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川戰役

宜川戰役

中文名：Yichuan Zhanyi

英文名：Yichuan,Battle of

地點：解放戰爭時期，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在陝西省宜川城、瓦子街地區對國民黨軍進行的圍城打援作戰。 ^[1] 

戰役時間：1948年2月下旬至3月初。

參戰雙方：西北野戰軍第1、2、3、4、6五個縱隊；國民黨軍整編第29軍之整編第27、90師及宜川守敵一個旅。

殲敵數量：全殲敵整編第29軍軍部、兩個整編師師部、五個旅共2.9萬餘人，擊斃敵29軍軍長劉戡。

入選理由：宜川戰役是彭德懷指揮的西北野戰軍經過近一年的艱苦防禦作戰，而轉入外線作戰後的一次“圍城打援”的成功戰例。集中優勢兵力首先打援、而後攻城。殲敵援軍數量遠多於守敵數量，也是彭德懷解放戰爭以來對胡宗南主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勝利，並一舉扭轉了西北戰場的局勢。

1947年夏秋，人民解放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國民黨軍隊被迫轉入戰略防禦。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南出隴海，直插大別山和伏牛山，和華東野戰軍外線兵團會師中原，大量殲滅敵人，打亂了蔣介石的戰略部署，胡宗南集團也陷於兩面作戰。 ^[2] 

西北戰場的國民黨軍隊雖然還有二十九個整編旅共三十三萬多人，但戰鬥力已大大削弱，而且處於守勢。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根據蔣介石的命令陸續從陝北、晉南戰場抽調整編第一師、第三十師、第三十六師、第六十五師組成裴昌會兵團，東出潼關、陝東南，配合劉峙兵團，準備打通隴海、平漢交通線，增援中原戰場。

胡宗南集團九個整編師二十八個旅只剩十七個旅用於陝甘寧邊區周圍，其主力劉戡率整編二十九軍軍部和第二十七師、第九十師集結在洛川、黃陵地區為機動兵團，用以北援延安、東援宜川、或阻止我軍南下；整編七十六師第二十四旅的七十二團和陝西保安第六團駐守韓城和禹門口，以阻止黃河以東的解放軍西渡，整編第七十六師第二十四旅（欠第七十二團）駐守宜川；何文鼎率領整編第十七師的十二旅、四十八旅和陝西保安第十一團駐守延安和維護延安到鄜縣的公路交通線；其餘則駐守銅川、三原等地。青海馬步芳整編第八十二師駐慶陽、合水、西峯鎮；寧夏馬鴻逢整編第八十一師另兩個旅駐守安邊以西地區；榆林鄧寶珊部在我地方兵團圍困之中。

西北野戰軍在1947年冬第二次打榆林之後，主力集結在綏德、米脂、安塞地區休整，進行戰略進攻的準備工作。第二縱隊集結在晉南曲沃的曲村鎮地區整訓，待命西渡。彭德懷司令員和野戰軍司令部的同志反覆研究春季攻勢的戰役方向。其一，再攻榆林，當時我軍最大的困難是沒有糧食，加上氣候嚴寒，對攻堅不利，而且鄧寶珊已派代表和我們和談，害怕我們再攻榆林；其二，西進隴東，該地區也缺糧，我們和馬步芳、馬鴻逵集團作戰，胡宗南乘機集中東援中原，對大局不利；只有南出關中才是最合適的辦法，這樣關中人力、物力豐富，可以解決糧食問題，又可威脅西安，調動裴昌會兵團回援，我們就可策應劉伯承、鄧小平野戰軍，陳毅、粟裕野戰軍以及陳謝兵團經略中原。

針對敵軍分兵延安、洛川、宜川三地，企圖依城固守，阻止我軍南進的防禦佈勢，西北野戰軍首長決心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解放黃龍山區，威脅西安，調回胡宗南集團增援中原的兵力，直接配合中原我軍作戰。在戰役突擊方向的選擇上，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等領導認為：若先攻奪延安，在政治影響上雖大，但延安守敵2個旅依靠堅固設防，頑抗待援，我軍必以主力攻堅，如黃陵、洛川敵軍增援，形將攻堅未克，又不能集中主力殲敵援兵，且又將戰爭引向陝甘寧根據地；若先攻洛川，敵人主力4個旅，依靠其堅固設防及交通運輸之便利條件，以逸待勞進行頑抗，亦將成為相持不下之狀態；宜川守敵2個團，兵力薄弱，我軍背靠陝甘寧解放區，便於掩護我軍行動和後方供應，我第2縱隊可以隨時西渡黃河，迅速參加作戰，且能獲得晉南解放區的直接支援。而且我軍圍攻宜川，敵必馳援，時值冬春之交，尚未解凍之際，敵援軍不易在運動中構築工事，利於我軍殲滅其有生力量。 ^[3] 

1948年1月29日，西北野戰軍在米脂縣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宜川戰役的作戰部署。宜川東依黃河，西連洛川、富縣，是陝東戰略要地，被胡宗南視為關中屏障。宜川又好比是黃龍區同晉綏、太嶽解放區之間聯繫的一個釘子。拔掉這個釘子，解放黃龍山諸城，可進一步打通與晉西北的聯繫，鞏固後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態勢。彭德懷在會上説：宜川是胡宗南棋盤上的一顆重要棋子，胡宗南不會輕易放棄，一定會派兵增援，這正有利於我在運動中各個殲敵。會議最後確定：先以一部兵力（第3、第6縱隊各一部）圍攻宜川，調動黃陵、洛川等處敵軍來援；野戰軍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中先殲援敵，然後再奪取宜川城。在戰術上，攻城部隊應積極動作，但勿須急克，引敵馳援；打援部隊則應發揚英勇頑強的戰鬥作風，迅速合圍、殲滅敵軍。西北野戰軍的作戰方案上報後，迅速得到毛澤東和中央軍委的批准。 ^[4] 

