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制索隱

九服崩離，天地既閉，吾乃感前王之成跡，而為《官制索隱》四篇。蓋古今言是者多矣，高者比次典章，然弗能推既見以至微隱。其次期於致用，一切點污之跡，故非所曉，雖曉亦不欲説。吾今為此，獨奇觚與眾異，其趣在實事求是，非致用之術。乃亦不待排比，推跡經脈，盡於孫絡，相其陰陽，嘗其臭味，其作始至微眇，而終甚巨，為傭眾所弗能理者，乃著之於篇。其微旨，在使人周知古始，以興感慕，耿然識旃裘引弓之非吾族。思古人也，而非期於取法，故不欲掩其點污。與胡伯始、杜君卿諸公，尚殊其意，況若端臨之俴俴者乎？或曰：凡事之使人興慕者，在其可崇可貴。今子為《天子居山》、《宰相用奴》諸《説》，適足釀嘲，而起鄙夷宗國之念，毋乃其自剌〔刺〕謬耶？曰：吾曩者嘗言之，以為祖宗手澤，雖至佇拙，其後昆猶寶貴之。若曰盡善，則非也。昔顧寧人丁明絕胙，發憤考帝王陵寢，彼蒿里中陳死人，豈有豪末足用於當世？然識其兆域，則使人感懷不忘。且今之觀優者，求其事蹟，蓋負慚德而奸惡可惎者眾矣。優人固未嘗為掩諱，且暴露愈甚，則觀者愈益奮興。豈非以漢官威儀，於此得其放物，故弗計事狀之淑慝耶？若徒就官制言，吾中國專制之世，宰相則用近臣，其樂為近臣者誠醜。然歐、美君主共和之政，抑豈有以愈是乎？凡為代議士者，營求入選，所費金無慮鉅萬，斯與行賄得官何異？民主立憲，世人矜美、法二國以為美談。今法之政治，以賄賂成，而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貴顯。夫佞悦眾人，與佞悦一君者，其細大雖有異，要之，猥賤則同也。然則承天下之下流者，莫政府與官吏議士若。行誼不修，賕賂公行，斯為官吏議士，而總其維綱者為政府。政府之可鄙厭，寧獨專制？雖民主立憲，猶將撥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當操金椎以趨冢墓，下見拿破崙、華盛頓，則敲其頭矣。凡政體稍優者，特能擁護吏民，為之興利，愈於專制所為耳。然其官僚，猶頑頓無廉恥，非是，則弗能被任用。故嘗論政府之於生民，其猶幹矢鳥糞之孳殖百穀耶？百穀無干矢鳥糞不得孳殖，然其穢惡固自若。求無政府而自治者，猶去幹矢鳥糞而望百穀之自長。以生民之待政府而頌美之者，猶見百穀之孳殖，而並以幹矢鳥糞為馨香也。吾儕所志，在光復中國而已。光復者，義所任、情所迫也。光復以後，復設共和政府，則不得已而為之也，非義所任、情所迫也。以是反觀，則無欣厭於甘辛黑白矣。

神權時代天子居山説。惠定宇作《明堂大道錄》，考明堂者，經師所有事，其言大道則誇也。明堂、清廟、辟雍之制，古今興廢雖不同，然麗王公奠天位者，其實、其名，大抵不出山麓。古之王者，以神道設教，草昧之世，神、人未分，而天子為代天之官，因高就丘，為其近於穹蒼。是故封泰山、禪梁父，後代以為曠典，然上古視之至恆也。《山海經》雲：“鼓鍾之山，帝台之所以觴百神也。”又云：“帝堯台、帝嚳台、帝丹朱台、帝舜台，各二台，台四方，在崑崙東北。西王母之山，有軒轅之台。系昆之山，有共工之台。”蓋人君恆居山上，雖宮室既備，猶必放而為之。有時亦直營岡阜，以為中都。《説文》雲：“京，人所為絕高丘也。”《詩》稱公劉：“乃陟南岡，乃覯於京，京師之野，於時處處，於時廬旅”。此蓋在夏衰，戎狄雜居之世。其後則《春秋》以天子所居為京師，亦放物其意而名之。《爾雅·釋詁》曰：“林、烝，君也。”林為山林，烝即薪蒸。是天子在山林中明甚。後代此制既絕，而古語流傳，其跡尚在。故秦、漢謂天子所居為禁中。禁從林聲，禁者，林也。言禁、言籞，皆山林之儲胥也。亡友陳鏡泉説。