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台集

《筆斷》共分吏部、户部、禮部、兵部、刑部、工部等六類。其中兵部一類大量涉及明王朝與女真族的關係、交往、很多地觸到了清統治者的痛處，大致説來，其內容有以下幾類。

褒揚那些指出朝政弊端，忠誠正直的朝臣或邊鎮將領。如萬曆三十七年薊遼總督王向乾上疏所奏，言辭急切地指出“遼鎮阽危已極，薊鎮兵力難續”的危險，王向乾在奏章中詳細地分析了邊防情況，將遼的蠢蠢欲動、逐漸興起和明邊境的防禦疲弱、急待增兵的兩方實力對比一一列出，希望皇帝“垂聖明察”向薊遼一帶增兵，加強防守力量，以對付遼兵的不斷襲擊，防止“千里之堤，潰於蟻穴”，扼制遼的發展壯大。對此，董其昌撫今追昔，深有同感，認為當時的朝廷倘若照着王象乾的話去做，也不會將遼姑息至此，養虎成患，並由此評價王象乾是有智謀的“此疏在萬曆三十七年，去扶順之役七八載，而虜情然如此，老成謀國豈虛哉！”讚歎之情，躍然紙上。又如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初九，兵部職方主事葉世英奏清明部在鎮江堡和寬虞加強防守一折，也是得到了董其昌的大加讚揚“惜乎遼事起而其人不用矣。”

尖鋭地批評那些優柔寡斷、麻痹大意、姑息養奸的當權大臣，對遼管轄以及控制本是兵部之職責，但董其昌卻在一份禮部的奏本中發現，禮部發現兵部疏於職守之事。起因是這樣的，女真族在明朝時是受明管轄的，年年要嚮明廷進貢，建州女真自壯大以來常慫恿其他部落不向朝朝廷進貢，這事到了努爾哈赤崛起後尤為突出。萬曆三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禮部案驗證實，海西女真與建州女真已經有兩年未曾入貢，因此呈上一本名為《海建二酋逾期違貢謹循職掌據實據實題明以清宸斷事疏》。董其昌閲後不禁回憶起其後十年發生的撫順之戰。

萬曆四十六年（1618年）努爾哈赤列敍了對明廷的“七大恨”，直接與明廷對抗，5月8日率領一萬軍隊直撲撫順。撫順是當時的重要貿易城市和軍事重鎮，當時駐守撫順的是明朝將領李永芳。李永芳在努爾哈赤的威逼利誘下，在金只發動一次進攻後就率所千餘户投降了。撫順陷落，其後的援軍也被擊潰，帶給明朝極大的恥辱。明廷先後有大將楊鎬、熊廷弼、李應泰組織軍隊向金進攻，但一一被打敗。從此遼河以東，明軍重鎮錦州以北的全部地區都被金軍佔領。撫順之戰是轉折點。因此，當董其昌面對着岌岌可危的明形勢，面對這樣一本言詞中肯指出危機的奏摺，不能不發生感嘆。

他評論説：“《周易》上有“履霜附冰至”的話，這是説考慮問題要防微社漸，及早提高警惕。努爾哈赤兩年不進貢，這説明他心有所恃。可是我們的兵部大臣卻內心恬然，無動於衷。幸虧禮部大臣揭發了努爾哈赤的陰謀，這才引起了明朝廷的重視。戊午之役（即撫順之戰）正好印證了禮部的預言。考慮國家大事的人都象兵部大臣這樣麻痹大意怎麼行呢？

