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戈國王之死

《宗戈國王之死》是洛朗·戈代所著的一部中篇小説。

在古代非洲，國王的女兒到了出嫁的年齡，來了兩個求婚者，一個是國王本人答應許配的王子，另一個是國王以前收留的養子。養子和公主從小在一起長大，公主很愛他，答應長大後嫁給他。如今養子在外面創下了一番事業，也回來要娶公主。國王在兩難之下，選擇了死。他希望以自己的死，來消除這兩個求婚者之間的搏鬥。但國王的死並沒有阻止搏鬥，結果兩個求婚者落得個兩敗俱傷。 ^[1] 

作者：（法國）洛朗·戈代 譯者：馬振騁

洛朗·戈代，法國作家，一九七二年出生於巴黎，父母均為心理醫生。由於幼年時經常看到父母的病人這一經歷，而篤信“身體是精神的囚徒”。他富有才華，年少即以戲劇出道，一九九七年在十天內一氣呵成寫就獨白體詩劇《瘋狂的奧尼索斯》，此後幾乎每年都創作有戲劇作品，如《中魔者的鬥爭》等。二〇〇一年，他於服兵役期間寫作的第一部反戰小説《喊叫》出版。二〇〇二年，他的第二部小説《宗戈國王之死》獲得法國中學生龔古爾獎，並於次年榮獲圖書館獎，也因此被《費加羅》選為四十歲以下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二〇〇四年他憑小説《斯科塔的太陽》一舉奪得龔古爾獎以及讓·吉奧諾獎。洛朗·戈代的寫作深受古希臘詩風的影響，善於從平凡的事物中挖掘出詩意，雋永而深邃。

中篇小説的“合法性”

——“中經典”總序

畢飛宇

在中國的當代文學裏，“中篇小説”的合法性毋庸置疑。依照長、中、短這樣一個長度順序，中篇小説就是介於長篇小説和短篇小説之間的一個小説體類。依照“不成文的規定”，十萬字以上的小説叫長篇小説，三萬字以內的小説叫短篇小説，在這樣一個“不成文”的邏輯體系內，三萬字至十萬字的小説當然是中篇小説。

然而，一旦跳出中國的當代文學，“中篇小説”的身份卻是可疑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常識告訴我們，儘管《阿Q正傳》差不多可以看做中篇小説的發軔和模板，可是，《阿Q正傳》在《晨報副刊》連載的時候，中國的現代文學尚未出現“中篇小説”這個概念。

如果我們願意，跳出漢語的世界，“中篇小説”的身份就越發可疑了。在西語裏，我們很難找到與“中篇小説”相對應的概念，英語裏的Long short story勉強算一個，可是，顧名思義，Long short story的着眼點依然是短篇，所謂的中篇小説，只不過比短篇小説長一些，是加長版的或加強版的短篇。

那一次在柏林，我專門請教過一位德國的文學教師，他説，説起小説，拉丁語裏的Novus這個單詞無法迴避，它的意思是“新鮮”的，“從未出現過”的事件、人物和事態發展，基於此，Novus當然具備了“敍事”的性質。意大利語中的Novella、德語裏的Novelle和英語單詞Novel都是從Novus那裏挪移過來的。——如果我們粗暴一點，我們完全可以把那些單詞統統翻譯成“講故事”。

德國教師的這番話讓我恍然大悟：傳統是重要的，在西方的文學傳統面前，“中篇小説”這個概念的確可以省略。姚明兩米一六，是個男人；我一米七四，也是男人，絕不是“中篇男人”。

現在的問題是，中國的小説家需要對西方的文學傳統負責任麼？不需要。這個回答既可以理直氣壯，也可以心平氣和。

我第一次接觸“中篇小説”這個概念是在遙遠的“傷痕文學”時期。“傷痕文學”，我們也可以叫做“叫屈文學”或“訴苦文學”，它是激憤的。它急於表達。因為有“傷痕”，有故事，這樣的表達就一定比“吶喊”需要更多的時間和更大的篇幅。但是，它又容不得十年磨一劍。十年磨一劍，那實在太憋屈了。還有什麼比“中篇小説”更適合“叫屈”與“訴苦”呢？沒有了。

我們的“中篇小説”正是在“傷痕文學”中發育並茁壯起來的，是“傷痕文學”完善了“中篇小説”的實踐美學和批判美學，在今天，無論我們如何評判“傷痕文學”，它對“中篇小説”這個小説體類的貢獻都不容抹殺。直白地説，“傷痕文學”讓“中篇小説”成熟了，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可以從尋根文學、先鋒文學、新寫實文學到晚生代文學那裏讀到中篇佳構的邏輯依據。中國的當代文學能達到現有的水準，中篇小説功不可沒。事實永遠勝於雄辯，新時期得到認可的中國作家們，除了極少數，差不多每個人都有拿得出手的好中篇。這樣的文學場景放在其他國家真的不多見。——中國的文學月刊太多，大型的雙月刊也多，它們需要。沒有一個國家的中篇小説比中國新時期的中篇小説更繁榮、成氣候，這句話我敢説。嗨，誰不敢説呢。

説中篇小説構成了中國當代小説的一個特色，這句話也不為過。

當然，我絕不會説西方的中篇小説不行，這樣大膽的話我可不敢説。雖然沒有明確的“中篇”概念，他們的“長短篇”或“短長篇”卻是佳作迭出的。我至今記得一九八三年的秋天：《老人與海》讓我領略了別樣的“小説”，它的節奏與語氣和長篇不一樣，和短篇也不一樣。——鋪張，卻見好就收。

所以説，“合法性”無非就是這樣一個東西：它始於“非法”，因為行為人有足夠的創造性和尊嚴感，歷史和傳統只能讓步，自然而然地，它“合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