《五經異義》鄭君駁雲：“《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徵，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雍也。《詩·頌·泮水》雲：“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復與辟雍同義之證也。《大雅·靈台》一篇之詩，有靈台，有靈囿，有靈沼，有辟雍，其如是也，則辟雍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台下為囿、為沼可知。眾家之説，各不昭晢。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鄭説雖是，然不悟廟亦在郊。《書説》雲：明堂在近郊，近郊，三十里。講學大夫淳于登説，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二説遠近雖小殊，然同在近郊，則一。明堂宗祀，所以嚴父配天，古之廟止此而已。其在三代之禮，五廟與明堂各異，則不可以概太古。三靈、辟雍與明堂同處，亦得言廟。在《周禮》言之，則非也，在太古言之，則是也。明堂在郊，郊字古借用蒿，《周禮·載師注》：故書郊或為蒿。故郊宮或作蒿宮。然自《大戴禮·盛德》篇，已不識蒿、郊同字，乃曰：周時德澤洽和，蒿茂大以為宮柱，名為蒿宮。詭誕之言，不可為典要矣。雖然，明堂在郊，亦只就三代言也。其在上古，則圜丘正為王宮之地，故附於郊丘者，有王宮祭日之典。《祭法》。祭日之壇，而命之曰王宮，明王宮與日壇同處。朝覲於是，祭享於是，治事於是，授學於是。後世既不能繼，故猶放物其意，而建明堂、辟雍、三靈於郊野。靈台者，其所以擬羣帝之台耶？又尋山字之聲類考之，則《説文》雲：“山，宣也。”以聲為訓，明古音山、宣不殊，而宣為天子正居。周有宣謝，漢有宣室，此皆因仍古語。彼天子正居，所以名宣者，正以其在山耳。周之宣謝，《漢五行志》以為“講武之坐屋”。此固未備。據《顧命》路寢所設，大訓、天球、河圖皆在焉；而鼖鼓、赤刀、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則講武之具也。蔡邕雲：“古言天者三家：一曰蓋天，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尋謝字古但作射，而射與夜相通。《左氏·文六年經》：狐射姑，《穀梁》作狐夜姑。又《左氏·昭二十五年傳》：申夜姑，《釋文》雲：夜，本或作射。是宣夜即宣射。天子正室，有觀天之器，其在後世，始分觀天之處於靈台。然太古靈台、宣室，未始有異，皆在山顛而已。復觀《祭法》：夜明為祭月之壇，與日壇稱王宮者密邇。至於漢世，而宣夜、夜明之語，轉為掖庭。掖也、夜也、射也、謝也、榭也、豫也、序也，此七字皆同音，而義相聯者也。又尋《尚書》有納於大麓之文，古文家太史公説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此讀麓為本字，所謂林屬於山為麓也。今文家歐陽夏侯説曰：“昔堯試於大麓者，領錄天子事，如今尚書官矣”。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新論》如此。又曰：“入於大麓。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居一公之位，大總錄二公之事”。《論衡·正説》篇。古文於字義為得，顧於官制失之；今文得其官制，其字義又不合。即實言之，則天子居山，三公居麓。麓在山外，所以衞山也。堯時君相已居棟宇，而猶當納於大麓者，洪水方滔，去古未遠，其故事尚在禮官。