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會要輯稿

《宋會要輯稿》是清嘉慶年間由徐松從《永樂大典》中輯出的宋代官修《會要》之文。徐松（1781－1848），字星伯，清代著名地理學家。著有《西域水道記》12卷，《〈漢書·地理志〉集釋》《〈漢書·西域傳〉補註》《新疆賦》等。清嘉慶中上編《全唐文》，徐松入館任“提調兼總纂官”，借《全唐文》之名，從《大典》中輯出《宋會要》500卷，為保存宋代原始文獻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宋會要輯稿》全書366卷，分為帝系、后妃、樂、禮、輿服、儀制、瑞異、運歷、崇儒、職官、選舉、食貨、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釋等17門。內容豐富、卷帙浩大，堪稱宋代史料之淵藪。但是，由於輯錄稿文字錯誤繁多，向來難讀。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副所長劉琳表示，這部書也是中國最難整理的古籍之一。其抄稿之斷裂、散亂、重複、錯簡比比而然，其文字之訛、脱、衍、倒滿篇皆是。現在，經過四川大學古籍研究所的專家歷經數十年點校整理，可供學界予以研究利用。 ^[1] 

20世紀90年代，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與美國哈佛大學、台灣地區的“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由川大古籍所負責校點，出了一部電子版的《宋會要輯稿》點校本。2009年，川大古籍所與上海古籍出版社達成合作協議，由川大古籍所以上述電子版為基礎，進行增訂改造，精校、精點、精加工，以期成為一部具有較高學術水平的古籍整理著作。電子版《宋會要輯稿》約有校記近1.5萬條，而校點本《宋會要輯稿》則達到3.3萬餘條，對原來的校記也作了很多增刪改寫。

宋代官修本朝《會要》，後人稱之為《宋會要》。“會要”屬政書類的斷代典志體史書，是專門記載一代典章制度的史學著作。唐代蘇冕所撰《會要》與崔鉉、楊紹復等所撰《續會要》草創了這一史書體裁，但它們皆非嚴格意義上的一代會要。直到五代、宋初的王溥在蘇、崔兩家會要的基礎上，續修唐宣宗以後至唐末部分，撰成《新編唐會要》，於北宋建隆二年（961）進奏朝廷，自此，方確立完整一代的“會要體”。

宋代特設會要所，人員、印記、提舉宰臣等方面與國史日曆所大體相當。先後修纂有10餘部會要，共計3000餘卷，包括《慶曆國朝會要》（宋綬、王洙等修纂）150卷、《元豐增修五朝會要》（王珪、李德芻等修纂）300卷、《政和重修會要》（王覿、曾肇、蔡攸等修纂）111卷、《乾道續四朝會要》（汪大猷等修纂）300卷、《乾道中興會要》（陳騤等編類）200卷、《淳熙會要》（施師點、趙雄等分三次編修奏進）368卷、《嘉泰孝宗會要》（楊濟、鍾必萬總修）200卷、《慶元光宗會要》（京鏜等奏進）100卷、《今上皇帝（寧宗）會要》（陳自強、史彌遠分三次奏進）325卷、《淳祐寧宗會要》（史嵩之等奏地是50卷）、《嘉定國朝會要》（張從祖類輯）588卷。後李心傳奉詔依歷朝會要編成《國朝會要總類》（即《十三朝會要》）588卷。《宋史·度宗紀》載，曾奉安有《理宗會要》，今《宋會要輯稿》中未見。上述這些會要，除《國朝會要總類》曾刊行於蜀中外，其餘均無刊本，僅有少量抄本流傳於世。

德祐二年（1276）二月，宋恭帝奉表出降，元軍入臨安，董文炳受命收圖書典籍，“乃得宋史及諸註記五千餘冊，歸之國史院”（《元史·董文炳傳》），後經海道運往元大都。明洪武初年，“太祖定元都，大將軍收圖籍，致之南京”（《明史·藝文一》）。永樂十八年（1420）遷都北平，又將“文淵閣所貯書籍，自一部以至百部之多者，各取其一，置於燕都”（《明史·藝文一》）。由於宋代會要大都沒有刻本，歲月浸久，時勢動盪，史籍散佚，勢所難免。明初修《永樂大典》時，《宋會要》已十失其一。宣德年間，文淵閣大火，藏書大半被焚，《宋會要》亦不曾倖免。楊士奇於正統六年（1441）所編的《文淵閣書目》中著錄“《宋會要》一部，二百三冊，闕”。可見，此時的《宋會要》已是一殘本。弘治以後，《宋會要》的散佚情況益發嚴重。萬曆年間，張萱等編定《新定內閣藏書目錄》，其中已經不見《宋會要》的蹤跡，可知此書於萬曆之前已徹底散失。另外，在明代的其他書目中，如葉盛所編私家《菉竹堂書目》，又或焦覺《國史經籍志》，雖皆有著錄《宋會要》之文，卻不過是據目抄入而已，並非實有其書。