為了粉碎胡宗南集團“機動防禦”部署，西北野戰軍遵照中央軍委“將戰爭引向國民黨統治區”的指示，開始由內線作戰轉入外線戰略進攻：一是繼續大量殲滅敵軍有生力量，二是開創與建設新解放區，旨在拖住胡宗南集團，使其不能抽兵到中原或華北戰場，以配合全國人民解放軍，粉碎蔣介石戰略防禦計劃。戰略進攻作戰原則是“集中優勢兵力”，“以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標，不以保守或奪取城市和地方為主要目標。”作戰方針是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先胡（胡宗南）後馬（馬步芳、馬鴻逵），逐個打擊。

根據胡宗南集團部署，我軍決定採取“圍城打援”戰術，以一部兵力進攻宜川，吸引敵軍來援，集中主力消滅增援之敵。

1948年2月12日，1、3、4、6縱隊分別由清澗、安塞、鎮川堡地區向南開進；2縱隊同時從晉南曲沃地區出發，經禹門口西渡黃河參戰。16日，各縱隊進至延長、甘谷驛、金沙鎮、雲巖鎮地區隱蔽集結，進行戰役準備。

1948年2月22日，按照戰役部署，3縱隊司令員許光達、政委孫志遠和6縱隊司令員羅元發、政委徐立清率部向宜川方向攻擊前進，在肅清周圍反動地方武裝，掃除外圍據點之後，

24日將宜川城包圍併發起攻擊。

27日，我已突破宜川守敵外圍防禦陣地，先後佔領了老虎山、萬靈山、外七郎山等要點，將敵壓縮於城內。整編24旅旅長張漢初連電胡宗南和劉戡呼援求救。這時，1縱隊司令員賀炳炎、政委廖漢生，4縱隊司令員王世泰、政委張仲良，也率部進至瓦子街以北指定地域集結，待機打援。2縱隊司令員兼政委王震率部於23日由禹門口強渡黃河，擊潰守敵陝保6團後，向宜川西南圪台街地區開進。

估計我軍圍攻宜川後，敵人增援的道路可能有三條：

一是由洛川經瓦子街到宜川。此條公路，便於大部隊機動，距離又近，增援快。但敵人顧慮瓦子街以東一段咽喉狹道易遭伏擊；

二是由洛川、黃陵經黃龍至宜川，路程較前遠兩倍；

三是由洛川、黃陵沿第一條路以北的進士廟梁至宜川。此路雖不易遭我伏擊，但山高坡陡，重裝備行動困難，路程也遠。這三條道路，我判斷敵走第一條的可能性最大。因為胡宗南主觀成性，企圖兼顧援軍與守軍，為速解宜川之圍，必令劉戡從第一條道路馳援。據此，我軍作出了立足於敵人走第一條道路、兼顧其它兩路的靈活機動的作戰部署。

第一，增援宜川之敵若取道瓦子街時，我第3縱隊、第6縱隊各以一部兵力由正面抗擊，不使援敵與宜川守敵會合；第1縱隊待敵全部通過瓦子街進入我伏擊圈後，立即斷敵歸路，攻擊敵左側後；第2縱隊由東南向西北攻擊敵右翼；第4縱隊由北向南攻擊敵左翼，四面合圍，殲滅援敵。

第二，若援敵經黃龍至宜川時，我第3縱隊、第4縱隊各以一部正面抗擊；第2縱隊由東向西攻擊敵右翼，並切斷敵歸路；第1縱隊由西向東攻擊敵左翼，合圍殲滅之。

第三，援敵若取道瓦子街以北之進士廟梁時，我第4縱隊在鷹兒窩正面抗擊；第1縱隊由北向南攻擊敵左翼；第2縱隊由東南向西北攻擊敵右側背；第3縱隊、第6縱隊各以一部由南向北攻擊敵右翼，圍殲敵人。各攻城部隊在我主力圍殲援敵時，應猛力攻城，不使守城之敵突圍。

西北野戰軍整訓期間，胡宗南集團也加緊進行了部署調整。

為確保隴海路、平漢路的暢通，胡宗南被迫抽調4個師，由西安“綏署”副主任裴昌會率領，東出潼關及陝南，配合劉峙集團作戰，胡宗南將其9個整編師28個旅中的11個旅，佈防在豫西、晉南和陝南地區，在陝甘寧邊區周圍僅留17個整編旅；

為了確保延安、洛川、宜川各據點，阻止西北野戰軍南下，胡採取“機動防禦”部署，以劉戡率主力整編29軍軍部及其27、90師為機動兵團，集結在延安以南洛川、黃陵、宜君地區；以整編17師和陝保11團守備延安和維護延安至富縣公路交通線；以整編76師24旅（欠72團）駐守宜川，72團和陝保6團駐守韓城和禹門口，阻我河東部隊西渡；

另以暫編2旅、新編9旅和陝保3團駐守銅川、耀縣以及三原等地，以保護鹹（陽）銅（川）鐵路及鹹（陽）榆（林）公路交通補給線。青馬（馬步芳）整編82師仍駐守慶陽、合水、西峯鎮地區，窺機而動；寧馬（馬鴻逵）整編81師另2個旅駐守安邊以西地區；孤城一隅之榆林鄧寶珊部正處我地方兵團圍困之中。

宜川戰役，亦稱“瓦子街戰役”。

宜川戰役是1948年2至3月間，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在陝西宜川城、瓦子街地區對國民黨軍進行的一次攻城打援戰役。

