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白

1922年出生於遼寧瀋陽，194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史學系。

1948年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攻讀研究生肄業。

1950年起，宿白先生開始進行田野調查與發掘工作。1952年起先後在北京大學歷史系和考古系任教。

1951年至1952年，他主持了河南禹縣白沙鎮北三座宋墓的發掘，並於1957年出版《白沙宋墓》報告。當時歷史考古學尚處草創時期，考古學家在撰寫發掘報告時大都限於對墓葬形制、出土遺物進行記錄，卻很少深入討論相關的重要歷史現象、歷史問題。他憑藉自己深厚的文獻功底，查閲大量歷史文獻，與一手考古資料相結合，對墓葬的年代、墓主人社會地位、宋代河南家族墓地中流行貫魚葬的習俗等深入分析，生動刻畫了宋人的社會圖景。儘管已出版70年，《白沙宋墓》仍在學界頗具影響。

在研究生階段學習過版本目錄學，對古籍版本目錄也有着極深的造詣，他所著《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和《漢文佛教目錄》都是該領域經典著作。1947年，他在整理北大圖書館善本書籍時，從繆荃孫抄《永樂大典》殘本《順天府志》中，發現《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一文，這是雲岡石窟研究史上尚不為人知的文獻。他據此寫作《校注》一文，由此開啓了他的石窟寺研究，這也是宿白佛教考古的發軔之作。1983年北京大學成立考古系後擔任系主任，同年任美國洛杉磯加州大學客座教授，講授中國佛教考古學。他曾訪問日、韓、法、伊朗等國，進行考古方面的學術交流。曾任北大考古系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學術委員、中國考古學會副理事長、文化部國家文物委員會委員，是國務院公佈的第一批博士生導師。 ^[1-2] 

2018年2月1日凌晨6時05分，宿白在北醫三院病逝，享年96歲。 ^[1] 

他在歷史考古研究方面底藴深厚，著述頗豐； 最能體現其考古研究成果和學術造詣的，當推《中國石窟寺研究》《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以及將要完成的《中國歷史考古論集》，著有《白沙宋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藏傳佛教寺院考古》《中國石窟寺研究》等。 ^[2] 

我的小學、中學都是在瀋陽上的。“九一八”事變的時候，我是小學四年級。日本教師在學校向學生傳授日語，我能對付過去就對付過去。在上中學期間，我逐漸對歷史、地理產生了興趣。説起來，這與日本人在東北推行的教育有關。在偽滿時期，這兩門課程就講東北，中國的歷史根本不講。他們越不講，我們越想知道。

那時，我不清楚淪陷區和後方有什麼區別。1939年，我考上了北京大學，1940年入學。那時，日本人不希望學生幹別的，就希望大家唸書。我覺得有這樣一所大學上、可以學歷史很好，所以也沒有再往後方去。

當時的歷史課對我來説非常新鮮，而且還能夠按照老北大的方式上。中國史從上古講到清代，世界史從歐洲講到美洲，這些知識都是我以前沒有接觸過，一無所知的。這個時期，北大還是有一些名師，尤其是後期，燕京大學關門以後，一些老師就轉到北大來了。這個時期的北大還是保持着它的舊傳統，我的本科在歷史系，但別的院系的課可以選。

1944年畢業以後，我就留在了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這時聽了不少哲學系的課。這個時期有幾個因素影響了我的職業選擇。馮承鈞先生教我們中西交通、南海交通和中亞民族，我很有興趣。中文系孫作雲先生講中國的古代神話，容庚先生講卜辭研究、金石學、鐘鼎文，在研究生階段，我還學過版本目錄，在哲學系聽湯用彤先生的佛教史、魏晉玄學等。這些外系的課對我後來的工作很有幫助。

抗戰勝利以後，在西南聯大的北大回來了，就把我們這個北大解散了，我也沒有着落。馮承鈞先生問我打算上哪兒去，我説沒地方。他就問我願不願意到圖書館工作，我説這工作我很喜歡，他就寫了一封信把我介紹給了當時兼任北大圖書館館長的毛準。