初拜三公，當準則典禮而為之，則必入大麓，以為赴官踐事之明徵。《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鹿即麓也。衡麓在後世，只為虞衡之官，而古代正為宰相。如伊尹官阿衡，亦名曰保衡，猶是衡麓之故名也。説者以為阿，倚；衡，平。則望文生訓也。至漢時有光祿勳，為天子門衞。勳者，閽也。胡廣已言之。獨光祿之義，至今未有塙解。其實光祿即是衡麓，衡、橫古通。又《尚書》今文“橫被四表”，古文作“光被四表”。是衡、橫、光三字為一也。古音同在陽部。漢時為天子主門者，又有黃門。黃門復即橫門、衡門。在水之衡，則曰水衡，繫於天象，則有五潢。《天官書》曰：“咸池曰天五潢。”《葉圖徵》曰：“咸池五車，天關也。”《合誠圖》曰：“天潢主河梁。”是潢亦關梁之屬，與衡音義皆同。故主門闥者曰黃門，即橫字，又即潢字。衡、光一也。董巴曰：“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號曰黃門令。”此望文生義。然則古天子居於山林，而衞門者名為衡鹿，亦即宰相。宰相以近臣為之。見下篇。至漢時天子雖居宮室，然為之守衞者，猶曰衡鹿，此亦因於古名。後人不解，隨文作訓。應劭乃曰：光者，明也；祿者，爵也。劭生漢末，去武帝才三百歲，而已不知其義矣。漢武時去古甚近，其名號多有取法。《史記·樂書》雲：“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多爾雅之文。”是漢武時所用古名古訓，當時經師已不能解，無論東漢以後矣。然證之以郎官，郎者，光祿勳之屬，亦天子守門之官也。《漢書·楊惲傳》雲：“郎官故事，令郎出錢市財用，給文書，迺得出，名曰山郎。”張晏曰：“山，財之所出，故取名焉。”此未必得其本義也。大抵古天子端居岡阜，而從官以射獵為事，多得其饒，故漢世因之，猶名財之所出為山郎。斯語雖見於漢，然自殷、周時已有此意。《周語》曰：“夫周，高山廣川大藪也，而幽王蕩以為魁陵，糞土溝瀆，其有悛乎？”又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幹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雕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是則天子在山，取其饒用，從官得以幹祿。至殷、周雖已居城郭，猶必宅於高山旱麓之地。漢代因之，遂有山郎之名，其所從來遠矣。綜考古之帝都，則顓頊所居曰帝丘，虞舜所居曰蒲阪，夏禹所居曰嵩山。夏都陽城，陽城即嵩山所在。古無嵩字，但以崇字為之。故《周語》稱鯀為崇伯鯀。《逸周書》稱禹為崇禹。商之先，相土居商丘。其後又有適山之文。《盤庚》曰：“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周之先，公劉居京，其後又處旱麓之地。夫曰山、曰丘、曰阪、曰京，皆實地而非虛號。上橧巢，后王宮室，其質文雖世異，而據山立邑則同。《左氏》言“三墳、九丘”，賈侍中雲：“三墳，三皇之書；九丘，九州亡國之戒。”言墳、言丘，並以都山為義。及其亡滅，宮室邑里，皆已泯絕，惟丘陵之形獨存。甚者或夷為污澤。故伍員哀吳之亡，則言吳其為沼。而屠滅者，至於瀦其宮室。蓋以為高丘者，君上之所居，通於神明；洿澤者，亡虜之所處，淪於幽谷也。然則天子居山，其意在尊嚴神秘，而設險守固之義，特其後起者也。