1948年初，西北野戰軍已發展到7.5萬人，並且在戰略上開始掌握主動。遵照中共中央軍委關於以主力轉向外線，建立渭北根據地的指示，確定了春季作戰方針,即南下陝中，威脅西安，大量殲滅胡宗南主力，配合中原部隊作戰，打通與晉南解放區的聯繫。

胡宗南集團為確保延安、洛川、宜川各據點，阻止人民解放軍南進，採取“重點機動防禦”方針，在戰略上轉為守勢。將國民黨軍整編第29軍的兩個師置於洛川、黃陵、宜川地區機動，以整編第17師等部防守延安，以整編第76師的第24旅主力防守宜川，一部於韓城及禹門口，控制黃河渡口。

1948年2月12日，西北野戰軍向宜川開進，宜川戰役，共殲滅國民黨軍的5個旅2.9萬餘人，粉碎了胡宗南集團阻止西北野戰軍南進的企圖，有力地策應了中原野戰軍的作戰。

1948年春，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經過新式整軍運動後，以主力5個縱隊轉入外線作戰。

1948年2月24日，以一部兵力突然包圍宜川城，主力隱蔽在宜川西南地區，準備殲滅敵人的增援部隊。

24日，完成對宜川的包圍；西北野戰軍的另一部同時進入瓦子街以北地區待機打援。胡宗南為救援宜川守軍，急令整編第29軍軍長劉戡率部沿洛（川）宜（川）公路輕裝馳援。等到27日到達後再調整部署已經晚了。西北野戰軍隨即調整部署，集中了9個旅的兵力迅速佔領瓦子街至鐵龍灣兩側高地設伏，並以一部兵力採取機動防禦誘敵深入，將援軍一部引入宜川西南預設陣地後，即轉入堅守防禦；同時經過激烈肉搏爭奪，佔領瓦子街以南高地，完全截斷了援軍回竄路線。劉戡發現陷入合圍之後，決定分路突圍。

26日，國民黨軍整編第二十九軍（兩個整編師）由洛川、宜君一線向宜川馳援。

28日，當敵軍到達宣川曬南的瓦子街地區時，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北野戰軍從四面發起猛攻，

3月1日上午，西北野戰軍發起總攻，激戰至下午5時許，將國民黨軍第二十九軍全部殲滅，並斃敵軍長劉戡。

1948年3月3日，攻克宜川城，取得宜川戰役大捷。又殲敵整編第二十七師師部、整編第九十師師部及其所屬的第三十一旅、第四十六旅、第五十三旅、第六十一旅等共2.9萬人，從根本上改變了西北戰場的形勢。

1947年7～9月，中國人民解放軍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陳（賡）謝（富治）集團和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挺進中原，完成戰略展開，迫使國民黨軍在戰略上處於被動地位。10月，在西北戰場，國民黨西安“綏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奉命從陝北、晉南抽調所部整編第1、第30、第36師至潼關及其以東地區，在陝北採取機動防禦部署，以整編第29軍軍長劉戡指揮整編第27、第90師在洛川、中部（今黃陵）、宜君地區機動；以整編第17師及陝西省保安第11團駐守延安至甘泉地區；以整編第76師第24旅（欠第72團）駐守宜川，該旅第72團及陝西省保安第6團駐守韓城及禹門渡口，企圖確保延安、洛川、宜川各點，阻止西北野戰軍南進。

西北野戰軍經過1947年冬季開展新式整軍後，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根據中共中央軍委關於以主力轉至外線作戰的指示，為南下陝中，威脅西安，殲滅胡宗南集團主力和調動其在潼關及以東的部隊回援，配合晉冀魯豫野戰軍和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在中原地區作戰，並打通陝甘寧與晉南解放區的聯繫，決心發起宜川戰役，以一部兵力圍攻宜川城，集中主力求殲洛川東援之敵，爾後攻殲宜川守軍。

1948年2月12日，西北野戰軍第1、第3、第4、第6縱隊分別從米脂、綏德、清澗、安塞地區向宜川開進，16日到達延安以東金沙鎮、甘谷驛、延長地區；第2縱隊由晉南曲沃地區西進，準備由禹門口渡黃河參加宜川地區作戰。

24日，第3、第6縱隊包圍宜川守軍，至27日攻佔外七郎山、萬靈山、太子山、老虎山、虎頭山等要點，將守軍逼進宜川城內。與此同時，第1、第4縱隊進至宜川西南的瓦子街以北地區待機打援。胡宗南急令劉戡率整編第27、第90師共4個旅2.4萬餘人，於26日由洛川、中部、宜君等地出發，沿洛（川）宜（川）公路馳援宜川，27日進至瓦子街地區。西北野戰軍隨即調整部署，以第3、第6縱隊各1個旅繼續圍攻宜川城，以該兩縱隊主力參加打援，會同第1、第4縱隊迅速佔領瓦子街至鐵龍灣公路兩側高地，隱蔽待機。28日，劉戡率部進至瓦子街以東任家灣、丁家灣地區。29日，西北野戰軍誘其先頭部隊進至鐵龍灣以西地區。同日2時，第1縱隊於瓦子街以西向劉戡所部後衞發起攻擊，6時攻佔瓦子街，並以一部兵力攻佔瓦子街以南高地，封閉了敵軍回撤的道路。劉戡部分路突圍，均被擊退。激戰竟日，西北野戰軍主力將其4個旅壓縮在喬兒溝、丁家灣、任家灣之間狹小地區內。此時，西北野戰軍第2縱隊經圪台街北上，也趕到瓦子街以南磚廟梁參戰。1948年3月1日11時，第1縱隊沿洛宜公路及其兩側由西向東，第2縱隊由南向北，第6縱隊主力由東南向西北，第3縱隊主力由東北向西南，第4縱隊由北向南，同時發起猛攻，戰至17時，將其全殲。2日晚，攻城部隊乘勝對宜川城發起總攻，至3日8時，攻克該城，全殲守軍。