明初編修的《永樂大典》將《宋會要》採入，使得後人還能一睹散入有關字韻事目中的《宋會要》。時至清嘉慶十五年（1810），徐松以翰林院編修出任全唐文館提調兼總纂官。他利用職務之便，在簽註《永樂大典》中的唐文的同時，將包括《宋會要》在內的一批資料一一標出，亦籤作“全唐文”，命書吏錄出。所以，在影印的徐氏原稿中，卷首第一行頂格及各頁版心魚尾之上，多有“全唐文”的字樣。徐松日積月累，抄得有五六百卷之多。從現存的《永樂大典》及《宋會要輯稿》（二百冊）的各方面情況來看，當時《宋會要》是分門輯入的，或選一門，或摘數句，隨韻列目，摘取編入，並附入二十多種南宋晚期至明初的書籍。加之《宋會要》輯稿本身的篇幅龐大，因此輯稿的整理，是一項相當複雜的工作。徐松在此後的餘生裏，一直為《宋會要》輯稿的整理不斷努力，甚至一度期望得到當時著名學者嚴可均、李兆洛的協助，然而最終未能如願。徐松雖未能完成整理工作，但他對稿本的分類及所批按語，對於後人的整理，提供了幫助。

徐松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去世，“同治初年，其書散出”（繆荃孫《藝風堂文續集》卷六《宋太宗實錄跋》），所輯《宋會要》稿本輾轉流茖到北京琉璃廠書肆，為繆荃孫購得。繆氏與兩廣總督張之洞交好，遂將稿本交予由張氏在廣州創設的廣雅書局。廣雅書局對《宋會要》輯稿的整理工作，由繆荃孫、屠寄負責，但具體工作則以屠寄為主。屠寄在徐松整理的基礎上，從稿本編排，到文字校訂、年月調整，甚至謄錄清稿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雖然他只整理出一部分，但卻為後來嘉業堂的整理創出先例。在屠氏已成的清稿中，職官一類，直接為嘉業堂採用，成為清本《宋會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1911年，辛亥革命廣州起義之前，張之洞、屠寄已先後離開廣雅書局，《宋會要》輯稿的整理工作未能完成。不久，書局提調王秉恩將藏匿下來的《宋會要》稿本分兩次賣與吳興劉承幹。於是，徐輯原稿及廣雅書局清稿轉歸劉樂嘉業堂所有。劉我先後聘請劉富曾、費有容等進行整理。劉、費二人在徐松原稿的基礎上，大體遵循廣雅書局的整理體例，成初編291卷，續編75卷。劉富曾又參考各書，移改舊史實，增入新史料，錄成清本，共得460卷。

1931年，北平圖書館從嘉業堂買去經剪裁的徐氏原稿，並將廣雅書局所修清本借來，由該館編纂葉渭清對照研究。葉氏認為，徐氏原稿已被痛加刪並，不復原來面目；但仍有不少篇幅是出於《永樂大典》而不見於徐氏抄本者，故而清本仍有可參證之處。根據葉氏的研究，以陳垣為首的編印委員會認為，清本與原稿實有合印並行之必要，然因經費所限，遂於1935年委託上海大東書局印刷年，將原稿先行影印，名之曰《宋會要稿》，以線裝200冊行世。1957年中華書局以四合一版再度影印，名之曰《宋會要輯稿》，以精裝8大冊發行。1964年，台灣世界書局以《宋會要輯本》之名，以《中國學術名著》第六輯，影印裝成16冊發行。1976年，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又以四合一版影印裝成8冊本發行。