專制時代宰相用奴説。載唐、虞之世，與天子議大事者，為四嶽貴族世侯，去共主不過咫尺，議有怫忤，亦無以面折廷爭為也。直持之使不得遂其行耳。小者卿尹之屬，雖貴不及嶽牧，其勢常足以自植。於是專制之君厭之，則為己心腹者，惟奴僕與近侍，此義至易明。觀今時州縣，不任佐貳吏員，而獨任己之閽人。以佐貳有官位，吏員有世及，皆不能曲從己意，故惟閽人為可恃。昔之人主，其心豈異是耶？蓋伊尹嘗為阿衡，。亦為保衡。。衡之義前已發之，所謂衡鹿，即光祿也。而阿保為女師之稱。：“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阿保，謂傅母。”阿之為名，見於，稱為“可者”，阿字作妿。然則篇，稱“有姺氏以伊尹媵女”，斯不誣矣。孰謂其躬耕樂道耶？湯既引伊尹為腹心，而阿保之名無改，其後相襲，遂以阿保為三公。周有太保，王莽置太阿、少阿，皆自此出。而説者以為阿，倚；衡，平。則不尋其本柢矣。又篇雲：“伊尹説湯以至味。”然則割烹要湯之説，亦不誣也。述夏、商之制，太宰尚卑，是其職本在治膳。然自伊尹任政，而冢宰之望始隆。言高宗以前，“君薨，則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明冢宰之貴，商時已然。至，太宰遂正位為五官長。然其所屬冗官，猶是宮中治膳之職。若膳夫、庖人、內饔、外饔、亨人、獸人、漁人、鱉人、臘人、酒正、酒人、漿人、籩人、醢人、醯人、鹽人，皆治庖宰之事者也。又伊尹能治湯液，故沿之，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等官，亦隸太宰。伊尹本為女師，故沿之，使小宰治王宮之政令，而宮正、宮伯、宮人、內小臣、閽人、寺人、內豎皆屬之；以至九嬪、世婦、女御之屬，皆以太宰為其長官。後儒不審沿革，謂特使宮掖冗官，隸於冢宰，使不得阻撓外政，所謂宮中府中，皆為一體者。不知周制實由沿襲而成，非別有深意也。宰夫之官，於為左右太宰者，掌治朝之法，羣吏之治，百官府之徵令，以治法考百官府、羣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其職崇矣。然見於者，則列國之宰夫，猶是庖人。而漢世奉常屬官有雍太宰，專主熟食。由夏、商本是一官，其後分之，或從本職，則為庖人；或從差遣，則為執政。相沿有宰相之名，其源委至曖昧也。相之為名，本瞽師之扶掖者耳。稍進而贊揖讓、槃闢之禮者，亦名為相，其本皆至賤矣。然自堯時舉十六相，已漸崇貴。仲虺為湯左相，召公為周伯相，遂以其名被之執政。即觀之在夾谷，本贊正服位之相耳，而言由大司寇行攝相事，則以執政歸之。蓋暱近之臣，易得君旨，故二者往往相兼。此又相國、丞相之名所由起矣。御之為名，言“褻御”，是也。周之御史，本居柱下，乃亦出巡邦國。至秦世遂以御史監郡。蓋其始，本以天子近臣，刺探邦國密事，猶後世以中貴人銜命也。秦之御史，已較周時為貴，其長官御史大夫，則遂在三公之列。按篇：“王命傅御，遷其私人。”鄭雲：“傅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是周世宰相，既以御名，而秦特沿襲其制耳。僕射者，亦賤官之名也。言：“君疾，僕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此近臣最微末者。自春秋時，以僕人通書札，言魏絳授僕人書，此猶近世投刺者，必由閽人傳入耳。秦時，謁者掌賓贊受事；尚書，屬少府；博士，通古今；與侍中皆天子近臣，而皆有僕射以領之。由是僕人、射人之名，始合為一，其被名非無故也。言：“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課之。”其説不合。近孫仲容始以僕人、射人之説正之。漢時有尚書令一人，承秦所置。武帝初用宦者，其後更為中書，嘗為之。