中國人民解放軍十大大將之一。

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將領，軍事家。

原名許德華。湖南省長沙市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入黃埔軍校學習。1927年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任見習排長，同年在寧都加入南昌起義部隊，任排長、代理連長。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參謀長，第十七師政治委員、師長，紅三軍第八師二十二團團長、八師師長，紅三軍第二十五團團長。1932年赴蘇聯，先後入國際列寧主義學院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1937年回國。抗日戰爭時期，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教育長、第三分校校長，中央軍委參謀部部長兼延安衞戍區司令員，中央情報部一室主任，晉綏軍區第二軍分區司令員，八路軍一二零師獨立第二旅旅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晉綏軍區第三縱隊司令員，第一野戰軍二兵團軍長，第二兵團司令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甲兵司令員兼坦克學校校長和裝甲兵學院院長，國防部副部長。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 ^[5] 

許光達（1908.11.19～1969.06.03） ，原名許德華，1908年11月19日生於湖南省長沙縣東山市蘿蔔衝。

1925年05月在長沙師範學校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25年09月，轉入中國共產黨。

1926年春入黃埔軍校第5期學習，後來編入炮兵科（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

1927年05月，編入中央獨立師，參加了武漢衞戍司令葉挺將軍領導的反擊軍閥夏鬥寅叛軍的作戰。

1927年07月，在國民革命軍第4軍炮兵營任見習排長。

1927年08月，在江西寧都加入南昌起義部隊，曾任11軍25師75團排長、代理連長，參加了會昌和三河壩等戰鬥。後在國民黨軍中做兵運工作。

1928年06月20日與鄒靖華結婚。後擔任過清河縣公安局局長等職。

1929年05月，在國民革命軍駐蕪湖部隊擔任下級軍官，從事兵運。10月，被中共中央派往洪湖革命根據地，

1930年02月，參與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6軍，先後任軍參謀長，第17師政治委員和師長等職。參與開闢了以洪湖為中心的湘鄂西蘇區，多次率部參加反"圍剿"作戰。

1932年春身負重傷，後赴蘇聯治療。在蘇聯期間，曾入國際列寧學院和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歷任抗日軍政大學訓練部部長、教育長、第三分校校長，從事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研究，培養抗日軍政幹部。

1941年01月，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參謀部部長，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衞戍司令。後任八路軍第120師獨立第2旅旅長兼晉綏軍區第 2軍分區司令員，在五寨、神池、保德、偏關一帶，領導軍民開展游擊戰，鞏固和擴大抗日根據地。

抗戰勝利以後，1946年，歷任軍事調處執行部駐太原第三小組、駐本溪第二十九小組少將代表。

1946年06月，任晉綏野戰軍代參謀長兼獨立第二旅旅長，

1946年11月，任晉綏軍區第3縱隊司令員。

1947年08月，率3縱隊西渡黃河，改屬西北野戰軍（後為第一野戰軍），參加了沙家店、延（川）清（澗）、宜川等戰役。

1949年01月，任軍長，

1949年07月，任第2兵團司令員，在圍殲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戰役中，率部迂迴敵後，斷敵退路，為保證戰役全勝起了重要作用。繼而揮師西進，攻破蘭州南山敵軍主陣地，搶佔黃河大橋，與第19兵團全殲城中守敵，解放蘭州。

1950年6月，受命組建裝甲兵。任裝甲兵司令員，曾先後兼任坦克學校校長和裝甲兵學院院長。

1955年9月被授予大將軍銜，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1956年，被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委員。

1959年09月任國防部副部長。

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

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

《戰術發展的基本因素》（1939）

《論新戰術》（1940），

《許光達論裝甲兵建設》（1985）。

孫志遠（1911-1966） 原名孫秉哲，又名宋耀祖、孫國鈺、孫健。

1911年10月12日生於河北定縣大王梅村。

1929年在北平師範大學讀書時，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30年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參加領導愛國學生運動。同年11月任共青團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被派到東北遼陽一帶的抗日義勇軍中工作。

1932年春返回家鄉，任中共定縣中心縣委書記，曾組織農民武裝配合高（陽）蠡（縣）暴動。

1933年2月到東北軍騎兵二師訓練班任教官，後到第五十三軍從事兵運工作。

1934年8月被派到蘇聯海參崴學習。

1935年2月回國，先後在瀋陽，北平等地從事黨的秘密工作。

1936年8月被派到中共東北軍第五十三軍工委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冀中人民自衞軍黨代表，參與創建冀中抗日根據地。

1938年5月任八路軍第三縱隊兼冀中軍區政治部主任、冀中區黨委常委。1940年入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2年任黨校第二部副主任。

1943年任晉綏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1944年任晉綏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中共中央晉綏分局黨校副校長。1945年任晉綏野戰軍獨立二旅政委。

1946年1月任軍事調處執行部駐集寧執行小組中共方面代表。同年5月任晉綏野戰軍政治部主任、第三縱隊政委。

1947年任晉綏土改工作團團長兼中共靜樂縣委書記。

1948年7月任西北野戰軍第七縱隊政委，1949年2月任第一野戰軍七軍政委，同年6月任第一兵團政治部主任，參加扶（風）郿（縣）、隴東等戰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秘書長。

1952年11月調任政務院副秘書長兼參事室主任。

1954年2月任中共中央財委第二、第三辦公廳主任，同年10月任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國家建委副主任。

1956年10月任國家經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後兼物資管理總局局長。

1961年1月任國防工業委員會黨組第二書記，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第三機械工業部部長兼黨組書記。

1958年5月被補選為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1959年4月被選為第三屆全國政協常委。是第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

