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澄

宋澄，原名宋錫奎，又名宋文山，1910年出生，山東省榮成市虎山鎮黃山村人。1921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30年，宋澄到省立煙台八中求學，接觸到中共地下工作者，秘密閲讀馬列書籍，樹立起共產主義信念。不久，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1年春，宋澄在北平燕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夏，受中共北方局派遣回到家鄉，以國民黨員的公開身份打入國民黨文登縣黨部，任組訓幹事，從事共產黨的地下工作。經常以“偵緝不法分子”為名，深入農村、工廠、學校，宣傳黨的主張，發展黨的組織。

“九一八”事變後，宋澄與文登中學進步教師鍾平山等在文登中學組織起“三一讀書會”，揭露蔣介石賣國反共政策，宣傳共產黨的正確主張。1931年12月25日晚上，宋澄組織江先政、王本賢等人將“中國共產黨萬歲”、“打倒賣國賊蔣介石”等標語貼在文登城大街小巷，這就是轟動文登的“紅貼事件”。之後，宋澄發展江先政、王本賢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文登縣第一個共產黨小組，擔任組長。1932年春，受組織的派遣，到北平門頭溝煤礦開展工人運動。他組織領導工人開展罷工鬥爭，並取得了罷工的勝利。1933年5月，共青團山東省委遭到破壞，中共北方局委派宋澄任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7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獄中，宋澄用敲牆壁互通情報的暗語信號的方法，打通了“犯人”間不能接近的障礙，成立獄中黨支部，鼓勵難友堅持鬥爭。“七七”事變後，國共第二次合作，宋澄獲釋出獄，他趕赴泰安與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取得聯繫，接受了回膠東發動武裝起義的任務。

“黨的安排就是我的理想，黨的工作就是我的需要。”這是宋澄的格言。宋澄回到膠東後，參與膠東特委的領導工作，參與組織天福山武裝起義，任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一大隊政委。按照特委的指示，宋澄帶領一大隊西上進行抗日宣傳。12月31日，當宋澄、於得水帶領“三軍”一大隊在文登縣三區的嶺上村進行宣傳時，被國民黨文登縣長李毓英組織的反動武裝包圍，李毓英謊稱要和“三軍”談判，宋澄被捕。後來，在威海起義勝利的聲威和抗日形勢壓力下，國民黨文登縣政府釋放了宋澄等人。1938年2月12日，宋澄參與攻打牟平城的戰鬥。雷神廟戰鬥中，宋澄右胸中彈，仍帶傷堅持指揮戰鬥。1938年4月，宋澄和其他膠東特委領導，率領“三軍”西上蓬（萊）、黃（縣）、掖（縣）。9月18日，“三軍”改編為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宋澄任支隊政委。1941年，因積勞成疾，病故於魯南革命根據地，年僅31歲。 ^[2] 

1921年至1927年，宋澄進入黃山高級小學讀書。通過學習歷史，他才瞭解到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軟弱無能，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事實。

1928年，他到文登縣農民協會任幹事。此間，他串聯老同學宋淑三等，在黃山村建立了農民協會，領導會員及羣眾開展了反對“税狗子”和土豪劣紳的鬥爭，把設在黃山徵收牲畜税的包商機關人員趕跑，將黃山村300多畝歷代為豪紳管理的公田，無償地分給無地或少地的農民耕種，得到了當地農民的熱烈擁護。但是，他所領導的正義鬥爭，遭到國民黨文登當局的反對和鎮壓。在鬥爭實踐中，宋澄逐漸認識到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新軍閥的反動本質。從此，他開始尋求新的救國救民道路。

1930年，他離開家鄉，到省立煙台八中求學。在煙台，他接觸到中國共產黨地下工作者，秘密閲讀馬列主義書籍，逐步樹立起共產主義信念。不久，宋澄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隨後，又到北平求學。1930年下半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

1931年夏，宋澄受黨組織派遣回到家鄉開展黨的工作。他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在文登縣黨部任青年幹事。此間，他以“偵緝不法分子”為名，在農村、工廠、學校、郵局等處，宣傳共產黨的主張。

“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淪入敵手。蔣介石實行媚外政策，多方限制人民的抗日愛國運動。宋澄在文登則積極進行抗日救國宣傳。10月底，他和文登中學進步教師鍾平山等，在文登中學組織起“三一讀書會”，利用這一組織，揭露蔣介石的賣國反共政策，宣傳共產黨抗日救國救窮人的正確主張。

12月初的一天晚上，宋澄組織楊岫庭、江先政、張童華、張影芳等人，把提前準備好的標語貼到文登城的大街小巷，在社會上引起轟動。12月下旬，宋澄發展江先政、王本賢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了文登縣第一個共產黨小組，並任組長。自此，文登人民的革命鬥爭有了領導核心。

