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木文

1947年12月參加革命工作，194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1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1947年12月被派往東北大學學習，曾任政治學院教育幹事、工作組組長。1949年東北大學政治經濟系肄業。

1950年4月後，任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東北戲曲研究院秘書，中國戲曲學校瀋陽分校副校長，中國戲曲學校教務主任，文化部教育司幹部。

“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幹校勞動。

1972年12月後，任國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辦公室主任，出版局副局長、代局長。

1986年3月後，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國家出版局局長、黨組書記。

1987年任新聞出版署副署長、黨組副書記兼國家版權局局長，新聞出版署署長、黨組書記、國家版權局局長等職。

2004年離休。

黨的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八屆、九屆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教科文衞委員會委員。 ^[2]  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第一屆秘書長、第二屆副主席、第三屆主席，中國版權研究會第一屆、第二屆理事長。 ^[2] 

文化部原副部長，原國家出版局局長、新聞出版署署長，國家版權局原局長宋木文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5年10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6歲。 ^[2] 

宋木文同志病重期間和逝世後，中央有關領導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問和哀悼。

宋木文對出版事業具有深厚的感情，終生兢兢業業地在出版園地辛勤耕耘。粉碎“四人幫”後，宋木文參加並推動了“文化大革命”後出版領域撥亂反正的許多重要工作。他積極參與和策劃重大出版項目，在爭取設立出版和版權機構等重大事情上發揮了特殊作用。他始終堅持貫徹落實黨的各項方針政策、堅持正確的出版導向，提出“多出好書是出版工作永恆的主題”“出版工作必須以提高質量為中心”“努力提高出版物的文化品位”，為推進出版事業持續健康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鋭意改革，大膽創新，積極推進新聞出版業改革發展，積極推進出版發行體制改革。他還組織參與了《著作權法》等重要法規的制定和修訂工作，參與了黨和國家管理出版工作多個重要文件的起草。

在擔任國家出版行業主要負責人期間，宋木文先後主持編纂《毛澤東評點二十四史》（線裝本）、《續修四庫全書》、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本）和《中國圖書大辭典》等國家重點圖書，彙集保存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出版精華，取得了重大影響。他視出版工作為一生的事業，2004年離休後依然關注和思考我國新聞出版工作，習文作書，筆耕不輟。晚年著有《宋木文出版文集》《親歷出版30年——新時期出版紀事與思考》《八十後出版文存》《思念與思考》《出版是我一生的事業》、《中國的出版改革》（日文版）等作品。 ^[3] 

宋木文同志一生忠誠於黨和人民的新聞出版事業，為了中國新聞出版業的發展，為了整個文化的繁榮，不倦地追求、奮鬥幾十年，將自己的智慧和心血全部傾注在我國的新聞出版事業上，作出了重要貢獻，留下了豐功偉績，他的英名將會永遠留在當代中國新聞出版史冊上。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宋木文同志就對我國新時期出版領域歷史性轉折高度關注，在極為複雜的條件下，做了大量基礎性、開創性的工作，為確立新時期新聞出版行業的基本方向、基本思路以及工作機制、管理體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他參加了“文革”之後出版領域撥亂反正的許多重要工作，旗幟鮮明地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所確定的正確路線，徹底否定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左”的出版指導思想和工作方針，確立了堅持改革開放和“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出版工作方向，為新時期出版工作和新時期出版事業開闢了正確的道路。

在擔任新聞出版署主要領導期間，他堅持出版業發展的正確方向，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中國新聞出版事業的體制改革、事業發展與行業建設上，在改革和繁榮新時期出版事業方面花費了大量智慧和心力，包括制定出版政策、策劃國家重大出版工程項目、改進出版管理、建立和完善中國版權制度……在許多重要關頭和重大事情上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宋木文同志贏得行業和後人的尊敬和懷念，不僅在於他崇高的職業理想和在新聞出版事業及改革開放進程中的貢獻，更在於他個人所具有的精神品格，給新聞出版行業和領導幹部留下學習的風範。 一是實事求是。二是敢於負責。 三是光明磊落。（柳斌杰評）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