1966年10月11日在北京逝世。

羅元發（1910-），福建省龍巖縣人。

一九二八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一九二九年轉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福建龍巖列寧青年隊隊長，紅十二軍軍部特務連政治委員，紅十三軍第十四師機槍連政治指導員，紅十四軍直屬隊總支書記，紅九軍團第十四師四十二團代政治委員兼政治處主任，紅三軍團第五師十五團政治委員，軍團保衞局執行科科長，紅一軍團第一師一團政治委員，一師政治部主任。

參加了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獨立團政治處主任，獨立第一師政治部主任，晉察冀軍區第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雁北支隊政治委員兼中共雁北地委書記，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第二旅政治委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旅旅長兼政治委員，西北野戰軍第六縱隊司令員，第一野戰軍六軍軍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北疆軍區司令員兼中共北疆區黨委書記，西北軍區空軍司令員，北京軍區副司令員兼軍區空軍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副司令員兼國防科委副主任，國防科委顧問。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第九屆候補中央委員。

徐立清（1910-1983），1910年4月生，安徽金寨人。

1930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8月參加革命工作，初中，中將軍銜。

1929年4月起參加赤衞軍、游擊隊，為隊員。

1929年8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為紅一軍三十二師經理處監護連戰士。1930年夏起任紅一軍三十二師經理處書記。

1930年冬起任紅一軍三十二師政治部收發員。

1931年春起任紅四軍十一師政治部組織科幹事、科長。

1932年秋起任紅四軍十一師政治部宣傳科科長。

1933年初起任紅四軍十一師政治部組織科科長，紅四軍十一師三十二團政治處主任，紅四軍十二師政治部主任，紅四軍政治部主任。

1934年夏起任紅四方面軍總醫院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長征。

1936年任紅四方面軍衞生部政治委員。

1936年11月起任紅軍西路軍總指揮部衞生部政治委員。

1937年7月起任援西軍政治部教育科科長。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9月起任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組織股股長，10月起兼任一二九師騎兵團政治處主任。1938年至1942年任一二九師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38年冬起任冀南東進縱隊代政治委員。

1940年6月赴延安入軍政學院、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在中央黨校任支部委員。

1942年起任中共中央黨校二部組教科科長。

1944年2月起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新四旅政治委員。

1945年春起兼任關中警備區司令部副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期，1945年秋起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治部主任。

1947年春起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西北野戰兵團政治部主任。

1947年夏起任西北野戰軍政治部主任、副主任、野戰軍黨委常委。

1947年秋起任西北野戰軍第六縱隊政治委員。

1949年2月起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六軍政治委員，6月起任第一野戰軍第二兵團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兵團黨委常委。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49年10月至1950年11月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副書記、1950年11月至1955年9月任新疆分局第二書記，其間：1949年11月至1951年6月兼任新疆分局組織部部長，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兼任新疆分局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1950年2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

1949年10月至12月任陸軍第一兵團政治委員、兵團黨委副書記，1949年12月至1950年10月任第一兵團政治委員、兵團黨委副書記兼新疆軍區政治部主任、軍區黨委副書記。1

950年10月至1958年秋任解放軍總幹部部第二副部長、總幹部部黨委第二書記（1954年5月起）。

1952年至1955年3月任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

1958年秋至1960年12月任解放軍總幹部部副部長。

1959年4月當選為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

1960年12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總政治部黨委常委兼解放軍監察委員會副書記（1964年5月起）。

1965年1月當選為第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3年11月至1975年8月任濟南軍區政治委員、軍區黨委書記（1974年10月起）。1975年8月至1980年1月任解放軍總政治部副主任、總政治部黨委第三書記。

1977年8月至1982年9月任中共中央軍委委員。

1980年1月至6月任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1980年6月至1982年10月任成都軍區第一政治委員，其間：1980年4月起任軍區黨委第二書記，1980年8月起任軍區黨委第一書記。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中共第十一屆中央候補委員，1955年3月中共全國代表會議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中共十一屆一中全會任中央軍委委員，中共十二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1983年1月6日在北京逝世。

賀炳炎：“獨臂將軍”建奇功 ，中國人民解放軍著名高級將領。又名明言，原名向從炎。1913年生，湖北松滋人。

賀炳炎（1913-1960），綽號“賀小龍”，在戰爭年代失去了右臂，人稱獨臂將軍，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了赫赫戰功，被授予上將軍銜。

賀炳炎出生於宜都市忪木坪江家灣村，9歲喪母，11歲就給人家放牛，先後學過篾匠、殺豬、打鐵等多種手藝。1929年春，賀龍率領紅軍在宜部、松滋一帶活動，賀炳炎參加了紅軍。由於他革命意志堅決，作戰勇敢頑強，同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提升為騎兵連長兼政治指導員。

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十萬餘敵人向我湘鄂西蘇區壓來，我主力部隊轉到外線作戰。一天，敵軍偷襲我湘鄂西中央分局機關，賀龍命令軍校學員投入戰鬥。當時在軍校受訓的賀炳炎，操起一把大刀殺入敵羣，一連砍倒幾個敵人，奪槍殺敵，此舉轟動軍校，賀炳炎受到嘉獎。1935年春，在後坪戰鬥中，我攻擊部隊被敵人猛烈炮火壓住，兩個突擊組都未攻上去，賀龍急令“賀炳炎上”。賀炳炎中彈後仍隻身突擊成功，被譽為“孤膽英雄”。1935年12月，紅五師師長賀炳炎率部隨紅二、六軍團長征，第六次負傷後右臂被炸爛。當時手術器械和麻醉藥都沒有，醫生用木工鋸子截去了他的右臂。賀龍拿着一塊傷骨心痛地説：“這是黨的好兒子的骨頭。”

