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國同構

家族是家庭的擴大，國家則是家族的擴大和延伸。在家國同構的格局下，家是小國，國是大家。在家庭、家族內，父家長地位至尊，權力至大；在國內，君王地位至尊，權力至大。父家長因其血統上的宗主地位，理所當然地統率其族眾家人，而且這一宗主地位並不因其生命的中止而停輟，而是通過血脈遺傳，代代相繼。同樣，君王自命“天子”，龍種高貴，君王駕崩，君統不輟，由其嫡長子自然承襲，如是者不絕。家長在家庭內是一把手，君王是國家的一把手，是全國子民的嚴父。不僅國君如父，而且各級地方政權的首腦亦被視為百姓的“父母官”。

簡言之，父為“家君”，君為“國父”，君父同倫，家國同構，宗法制度因而滲透於社會整體，甚至掩蓋了階級和等級關係。

由於古代中國經濟基礎一直是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所以與這種生產方式相聯繫的家族制度深深根植於數千年中國社會結構之中，家族結構擴大至國家結構。家與國的系統組織與權力配置都是嚴格的家長制。

家庭觀念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家庭－家族－國家”，這種“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賴以存在的社會淵源，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理想，反映了“家”與“國”之間這種同質聯繫。

在農業社會衍生出的這種“家國同構”的政治文化、管理文化，現當代這種文化傳統仍然具有較強的生命力和積極的現實意義。

“家國同構”的社會格局“家國同構”是宗法社會的顯著特徵。“家國同構”即家庭、家族與 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的共同性。在農業社會衍生出的這種“家國同構”的政治文化，管理文化，在當代仍然“餘音不絕”，我們不難從現實中感受這種文化傳統根深蒂固的存在。下面從幾個方面簡單説一下作品中的家國同構現象。

漢代忠孝觀的整合是中國古代忠孝觀念演變的一個重要階段，為了強調和倡導忠君，漢代經學提出了“家國同構”理論，也就是把君臣關係等同於父子關係。這種忠孝觀念的整合實際是一種由孝勸忠的方法，即把孝親作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為孝親的目的，所謂“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孝的內涵最初是指“敬老”、“尊親”和奉養父母等，主要用於規範親屬關係，特別是父母關係。

《説文解字·老部》雲：“孝，善事父母者。從老省，從子，子承老也。”忠有忠君、忠於國家、忠於朋友等等內涵，到春秋戰國時期，忠孝觀念已經基本形成了“孝親”、“忠君”的共識，併成為兩個最重要的政治倫理觀念。如成書於戰國時期的《孝經》便徵引孔子説：“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孝經·開宗明義章》）再如《荀子·禮論》：“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極。”又《韓非子·忠孝》説：“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但是總的來看，這時的忠、孝觀念仍然存在着明顯的分離，而且孝親也明顯要重於忠君。

在提倡忠道的同時，漢王朝也把這時已經被視為“美德”的孝道運用於統治之中。史載高祖六年，為表示孝道，高祖尊太公為太上皇，便公開下詔説：“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漢書·高帝紀下》）從惠帝開始，漢王朝還在選舉制度上設置了“孝弟力田”科。《漢書·惠帝紀》載，四年“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漢書·高後紀》載，元年春正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在高祖之後，漢家皇帝（光武帝除外）的諡號也都被冠以“孝”字。《漢書·惠帝紀》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之諡，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

從有關記載看，漢代經學家對這一問題的解決主要是採用由孝勸忠的方法。具體地説，就是在理論上強調“家國同構”，在實際生活中則把孝作為忠的手段，而把忠作為孝的目的。

家國結構的情節方式在中國戲曲中很普遍，這根植於傳統的宗法政治及文化體系，表現為大國政治命運與小家悲歡離合間須臾不可分離的緊密關係。伴隨戲曲的發展，這種家國同構的情結也被流傳下來，卻正中統治階級“弱民”政策的下懷。

中國社會長期處於典型的宗法制度社會，其文化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宗法文化的烙印，根植於這樣文化土壤中的中國戲曲，其“家國同構”的文本情結，伴隨着改朝換代、時世變遷，縈繞中華大地千年之久。

“大國”與“小家”在戲曲中往往被置於這樣的情節結構中。小家裏的悲歡離合、男女情長在國家興亡、政治動亂的大背景中被展開，劇作家用兩條看似平行的線來結構全劇，但兩條線實際上並非沒有交點，而且是能夠彼此影響的，其相互關係呈現多種類型：有的衝突很明顯，是家與國利益的直接對抗，如《四郎探母》中孝生母、愛後妻、忠前國、報後主間的艱難抉擇；有的則比較隱晦含蓄，如孔尚任借《桃花扇》裏白雲庵張瑤星道士“當此地覆天翻，還戀情根欲種，豈不可笑！”指出了侯、李愛情悲劇的悲歡和南明歷史興亡之互為表裏；有時候來自國一級的統治者的態度會促成矛盾的和解，如《牡丹亭》中皇帝降旨賜婚，“小家”中因為封建家長的頑固而無法解決的衝突，在更大的一個“家”的結構中，由更高一級的“封建家長”作了主，但是這其中並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二者分別從下而上對應於封建宗法結構體系的低級執行者與高級捍衞者，他們行動方式的不同參照於他們同處的政治體系和倫理做法，儼然構成一個悖論；但是小家也不是被動地受制於大國，在《長生殿》中李、楊因為“釵盒情緣”而“佔了情場，馳了朝綱”，大唐的社稷盛衰與帝妃情愛兩條情節線索貫穿始終，既相互獨立，又互為因果，交替發展，前後襯托；還有一種被不自覺泛化了的家國關係，南戲《宦門子弟錯立身》中的完顏壽馬歷盡千辛萬苦，一路學藝，終於找到了王金榜，期盼與王成婚，其婚事在經過了“考藝”、“完顏父同意”、“皇上恩准金漢通婚”三關後，終於得以成就，這三關的考察，一方面來説，分別來自戲子、官宦、皇權三個階層，另一方面，也可以説是漢人、統治漢人的異族這兩個階層對通婚的先後核准，完顏壽馬，作為一個能指，在三關中前後表徵着“女婿”、“官宦”、“金人”三個所指，相對於漢人戲班的地位先低後高，作品因此在情節的線索中反映出處於高位之等級相對於處於低位之等級的價值權威。

《紅樓夢》文本中，寧國府瀰漫着濃烈的道教氣氛，是道教在現世中的象徵；榮國府充滿着強烈的儒教氛圍，是儒教在人間的折射。儒教、道教文化是中國封建社會中佔主體地位的文化，儒道並舉，儒教為主，道教為輔，統一於中國“家天下”的封建文化體系，共同塑造着中國人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態。賈府家族文化是中國封建文化的凝縮；賈府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縮影。家是縮小的國，國是放大的家。由家文化到國文化，由賈府到中國封建社會，家國一體，這就是《紅樓夢》的家國同構思想。

家與國的同構狀態是中國古代社會的重要特徵，它是中國古代特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反過來 ,由此產生的“家國同構”觀念不僅未能促進家與國的良性互動，反而使兩者拉開了距離和走向對立。同時，它還將出於自然之情的孝與忠互相結合，要求臣民對君主不僅要作理性上的絕對服從，而且還要作感性上的認同，使其政權的“合法性”變得更加牢靠。最後，它對中國傳統政治的發展也產生了一系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