指出努爾哈赤的狡詐以及明朝臣的昏庸無辨、沾沾自喜。被努爾哈赤列為“七大恨”中的“老女之爭”一事，御史王雅量妄存僥倖的奏本被董其昌痛加斥責。”老女之爭”事情是這樣的，女真葉赫部布場古其妹豔麗多姿，是當時名傳滿蒙的美女，十五歲許給努爾哈赤。其後，葉赫部曾與建州部發生過戰爭，布揚古之父、葉赫布寨貝勒被建州士卒武談“掩爾殺之”，戰後葉赫索要遺體，努爾哈赤竟將布寨貝勒的遺體剖為兩半，僅還一半給葉赫，既殺其身，又辱其屍，這樣的不共戴天之仇豈能不報，布揚古怎能讓妹妹與仇人永結絲羅之好。其妹納林布祿改許給哈達蒙格布祿、寫拉布佔泰貝勒後，又被而布揚古許了給蒙古喀爾喀部巴哈達爾漢貝勒之子莽古爾岱台吉。努爾哈赤為此發兵爭搶。當時豔麗如花的美女在多次改聘後成為政治角還的犧牲品，直到三十三歲仍未婚娶，成為“老婦”，最後嫁與蒙古，一年而亡，實為可悲。”

對“老女之爭”的分析，王雅量是這樣寫的：努爾哈赤與蒙古暖免（喀爾喀部）都很強大，一旦聯合起來，遼東的局面就無法支持；而現在努爾哈赤與暖免爭婚，勢不驟合，而葉赫由於與蒙古通婚（葉赫親明朝），於是有了強大的後盾，這對中國非常有利。王雅量於是沾沾自喜地預測：明朝只要在遼陽以東設防，按甲不動就可以了。不但坐收漁翁之利，努爾哈赤的滅亡也是翹首可待的事了。對此種言論，董其昌加以否認，他在筆斷中指出，努爾哈赤之所以借老婦之爭挑起與葉赫和蒙古的戰爭，形成劍拔弩張之勢，其主要目的並不是為布揚古之妹以及什麼改聘之恥，仍然是圖謀遼陽，“老女之爭”只是個幌子，這樣，看起來好像夷人之間互相仇視的復仇之戰，但如果我們放鬆了警惕，就正好中了他們的計策。由此。董其昌指出努爾哈赤的本性是很狡猾的，明廷不應被其詭計所矇騙，他希望大臣們打消對努爾哈赤的僥倖心理，提高警惕，否則情況會更加嚴重。其四、嚴加斥責努爾哈赤等遼統治者的嗜殺成性，他痛責努爾哈赤的將領們草菅人命，指出，女真百姓的生活是很痛苦的，怨聲載道如“奴酋好殺，遼之怨恨上通於天”，這些言證必不會被清所容忍。

並且是佔最大比重的，是關於針對遼的防邊之策，作者在詳細分析後，提出以下策略。

（一）軍事上：①集中兵力打擊敵人，避其強勢打擊弱勢，如萬曆四十七年九月熊廷弼在撫順之陷後給神宗奏疏後的筆斷。②實行屯守的政策，將防衞落實到邊境每户人家上，平時在民間組織軍隊並進行操練，一有戰事派往戰場，如萬曆二十六年兵科給事中赫敬呈神宗奏疏後的筆斷；③用重金收買遼營掌握軍機之人，或派心腹深入內部刺探敵情，以期對遼軍事動向有所準備，及早制定有效的克敵措施，避免措手不及勿忙應戰，如萬曆四十二年二月初十日遼東巡撫張濤星神宗疏的筆斷；④實行堅壁清野政策，在邊境地區嚴加防範，並招募土著之兵，利用他們驍勇善戰熟悉地形的優勢，組成精鋭部隊，打擊遼兵入侵，如萬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户部主事郝敬呈神宗以筆斷。

（二）經濟上：①控制邊境貿易，尤其是禁止女真盛產的人蔘、貂皮的買賣，控制明物產尤其是糧食的外流，摧毀女真族的經濟，使他們困厄疲憊，坐困致敗（如萬曆四十八年三月初十日）南京部主事牛維曜呈神宗奏疏筆斷；②用優撫政策吸引流向女真的漢族回來重操舊業，幫助他們安家並發展生產，對有才能的人回中國給予獎勵，以此削弱努爾哈赤的實力，使他們民心渙散如萬曆三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兵科都給事中宋一韓呈神宗的奏疏筆斷。

這些策略不能不説是很有見地的，由此可看出董其昌的軍事才能。只可惜這些建議並沒受到明統治者的重視，董其昌的苦心付之東流水。至明滅後，清統治者然自不會讓這些筆斷存世，《容台集》被列為禁書是情理之中的。