在抗日戰爭時期，賀炳炎擔任八路軍七一六團團長。首戰雁門關，殲滅日寇五百餘名，打破了“大日本不可戰勝”的神話，受到國民政府通令嘉獎。在敵後戰場，賀炳炎先後任八路軍一二O師第三支隊司令員、三五八旅副旅長。帶職赴延安軍事學院學習，後進入中央黨校，參加了延安整風，並當選為“七大”代表。在“七大”會議期間，他用左手給毛澤東敬軍禮，毛澤東用右手握住他的左手親切地説，賀炳炎同志，你是獨臂將軍嘛！今後你就免掉這份禮吧。中國從古到今，有幾個獨臂將軍?舊時代是沒有的，只有我們紅軍部隊才能培育出這樣獨特的人才！之後，賀炳炎率三五八旅南下開闢新區，任江漢軍區司令員。

在解放戰爭時期，賀炳炎轉戰西北戰場，先後任晉北野戰軍副司令員、晉綏第三縱隊副司令員兼第五旅旅長、西北野戰軍第一縱隊司令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軍軍長等職，參加了保衞延安等重要戰役。特別是在我軍轉入戰略反攻的宜瓦戰役中，賀炳炎縱觀全局，指揮正確，創造出全軍聞名的“硬骨頭六連”。在向全國進軍戰鬥中，賀炳炎率一軍所向無敵，解放青海，兼任青海軍區司令員。

全國解放後，賀炳炎先後出任西南軍區副司令員兼四川省軍區司令員、中共四川省委常委、四川省體育運動委員會主任、中共成都部隊委員會書記、成都部隊司令員。1955年9月授上將軍銜，榮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1956年9月當選為中共八大代表，1959年4月當選為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不幸於1960年7月1日在成都病逝，終年47歲。

王震，1908年生，湖南瀏陽人。1924年參加工作。1927年加入共青團，同年轉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任粵漢鐵路長嶽段工會糾察隊中隊長，湘鄂贛邊區赤衞隊支隊長兼政委，中國工農紅軍湘東獨立一師團政委，師政治部主任、師政委兼第八軍代政委，湘贛軍區代司令員。參與領導湘贛革命根據地反“圍剿”鬥爭，曾獲三等紅星獎章。後任第六軍團政委，第二軍團政委。參與開闢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1935年參加長征。

抗日戰爭時期，任八路軍一二0師三五九旅副旅長、旅長兼政委。1941年初率三五九旅屯墾南泥灣。1942年兼任中共延安地委書記、延安軍分區司令員、衞戍區司令員。1944年任八路軍南下支隊司令員。

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原軍區第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參與指揮中原突圍。後任西北野戰軍第二縱隊司令員兼政委、軍長兼政委，第一野戰軍兵團司令員兼政委。參加了延安保衞戰和青化砭、羊馬河、蟠龍等戰役。

1949年率部挺進新疆。後任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書記，新疆軍區第一副司令員、代司令員兼政委。1953年後任鐵道兵司令員兼政委。1955年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1956年任國務院農墾部部長。1975年任國務院副總理。1978年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1982年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1985年在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上被增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1986年任中國中小學幼兒教師獎勵基金會理事長。1988年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還曾任中日友協名譽會長，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名譽會長，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名譽理事長。是中共第七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八至十屆中央委員，第十一、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第十三、十四大代表，第一至五、七屆全國人大代表。

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曾獲一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一級解放勳章。

1993年3月12日在廣州逝世，終年85歲，逝世後捐獻了眼角膜。同年4月5日骨灰撒放在新疆天山。同年10月15日塑像在黑龍江省密山市正式落成。

1994年3月，大型文獻紀錄片《王震將軍》、大型畫冊《王震》、紀念專輯《尊師重教的典範──王震同志》發行。同年10月，銅像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石河子市落成。1999年11月《王震傳》（上卷）出版發行。

王世泰（1910.3.17- 2008.3.14）

1910年3月17日生於陝西洛川縣土基黃連河村。

1927年秋考入延安第四中學，參加愛國學生運動。

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任黨支部組織委員。

1930年10月參加劉志丹領導的組織活動、任黨支部委員。

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被派到國民黨部隊做兵運工作。

1931年9月，閻紅彥、吳岱峯率中國工農紅軍晉西遊擊大隊突破黃河天險進入陝甘，陝甘省委派軍委書記謝子長前往領導並改編晉西遊擊隊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總隊（開始稱西北抗日同盟軍）；

1932年6月，王世泰參加陝甘游擊隊，任班長；同年12月，陝甘省委書記杜衡（後叛變）來到陝甘遊擊總隊，按照黨中央和陝西省委指示，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杜衡自任軍政委兼團政委，並蠻橫規定陝甘遊擊總隊原排及以上的幹部無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杜

衡親自從陝甘遊擊總隊的戰士和班長中指定兩人蔘加團長選舉，結果班長王世泰被選為團長。

1933年11月至1935年8月任紅軍第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第三團團長。

1934年1月當選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執行委員。參加開闢陝甘邊及陝北革命根據地鬥爭。

1936年任中共安塞縣委軍事部部長。同年9月至1937年2月任陝北省委軍事部副部長。

1937年2月入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學習。

全國抗日戰爭爆發後，1937年10月至1938年4月任陝甘寧邊區慶環分區保安司令部司令員。1938年10月至1942年9月先後任陝甘寧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員、陝甘寧邊區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員。

1942年10月至1944年12月任八路軍陝甘寧晉綏聯防軍警備第三旅政治委員兼中共三邊地委書記。

1943年1月在西北局高幹會上，與高崗保持一致，積極參加對閻紅彥和吳岱峯等人的批判，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讚揚和重視，是因此受到表揚獎勵的22名領導幹部之一，毛澤東親筆為其題詞：“忠實、努力、不誇、不嬌”。