通行的《宋會要輯稿》與宋會要原本已有很大不同。

第一，從內容上看，《輯稿》己較原本為少。一、自宋末至明初，歷經變亂，原本恐已不全。前面説過，宋修會要，共有十次，應有十部，但現在《輯稿》中註明者只有七部。二、修《永樂大典》時，將整部會要分入各韻，難保沒有遺漏。三、徐松自《永樂大典》中輯《宋會要》時，《大典》已經散失一千餘冊，並非全帙。四、書手從《大典》中抄錄時，又有遺漏。有人用殘存的《大典》與《輯稿》對照，已發現若干條佚文。五、在劉富曾整理徐松輯本過程中，輯本又有遺落。當時有人將劉富曾清本與徐松輯本對比，即發現少數條文清本有而輯本無。

第二，從形式上看，輯本己非原本的本來面目。原本《宋會要》，各本分類稍有不同，分門更有差異。輯本合為一本，門類全部打通。

第三，經過多次轉抄，脱、衍、誤、倒之處，觸目皆是。

儘管《宋會要輯稿》有上述種種問題，但它仍然是現存宋代史料中最原始、最豐富、最集中的一部，因而也是史料價值最高的一部。

《宋會要輯稿》（以下簡稱《輯稿》）分帝系、后妃、樂、禮、輿服、儀制、瑞異、運歷、崇儒、職官、選舉、食貨、刑法、兵、方域、蕃夷、道釋等17類。其中禮、職官、選舉、食貨等類篇幅尤大。類下分門。各門篇首有簡短的序言加以概括，然後按年、月、日順序，摘取有關詔令、奏章等等。如此，不僅遐眉目清晰，而且處置政務的事例，以及典章制度的得失興廢，均分類歸納，使得事件發生、發展過程中的利弊得失及不同意見，都得以較為完整地反映出來。《輯稿》較之原書，雖已大有殘闕，但它保存了大量的元修《宋史》諸志及其他有關史籍所不載的宋代史料，如食貨類“限田雜錄”，“造水磑”，“修理堰、閘、渠、斗門、堤巖”，“各路產物買銀價”，“量衡”，“諸郡進貢”，“船戰船附”，“民產雜錄”，“置市”諸門，皆為《輯稿》之獨有。以《宋史》諸志與《輯稿》的卷數相比，前者合計不過162卷，而後者則為376卷。《宋史·職官志》僅12卷，《輯稿》職官糲為83卷；《宋史·食貨志》僅14卷，《輯稿》食貨類則有70卷。可見，《輯稿》所保存的宋代史料，在數量上遠遠超過《宋史》諸志。《輯稿》所載史事，一般均詳於《宋志》，其記述具有較為原始而詳細的特點，且往往能夠校訂《宋史》各志的紕謬與疏略，有很高的史料價值。

由於《輯稿》卷帙浩大、殘缺零亂、問題繁多，因此，各種帶有研究成果性質的檢索工具書應勢而出。1932年，湯中出版了《宋會要研究》一書。1939年，日本學者江田忠在湯中《宋會要研究》的基礎上，編撰了《徐輯〈宋會要〉稿本目錄》。1937年，小沼正則編制了《宋會要食貨目錄》。1958年，法國學者Etienne與Balazs將《輯稿》的食貨、職官、刑法、方域四類，編成《宋會要目次》出版。1970年日本東洋文庫宋代史研究會在前人的基礎上編制了《宋會要研究備要》。1980年，台灣大學王德毅《宋會要輯稿人名索引》出版。1982年，日本東洋文為宋代史研究會再度出版了《宋會要輯稿·食貨索引》。1984年和1986年，王雲海先後出版了《宋會要輯稿研究》和《宋會要輯稿考校》。1995年，陳智超《解開〈宋會要〉之謎》出版。這些著作和工具書的出版，對《宋會要輯稿》的使用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但是，由於《輯稿》本身的缺憾，使得使用及檢索時，產生諸多障礙。首先，《輯稿》的殘闕問題相當突出。《輯稿》中大致完整的篇幅，一般皆起自太祖迄於寧宗，計十三朝。但就是在這其中，很多篇幅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殘缺。有些篇幅甚至是整門缺失，例如職官類無樞密院門，兵類無禁軍門。其次，《輯稿》中存在大量重出篇幅。《永樂大典》以字韻次第編排事目，所以會將《宋會要》同一篇文字編入不同的字韻事目中，故而形成重出復見的情況。第三，由於《輯稿》在整理過程中的編排失當，使得重出多門、前後倒置、時序相錯等情況不時而見。第四，《輯稿》本身乃一尚待整理的未完成稿，故而並無目錄，這一點也給檢閲工作帶來了相當大的不便。第五，《輯稿》自清代中期從《永樂大典》中輯錄出來後，長期處於草稿狀態，雖有影印本行世，但因未作徹底整理，從中找尋相關史料較為繁難。