後來，北大要恢復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主任向達找不着人，他去看馮先生，説起了這個事，馮先生就又介紹了我。我那時已經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了一年多，向達和毛準兩位就商量一家一半，讓我上午到文科研究所考古組，下午到圖書館。一直到1952年，院系調整，北大從城裏搬到城外，我這才離開了圖書館，正式來到北大歷史系。

我到歷史系考古專業後，開始上課並帶學生實習。

考古不能脱離田野工作，實際上，從1950年開始，我就一直做田野調查和發掘工作也沒有完全停止。

從1952年到1964年，我教的主要課程是漢以後的考古學和古代建築。從1964年到1974年，我們什麼事都幹不了，我的書都被封了。後來回想，幸虧封了，不然也保不住。所幸我沒有參加過任何組織，所以還算清白，沒受到太大沖擊。

1959年，我去了一趟西藏，在那裏呆了5個月。當時國家文物局要公佈第一批文物保護單位名單，西藏還沒有。文物局組織人到西藏調查佛教遺蹟，我就去了。好在我身體健康，沒什麼高原反應，吃住和行動都能適應。解放軍把寺廟的鑰匙給我們，用專車拉着我們到處跑，願意上哪兒就上哪兒，所以工作效率很高。

當時我把調查的材料交給文物局以後，就沒繼續管這事情。1988年，西藏文管會慶祝一個節日，邀請我去參加。我發現，很多寺廟在“文革”被毀掉了。回來後，我就開始整理當年的那些材料，其中好多插圖都是我那時自己畫的，正好可以做復原的參考。1996年，《藏傳佛教寺院考古》出版了，這離我當初去西藏調查已經隔了三十多年。

《藏傳佛教寺院考古》所涉及的佛教考古以前還沒人做過。自公元7世紀中葉到上世紀50年代，西藏長期處於政教合一的社會狀態，其間的政治、經濟、文化、藝術等等歷史，都在佛寺遺蹟中有所反映。因此，對於西藏佛教寺院的研究，其意義和價值就絕不限於寺廟建築領域本身，也關涉到西藏曆史諸多方面。

例如，我通過對拉薩大昭寺第二階段建築遺存剖析，發現了11世紀中國內地斗拱的典型樣式，認為當時的雪域高原有可能有內地工匠活動，這些內容任何文字史書都沒有記錄。 ^[3] 

“文革”末期，北大恢復招生。1979年9月，我帶領北京大學研究石窟的學生到新疆克孜爾石窟實習。其間還有一次歷險的經歷。那裏的98窟是由僧房窟主室改建的中心柱窟，原先的門道便單獨成為一個長條形小窟，後來不知是誰為上下窟方便，又將它們之間封閉的門重新打開，串通起來，而長條形小窟一直未安窟門，與99窟前室敞口側壁相隔僅有1米多。這樣，往來於98、99窟，除走梯子外，還可攀巖，直接從長條形小窟進出。

這看起來便捷多了，但若是手扒不住巖壁，或是腳踩不穩，都有可能跌入溝底。

我那天也是從99窟直接攀到98窟，我先用右手抓住99窟側壁，轉過身，邁出右腳，蹬到一塊突出的地方，再翻身伸左手拽住長條形小窟側壁，將整個身體緊貼住崖壁。因為上了年紀，我沒能快速跨出右腳，借勢進窟，結果用左腳試着找落腳點找了好多次，幸好最後還是平安跨過了。後來有人告訴我，當地文管所曾經有一位年輕同志，就在跨越這個地方的時候一腳踩空，不幸墜崖身亡。

我到中國各地石窟寺工作的經歷很多，但像這樣有生命危險的經歷還是很少的。

1983年，北大成立考古系，我就擔任了系主任，開了不少新課。我還帶了三個研究生，帶着他們在南京棲霞山石窟和龍門石窟實習。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