1944年12月至1945年8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關中警備區司令部司令員。

1945年4月至6月作為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同年8月至9月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司令員，同年9月至1947年7月任代司令員。1945年9月至1948年6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務委員。

1946年4月至1949年9月任陝甘寧邊區第三屆政府委員。

1947年2月至3月任陝甘寧野戰集團軍副司令員。3月至10月受命率小部隊深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爭，收復關中根據地。1947年9月至1949年2月任西北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縱隊黨委書記。

1948年9月至1949年2月任中共西北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率部參加關中、隴東、宜川瓦子街、黃龍山麓、西府隴東、澄（城）合（陽）、荔北和1948年西北冬季攻勢等戰役。1949年2月至6月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第四軍軍長、軍黨委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指揮所部參加1949年西北春季攻勢、陝中戰役。1949年6月至1950年9月任第一野戰軍第二兵團政治委員、黨委副書記，及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前線委員會委員。率部參加扶（風）眉（縣）、隴東追擊等戰役。1949年7月至1950年1月任甘肅行政公署主任，同時任中共甘肅省委常務委員至1952年12月。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同年10月至1954年12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1949年12月至1952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委員。

1950年1月至1952年11月任甘肅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省人民政府黨組書記。1950年10月至1952年12月任甘肅省首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副主席。1951年調任西北鐵路幹線工程局局長兼政治委員、黨委書記。提前10個月建成天（水）蘭（州）鐵路並通車。1952年8月至1954年11月任鐵道部副部長。

1954年11月至1958年2月任國家建設委員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

1958年4月至12月任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同年10月至1960年12月任西北協作區副主任。

1960年11月起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員，同時任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至1967年2月。1964年3月至1965年10月兼任甘肅省委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

1961年8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擔任甘肅省第二、第三屆政協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75年1月至1979年12月任甘肅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1月任甘肅省第四屆政協主席。1979年12月至1983年5月任甘肅省第五屆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王世泰是中共七、八、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大代表，十七大特邀代表，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1977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當選為第十一屆中央委員；

1982年9月、1987年11月分別在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相繼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一至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二至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

2008年3月14日10時57分在海口逝世。

1948年3月2日，中央軍委致電彭德懷：慶祝西北野戰軍殲滅敵軍整編27、90師之巨大勝利。4日，西北野戰軍致電嘉勉1縱隊首長及全體指戰員，電文如下：

賀司令、廖政委轉1縱隊全體指戰員同志：

你們為了完成任務，殲滅敵人，不顧嚴寒大雪，按時迂迴敵後，與敵人反覆肉搏。此種不怕犧牲、不怕飢餓、不怕寒冷，堅決勇敢頑強的精神，表現了你們為人民事業的高度覺悟，是值得全軍學習的。望你們虛心學習，繼續奮鬥，消滅蔣鬍匪，解放大西北！

祝賀你們的勝利！

彭德懷張宗遜

張德生

1948年3月4日

宜川戰役是西北野戰軍轉入外線作戰後所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

此役，西北野戰軍以傷亡5404人代價，全殲胡宗南集團主力整編29軍軍部、整編27、90師及整編76師24旅，共5個旅10個團計29485人。其中，斃傷敵7523人、俘敵21962人，繳獲汽車19輛、化學迫擊炮6門、82迫擊炮24門、60迫擊炮139門、重機槍193挺、輕機槍979挺、長短槍8383支。1縱隊共斃傷俘敵11177人，繳獲化學迫擊炮3門、82追擊炮和60追擊炮40門、重機槍69挺、輕機槍341挺、長短槍3337支；3縱隊共斃傷俘敵整編24旅旅長張漢初以下5061人，繳獲山炮3門、82迫擊炮19門、60迫擊炮27 1門、輕重機槍225挺、長短槍1906支、汽車13輛。敵整編29軍中將軍長劉戡自殺身亡，整編90師中將師長嚴明及整編31旅少將旅長周由之、47旅少將旅長李達、53旅少將副旅長韓指針等被擊斃，整編29軍少將參謀長劉世振、整編27師少將副師長李奇亨和整編90師少將參謀長曾文思、整編24旅少將旅長張漢初等被俘。

迫使蔣介石將位於隴海鐵路潼關以東地區的裴昌會兵團及鄭州的整編第38師調往西安，策應了中原解放軍的作戰。這是西北野戰軍新式整軍以後所取得的第一個大勝利，僅僅一年時間，敵我力量發生根本變化，敵人由進攻轉為防禦；我軍戰鬥力大大提高，由一次消滅敵人一個建制團到一次消滅一個整編軍（即兵團）；把戰爭由內線引向蔣管區。

這一仗震撼了蔣家王朝，蔣介石匆忙從南京趕到西安，安撫軍心，並將華東、中原兵力增援西北，以確保西安和關中。這就給華東野戰軍和晉冀魯豫野戰軍得以聯合發起洛陽戰役的戰機，有力地策應了中原戰場的作戰。西北戰場的形勢也改變了，西北野戰軍直指關中。

特等戰鬥英雄劉四虎

劉四虎（1926～1954），男，漢族，綏遠省豐鎮縣（今內蒙古自治區豐鎮市）人，中共黨員。曾任晉綏野戰軍排長、第一野戰軍副連長。參加了延安保衞戰。1948年在瓦子街戰鬥中，率突擊班攻取東南高地，在戰友相繼傷亡，子彈、手榴彈打光的情況下，端起刺刀隻身衝進敵羣，接連刺倒七個敵人，負傷十一處，仍頑強與敵搏鬥。被西北野戰軍授予特等戰鬥英雄、拚刺英雄稱號。1950年出席全國戰鬥英雄代表會議。1953年參加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連長。