徐松（1781年－1848年），字星伯，原籍浙江上虞人。清代著名地理學家。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於浙江紹興，隨父移居順天大興（今北京大興縣）。少年得志，自舉人而進士，曾入直南書房，派入全唐文館，又充文穎館總纂，但嘉慶十五年（1805年），二甲第一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於嘉慶十七年（1812年）受人劾奏，戍守伊犁，為期六年。徐松謫戍伊犁，可以説因禍得福，受到伊犁將軍孫筠的重任，繼續清初著名的西北史地學人祁韻士編寫《伊犁總統事略》的工作，並且能夠實地調查，“先生於南北兩路，壯遊殆遍。每所之適，攜開方小冊，置指南針，記其山川曲折，下馬錄之。至郵舍，則進僕伕、驛卒、台、通事，一一與之講求。積之既久，繪為全圖。乃偏稽舊史方略及案牘之關地理者，筆之為記。……孜孜不倦，十年成書”。調查最終成就了他的《西域水道記》等邊疆之書，以西域五大水系（流域）為綱，綜合記載了沿途山脈、城堡、史蹟、民族語言及風俗等等，詳實可信，而成為他的代表之作。新疆歸來，徐松除短暫的離京出外做官外，便幾乎居京治學，在這羣學者當中，他可以説在京時間最長，而且因親歷邊疆實地考察，成就邊疆著述，又積極召集志同道合者探討邊疆問題，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研治邊疆學問的氛圍，聚集同好，而奠定了他的“核心”地位。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赦還。官至禮部郎中。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卒。

嘉慶十四年（1809年）入全唐文館，主編《全唐文》；又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宋會要輯稿》500卷，《河南志》，《中興禮書》，又撰寫《唐兩京城坊考》，《登科記考》，後由翰林督學湖南。

中華書局1957年影印本。

影印宋會要輯稿緣起

一

宋時會要，除李心傳所編國朝會要總要（當即十三朝會要之節本）曾刊版於蜀中。至官修原本，宋時從未刊行，惟政府許可臣民自由傳抄；故南渡後國史散佚，程俱申請就知桂州許中家抄政和會要。而陳振孫書錄解題中亦得著錄會要有五種之多也。（李心傳國朝會要總要即其中一種。）宋時秘閣所藏北宋纂修之傳抄本，及南渡後纂修之正本，德祐之變。當盡為元兵劫入燕京。元修宋史時，即據為修史原料之一。吾人今日所見宋史之志，實脱胎於宋會要。雖兩相比較，詳略之殊，有如霄壤，然宋會要之輪廓，宋志固全得之矣。明修永樂大典時，文淵閣所藏之宋會要殘本二百零三冊。當即元人所見之本。文淵閣藏書，明宣德間毀於火者大半。故萬曆間張萱孫能傳重編閣目時，已無其書。趙宋一代故實，至此遂掃地以盡。明以後人慾求宋會要之蹤跡，不得不訴諸宋明人所著之類書，職此故耳。

二

明初纂永樂大典，將宋會要史事分隸於各韻，計有國朝會要，續會要，政和會要，乾道會要，中興會要，光宗會要，寧宗會要等七種。亦有泛稱宋會要而不冠以乾道中興等字樣者。知當時已十亡其三。故楊士奇所編文淵閣書目，僅載二百零三冊，下注闕字。焦竑國史經籍志，雖列宋會要之名，然有目無書，不足深究。至籙竹堂書目所收，實即文淵閣書目之化身。葉水東時，決無得見是書之理，此可斷言者也。

