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泉精舍

倡學與創設書院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當推朱熹。他是一位把“教師”當成終生職業的大學問家，是繼孔子之後的中國古文化的第二位巨人。辛棄疾在武夷山任祠官期間，即對朱熹讚歎道:“歷數唐堯千載下,如公僅有兩三人。”朱熹把對民族的憂患寄託於教育拯救，將教育作為一生的追求，並且認為教育的最好平台就是書院。因此，朱熹在幾十年的教書生涯中，興建、修建、擴建了寒泉精舍、雲谷書院、武夷精舍、考亭書院、白鹿洞書院、嶽麓書院、湘西精舍等書院十餘座，遊講各地書院數十所。 ^[1] 

作為宋代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的學術生涯並不平坦，甚至是一路坎坷。朱熹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處於政治的邊緣地帶，其學術屢遭“禁學”運動的打擊，但朱熹並未改變其進行學術創新的初衷，反而更加堅定了以書院為基地進行學術研究與傳播的決心。朱熹不僅在出生地福建武夷山創建了寒泉精舍、雲谷書院、武夷精舍、同文書院和考亭書院等5所書院，還先後修復和講學於21所書院，其學術研究大多是在書院完成的。

朱熹在寒泉精舍初步完成了其學術體系的建構工作，自乾道五年(1169年)創立寒泉精舍之後，他在此完成了《資治通鑑綱目》、《伊洛淵源錄》、《近思錄》、《論語集註》、《孟子集註》、《論語或問》、《孟子或問》等著作。此後，朱熹在武夷精舍、竹林精舍繼續進行其理論體系的建構和宣講。 ^[2] 

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首倡經世致用，對朱熹和陸九淵的理學爭執採調和折衷態度。呂、朱兩私交甚篤。朱熹家居任祠官之時，呂祖謙產多次偕朱熹講學於武夷山和毗鄰的建陽寒泉精舍。至今武夷山九曲極樂國附近的山岩仍留“東萊先先講學處”的摩崖石刻。

淳熙二年（1175年）五月，呂祖謙翩然來訪朱熹。兩人在建陽的寒泉精舍講學之餘，還互相切磋砥礪諸子之學。他們研讀了“四君子之全書”（四君子即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之後，，為他們學問之浩瀚精深所折服，準備擷取其精華編撰成書，作為教育後人之用。他們共同嘔心嚦血，精心地選錄詮釋，終於編成了儒學鉅著《近思錄》。朱熹在《書〈近思錄〉後》裏敍述了這一段兩人合作著書的經歷：“淳熙乙末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浙江）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嘆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益凡學者所以求諸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初見其梗概”。呂祖謙也寫了《跋》：“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 ^[3] 

朱熹此舉流傳到朝鮮李朝，往往被李朝學者所仰慕和效仿。河弘度曾於方丈之南士林山麓構茅舍新齋，因仰慕寒泉精舍而名以“慕寒齋”。效仿者如趙錫胤、李採、姜允齊等甚至直接“抄作業”，將其書院也稱為“寒泉精舍”。對此，朱門後學朝鮮學者李種杞有一代表性的解讀。他説：“墳之有庵，所以寓孝思備展掃也，非為讀書講學而設也。”接着，他筆鋒一轉：“然晦庵夫子於寒泉精舍，亦嘗與生徒講授。自是世之篤行君子者，亦往往取法焉。蓋夙興夜寐……亦不出於修身講道而已。”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