在北魏、北齊時，庫真為皇帝或攝政者的左右，察非掾系東宮屬官。到了隋及唐初，前者為諸王左右[33]，後者為丞相府或大將軍府屬官，似乎地位都有所變動。它們在隋唐時所屬機構的名位好像低了些，但確切地説卻是隋及唐初的諸王或隋唐之間的丞相府、大將軍府權重的結果。從墓誌主人公的情況來看，隋唐間為察非掾者都是李淵的左右。另一方面，隋及唐初諸王都是參與創業，手掌兵權的天潢貴胄，甚至都有成為皇帝的可能，故他們府中也有了原本皇帝屬下的庫真。然而這一切都是和爭奪天下時的特殊情形有關。一旦創業既成，局勢清朗，能高瞻遠矚的主政者當然要本着中土傳統來整肅制度，正名官守，以利文治長久[34]。這恐怕也是庫真、察非掾等源於鮮卑的職官名稱在唐代很快消失的一個原因。

庫真及察非掾兩個官名在唐初的消失，意味着鮮卑制度對中原政體影響的最後終止。觀察王府庫真及察非吏等官職之來龍去脈，我們不禁會想到陳寅恪先生關於隋唐制度淵源之一為北魏、北齊之制的論斷。然而陳先生所謂隋唐制度中的北魏、北齊因子，卻是指：“凡北齊承襲元魏所採用東晉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皆屬於此範圍也。又西晉永嘉之亂，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於涼州一隅，至北魏取涼州，而河西文化遂輸入於魏，其後北魏孝文、宣武兩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響，故此（北）魏、（北）齊之源其中亦有河西之一支派”，且“凡西魏、北周之創作有異於山東及江左之舊制，或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35]。

我們從有關庫真和察非掾的史料裏卻可以明顯地看到它們是帶有鮮卑色彩的，即陳先生所謂“陰為六鎮鮮卑之野俗”。因此王府庫真和察非掾等職在隋及唐前期出現，説明隋唐制度中帶有鮮卑色彩的部分，不僅有承襲西魏、北周的，也有接受來自北齊的。此給陳先生的論斷作一小小的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