後漢有尚書令、尚書僕射，為國政之大湊，三公備位而已。至漢以後，中書又任朝政。及唐則尚書令、尚書僕射、中書令，皆為真宰相。奄豎之稱，施於執政，而世不以為恥者，由其習慣然矣。侍中者，又賤官之名也。漢初侍中，非奉唾壺，即執虎子。至東漢，則侍中比二千石。元魏以降，漸益顯著。唐時亦以侍中為真宰相。然其所居猶曰門下，斯與閽椓之徒何異？形跡之不可掩如此。綜此數者，則知古之宰相，皆以僕從小臣，得人主之信任。其始權藉雖崇，階位猶下，最後乃直取其名以號公輔。然至於正位之後，而人主所信任者，又在彼不在此。漢之丞相、御史，權位皆至重也。東漢謂之司徒、司空，而國政已移於尚書矣。唐之尚書令、僕射、中書令、侍中，權位皆至重也。其後只為虛銜，而謀議國事者曰平章矣。明初，亦置中書省左右丞相，自胡維庸謀反以後，禁不得設，而天子所與論道者，歸之內閣矣。明之大學士，秩不過正五品，至滿洲乃以此為公輔之正名，而政權復移于軍機處矣。是知正位居體之臣，為人君所特惡，必以近幸參之，或以差委易之，然後能得其歡心，知其要領。彼與奄人柄政，固未有以大殊也。其他古之言寺者，本為寺人。至漢而百官治所，皆稱為寺。近人或謂寺人本當作侍，此拘泥之過。古之言官者，本即館字。言“候館有積”，言“適子之館，授子之粲”，言“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此館字所以從食，至今猶謂賣酒食家為館子，其義取此。乃漢時有太官令丞，主治膳食。足明官、館同字。：“官有渝”，蜀才官作館，亦其證。官本食，引伸之則以官為版圖文書之處。在官言官。而言官師，言官人失要，猶為府史之稱。最後引伸乃為吏事君者。古之言臣者，言“臣妾逋逃”，謂“臣象屈服之形”。卧字從臣，正象其伏。臧獲之臧，亦從臣字。訓臧為善，非本義。最後引伸乃訓為事君者。觀於寺字、官字、臣字之得名，而知古代所貴，唯天子與封君，其非有土子民之臣僚，則皆等於奴隸陪屬。觀於太阿、太保、冢宰、丞相、御史、僕射、侍中之得名，而知侍帷幄、參密議者，名為帝師，或曰王佐，其實乃佞幸之尤。世之乘時竊權，而以致君堯舜自伐者，可無愧耶？ ^[1] 

章太炎（1 8 6 9—1 9 3 6），名炳麟，太炎是其號。浙江餘杭人。清末參加維新運動。1900年剪辮髮，立志革命。1903年因鼓吹革命被上海租界當局逮捕入獄。1906年出獄後，東渡日本，主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1911年上海光復後回國，任孫中山總統府樞密顧問。因反對袁世凱，1913年起為袁氏所禁錮，袁死後獲釋。後參與孫中山所領導的護法戰爭。晚年因不滿蔣介石獨裁而在蘇州設章氏國學講習會，以講學為業。魯迅評價其為“有學問的革命家”。代表作有《訄書》、《國故論衡》、《齊物論釋》、《新方言》、《文始》等。著述生前編為《章氏叢書》及其《續編》。編者簡介姜義華，江蘇揚州人。1939年出生，1962年畢業於復旦大學歷史系。復旦大學資深特聘教授，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主要從事中國文化史、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史學理論研究。代表作有《章太炎思想研究》、《天下為公：孫中山思想家剪影》、《百年蹣跚——小農中國的現代覺醒》、《理性缺位的啓蒙》、《現代性：中國重撰》、《中華文明的根柢》、《新譯禮記讀本》、《章炳麟評傳》等。合著有《史學導論》等。策劃百卷本《中華文化通志》。主編《康有為全集》、《胡適學術文集》等。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