1946年7月入伍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在三五八旅八團二營六連當戰士。同年冬隨部隊由晉綏解放區調回陝北，擔負保衞中共中央、保衞陝甘寧邊區的任務。12月7日在延安機場接受毛澤東、朱德等檢閲。

1947年3月初，國民黨軍整編第四十八旅進犯隴東西華池。由三五八旅與獨立第一旅編成的第一縱隊，又和新四旅、教導旅、警一旅、警三旅合編成陝甘寧野戰集團軍，於3月4日將西華池團團圍住。

劉所在的六連奉命攻打一個土圍子，遭敵暗堡火力襲擊，劉腿部連中兩彈。他包紮完傷口又投入戰鬥，終於同戰友們一起拿下了土圍子。戰鬥結束後，劉被送往後方醫院治療。1948年3月14日，胡宗南集中14個整編旅進犯邊區。18日，中共中央決定暫時放棄延安。此時，“保衞延安”、“保衞黨中央”、“保衞毛主席”的吼聲響徹陝北山川。劉和幾個傷員堅決要求出院。經過十多天的尋找，終於趕上了部隊，參加了5月初攻打蟠龍的戰鬥。戰鬥結束，劉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此後，他隨部隊參加了出擊隴東、二打榆林和沙家店等內線作戰的各次大小戰役、戰鬥，一直表現出色。

1948年2月，西北野戰軍採取圍城打援戰法，以一部兵力將國民黨軍整編第七十六師圍在宜川城內，主力包括劉四虎所在的第一縱隊等三個縱隊進入宜川以西的瓦子街地域待機打援。28日，國民黨軍整編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按胡宗南命令，率軍部和兩個整編師、四個整編旅共八個團馳援宜川已通過瓦子街進入任家灣、丁家灣一帶，遭解放軍阻擊宿營。29日清晨，第一縱隊尾追敵軍佔領了瓦子街。劉戡見前進道路被堵死，後退道路被切斷，便迅速組織突圍，以兩個團搶佔東南山高地，企圖打通西退道路。第一縱隊領導人將奪回東南山的任務交給了三五八旅第八團。上午10時，劉帶領突擊班戰士

強攻二號高地。由於地形險峻，剛衝到崾峴凹部，四位戰友即被敵擊中倒下。劉和另兩位戰士乘手榴彈爆炸煙霧撲到距敵戰壕只七八米遠的一棵大樹後，敵瘋狂射擊，兩名戰士受傷倒下，突擊班只剩下劉一人。他扔出四顆手榴彈，縱身衝到敵壕邊，接連捅死四個敵人，又越過壕塹，緊追逃敵。敵長官發現解放軍只有一人，便逼着逃跑的敵兵“抓活的”。還未等敵兵掉頭，就被追上來的劉四虎接連刺倒兩名。敵兵回過神來將他團團圍住，他緊握帶刺刀的鋼槍與敵肉搏。這時，一班戰士從側面衝了上來，但被敵分割包圍起來。劉為救被圍的一班班長，又刺倒一個敵兵，由於用於過猛，栽到在交通壕裏。敵人十多把刺刀朝他的頭部、身上亂刺，適逢五連的指戰員趕到，才消滅了這股敵兵。在劉的英雄事蹟鼓舞下，八團拿下了二號陣地，又一鼓作氣，把敵人趕下了東南山，死死封住了劉戡的退路，保證主力部隊在1948年3月1日將敵中將軍長劉戡以下3萬餘人全殲於瓦子街地區。

1948年5月西府戰役結束後，三五八旅於6月初移駐黃陵梁家河進行整訓，縱隊授予劉“拼刺英雄”的稱號，號召全縱隊向劉四虎學習；接着西北野戰軍也發起了學習劉四虎殺敵立功運動。8月初，野戰軍政治部以司令員兼政委彭德懷和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名義，向劉家鄉的地方政府發去報功書，表彰他在宜瓦戰役中勇敢殺敵的事蹟。1949年初，劉傷愈後仍在原部隊任排長、連長等，和戰友們一起投入瞭解放大西北的戰鬥。

建國後，劉四虎被評為第一野戰軍特等戰鬥英雄，出席了1950年9月在北京召開的戰鬥英雄代表會議。1952年赴朝作戰。1954年4月15日，在一次意外事件中不幸去世。 ^[5] 

西北野戰軍轉入戰略進攻後的第一個大勝仗，殲滅國民黨軍1個整編軍軍部、2個整編師師部、5個旅共2.9萬餘人，擊斃整編第29軍軍長劉戡，粉碎了胡宗南集團阻止西北野戰軍南進的企圖，迫使位於隴海鐵路（今蘭州－連雲港）潼關以東及鄭州地區的國民黨軍回撤西安，有力地策應了晉冀魯豫野戰軍、華東野戰軍西線兵團在中原地區的作戰。

這一戰役的勝利，粉碎了胡宗南阻止西北野戰軍南進的企圖，改變了西北戰場形勢，打開了我軍南進門户，為繼續發展外線進攻作戰，消滅胡宗南集團有生力量創造了有利條件。同時也迫使胡宗南從隴海鐵路潼關至洛陽段急調裴昌會兵團退守關中，使鄭州、潼關之間400公里地帶守敵更為空虛，造成了中原我軍發起洛陽戰役的有利戰機，有力地支援了中原戰場。面對宜川瓦子街慘敗造成的失利局勢，蔣介石極為震怒，電斥胡宗南：宜川喪師，為國軍“剿匪”最大之挫折。國民黨在其所謂的《勘亂戰史》中寫道：“是役，自劉戡軍失利後，關中空虛，被迫抽調晉南、豫西大軍進至關中，以致造成晉南開放，臨汾被圍，洛陽失守，伏牛山區共軍坐大之局面。”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