《容台集》在明代曾在崇禎八年被增版翻刻，黃道周序説明了翻刻情況：“曩在京師見容台集，就未甚備，近董長公來自閩中，以建寧固稱書窟，先生之轍存焉，因而鐫之，是為建本。僕始得盡讀其文辭，與諸筆載諸篇，始復瞠然嘆“昔者睹先生之未有盡也。”由此可見《容台集》在當時影響是很大的，尤其是筆斷一卷，與董其昌的詩風截然不同，頗有運籌在握的將帥風範。而清代將《容台集》也只是部分禁燬，如四庫館臣認為：“其昌以書畫擅名，論者比之趙孟頫。然其詩文多率爾而成，不暇研煉，詞章之學蓋不及孟多矣。”事實上還是比較欣賞他清新流暢的文筆和那些楚楚有致的小詩的。現代人則更看重其中的筆斷部分認為其兵部類涉及遼事者頗繁，如與留中奏疏匯要比較而觀之則於當時情勢更可然矣”。

董其昌傳略見《萬曆事實纂要》。他是當時一位著名的詩人。他的詩作頗能體現他精於鑑賞、長於闡述的才能，如詩集中《畫家霜景與煙景渚亂，餘未有以易也。丁酉冬，燕山道上乃始司文，題詩驛樓》一詩“曉角寒聲散柳堤，行林雪色亞枝低。行人不到邯鄲道，一種煙霜也目迷。”詩的開篇即渲染了早冬清冷的景色，柳堤上散落着白雪，也幽幽地響着吹角聲，輕輕地透露出清而不悽的的寒意。接着畫面轉到了柳堤外的樹林中，那裏覆蓋着一片白雪，密密的枝丫被雪壓得沉沉地垂了下來，頭兩句，為我們描繪出一片雪景。寫景是為了抒情，“柳”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是一種送別的意象，象徵着依依不捨，《詩經》曾寫“昔我往矣，柳柳依依”，都是訴着別情，於是這楊柳、這清冷響徹的角聲不禁牽動了遊子的思緒”行人不到邯鄲道，一種煙霜也目迷”，留給人無限遐想。

他的《自畫吾松小崑山》：“崑山雖婉孌，卻以魯家丘。故作廬峯勢，青天瀑布流。”這是一首題畫小詩，在表現畫幅的意境時，顯得楚楚有致，在他筆下，崑山是如此的温婉可愛，青翠怡人。又如《長松高士圖》“虯松繡青銅，峭壁立積鐵。下有逃虛人，長嘯空山裂。”天空時態，融合駘蕩如在眼前。

《容台集》之所以被清朝禁燬，並不是因為這些清新的小詩，而是由於收錄了《神廟留中匯要》（四十卷）中的筆斷。這些筆斷都是董其昌對其中收錄的留中之疏的評論，仿史贊之例，寫在秦疏之後的。董其昌希望自己的這些評論能夠起到警醒人心，改革時弊的作用，因此十分重視這些按語的寫作，從中申明自己的觀點，褒貶分明，以期作為後事之師。“加以筆斷尤為剴切，冀有以革奸弊，而振紀綱，用心至為深遠。”（劉之誠《序》）。

董其昌與明末主戰派將領袁可立是同年至交，曾為袁可立賦文和詩題序作傳，但翻遍明代以來印行的董其昌《容台文集》多個版本沒有見到一個版本敢收錄董其昌為其撰寫的《節寰袁公行狀》，並且從該行狀中董其昌還明確提到“予所為序弗過集者也”，可知董其昌曾為袁可立文集作有序，但如今倖存的董其昌文集多個版本中均找不到有關袁可立文集序文的隻言片語，可見滿人對董其昌《容台集》的禁燬還是非常嚴苛的。

《留中奏疏匯要》雖終明之世未曾刊行，但這些筆斷於由於收在董其昌《容台集》，專門列為一卷，經以“筆斷”命名，因此能夠集中起來在明代得以見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