1932年春，宋澄受組織派遣，到北平門頭溝煤礦負責領導工運。長期以來，門頭溝煤礦的礦主，對工人進行殘酷的壓榨和剝削，有的工人被活活打死，工人生活無保障，生命受到威脅。宋澄經過周密細緻的艱苦工作，組織和領導工人開展罷工鬥爭，迫使礦主給工人增加了工資。

1933年3月，共青團山東省委遭破壞，宋澄受黨組織委派，赴濟南擔任了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此時，中共山東黨組織連遭破壞，革命活動非常險惡，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宋澄聯繫了部分基層團組織，恢復了團省委機關。7月，由於叛徒告密，他不幸被捕，判刑7年，監押在青州監獄。由於突然被捕，宋澄沒來得及銷燬隨身攜帶的小筆記本，而筆記本上記有團省委個別工作人員的姓名、住址，特務們靠這個線索逮捕了一個工作人員，並據此口供又逮捕了數人。這件事給黨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對此，宋澄痛心疾首，自責甚嚴，成為他終生的遺憾。

在獄中，宋澄創造出敲牆互通情報的暗語信號，打通了“犯人”間不能接近的障礙。他與同時被捕的張恩堂、唐玉清（田海山）等成立了獄中黨支部，在獄中宣傳黨的政策，鼓動難友堅持鬥爭，迎接革命的勝利。

國民黨監獄經常用法西斯手段摧殘被關押人員。剋扣口糧，以飢餓進行折磨便是手段之一。為了改善獄中的非人生活，宋澄等領導獄中難友進行了絕食鬥爭，並取得了勝利。

“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民黨政府迫於政治形勢的壓力，不得不釋放被關押的“政治犯”，宋澄獲釋出獄。4年多的鐵窗生活，使他形容枯槁，力不能支。然而，他不顧身體的虛弱，直奔泰安與中共山東省委書記黎玉取得聯繫，接受了回膠東發動武裝起義的任務。

宋澄回到膠東後，與理琪、呂志恆、林一山等一道，積極發動羣眾，武裝羣眾。經過充分準備，於1937年12月24日在天福山舉行了武裝起義，創建了山東人民抗日救國軍第三軍（簡稱三軍），宋澄任“三軍”第一大隊政委。

天福山起義後，按照特委的指示，宋澄和大隊長於得水帶領一大隊西上進行抗日宣傳。每到一處，宋澄親自講演，並組織指戰員寫標語，唱抗日歌曲。“三軍”的抗日愛國行動，引起了國民黨文登當局的不安。他們窺測時機，企圖消滅這支蓬勃發展的人民武裝。12月31日，“三軍”一大隊在文登縣老三區的嶺上村，被國民黨文登縣長李毓英率部包圍。為了避免武裝衝突，宋澄臨危不懼，挺身而出，做為代表前去談判，被李毓英扣押，1938年初，隨着抗日武裝的發展和擴大，國民黨文登當局被迫釋放了宋澄。

宋澄出獄後，馬上回到“三軍”總部。1938年2月13日，“三軍”在特委書記理琪的率領下，宋澄參加了攻打牟平城的戰鬥。攻克牟平城後，宋澄與特委領導理琪20多人撤往城東南三里遠的雷神廟，開會研究下一步行動時，遭到駐煙台的日本海軍陸戰隊包圍。雙方展開激烈的戰鬥。戰鬥中，宋澄雖多處受傷，仍然堅持戰鬥，直到勝利突圍。

1938年3月，膠東特委在乳山馬石店開會，重組“三軍”領導班子，宋澄任膠東特委委員，“三軍”政治委員。1938年4月，根據特委的指示，“三軍”與兄弟部隊會合。9月18日，“三軍”改編為八路軍山東抗日遊擊隊第五支隊，宋澄任支隊政委。此後，他和支隊司令員一道率領這支部隊，轉戰膠東大地，為膠東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與鞏固，為抗日武裝的發展與壯大，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0年9月，因1933年被捕筆記本被敵人搜去，宋澄被降職使用，任山東縱隊政治部宣傳部副科長（據中共山東省委黨史研究室《徵集與研究》1993年第1期《還歷史以本色慰忠魂於泉下》一文記載：1933年宋澄被捕時，筆記本被敵人搜去。事後，有的團組織遭到破壞。此事幾年後，組織上對宋澄失密的責任，做了過重的估計）。不久，宋澄因積勞成疾，不幸於1941年底，在魯南革命根據地病故，終年31歲。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