清嘉慶十四年，大興徐星伯（松）入全唐文館，任提調兼總纂官。時永樂大典已佚去一千餘冊，然所存尚得十之八九。徐氏簽註大典時，遇有宋會要，即另紙標以全唐文三字。蓋徐氏力不能置寫官，不得不借公濟私，假託宋會要為纂修全唐文之資料，以授寫官為之錄副也。如是日積月累，據俞正燮宋會要輯本跋引徐氏之言，所得無慮五六百卷。卷帙之巨大，可以想見。徐氏未及排比整理而卒。卒後其稿流落北平琉璃廠書肆，為江陰繆荃孫所得。旋歸廣雅書局，時張之洞督兩廣，聘繆氏及武進屠寄任校勘，擬付剞劂，僅成職官一門而止。所有原稿，為書局提調華陽王秉恩所藏匿。民國四年，王氏藏書散出，吳興劉翰怡先生以重金購歸，以原稿部類不明，先後雜廁，乃延儀徵劉富曾吳興費有容重加釐訂，而糾紛亦自此起矣。

劉富曾氏首將全部徐氏原稿痛加刪並，成初編二百九十一卷，續編七十五卷。

帝系八卷

后妃四卷

禮九卷

樂八卷

與服六卷

儀制十三卷

崇儒六卷

運歷二卷

瑞異三卷

職官七十九卷

選舉三十四卷

食貨六十卷

兵二十九卷

道釋二卷

方域二十一卷

蕃夷七卷

帝系三卷

凶禮十六卷

吉禮十九卷

嘉禮十四卷

軍禮一卷

賓禮三卷

崇儒一卷

食貨十卷

刑法八卷

自此以後，原稿面目，不可復見。劉氏又參考宋志通考玉海等書，移改舊史實，增入新資料，錄成清本，為四百六十卷計。

（一） 帝系十二卷（卷一至卷十二）

（二） 后妃六卷（卷十三至卷十八）

（三） 禮七十六卷（卷十九至卷九十四）

（四） 樂八卷（卷九十五至卷一百二）

（五） 與服七卷（卷一百三至卷一百九）

（六） 儀制十八卷（卷一百十至卷一百二十七）

（七） 崇儒九卷（卷一百二十八至卷一百三十六）

（八）運歷三卷（卷一百三十七至卷一百三十九）

（九）瑞異四卷（卷一百四十至卷一百四十三）

（十） 職官九十五卷（卷一百四十四至卷二百三十八）

（十一） 選舉四十卷（卷二百三十九至卷二百七十八）

（十二） 道釋二卷（卷二百七十九至卷二百八十）

（十三） 食貨九十八卷（卷二百八十一至卷三百七十八）

（十四） 刑法二十卷（卷三百七十九至卷三百九十八）

（十五） 兵二十九卷（卷三百九十九至卷四百二十七）

（十六） 方域二十三卷（卷四百二十八至卷四百五十）

（十七） 蕃夷十卷（卷四百五十一至卷四百六十）

如以劉氏新編之清本，與被裁減之原稿較，吾人寧取原稿而舍清本。蓋原稿縱有誤文誤字，乃永樂大典編者或全唐文館中寫官之過，與他人無涉。且一字一句，盡是大典原文，吾人尚可據以推定原來之次序。至所謂清本，總類子目，離合無端，雜引他書，不注所本，有竊改蘭台漆書之嫌，只能供讀原稿者比勘之用，不足據為典要，是則有負劉氏一番苦心矣。

三

民國二十年，本館因董授經先生介紹，斥巨資四千元，從劉翰怡先生處，購歸徐氏原稿。復假得劉富曾氏改編本（即所稱為清本者），以便互相比勘，俾明劉氏改編之旨趣，由本館委託蘭溪葉左文先生，從事研究，結果證明，改編本分類隸事，頗多失檢。且發現有少數篇幅，確係大典原文，見於清本，而複檢原稿，遍覓不得者。如立夏祀熒惑星一則，見清本樂六；赴任二則，見清本儀制十二；三官告一則，見清本儀制十一。淳熙九年五月二十六日條，見清本兵十二；是必劉氏剪裁後無意中隨手棄去，幸已錄入清本，故左文先生得發其覆。由此知清本與原稿，實有合印並行之必要。然經費所限，不得不先印原稿，以償百餘年來史學界之宿願。如有餘力，當再謀印清本，以供得讀原稿者之參考。

民國二十二年一月，本館委員會以編印宋會要，事關流通故籍，因延請傅沅叔、陳援庵、章式之、餘季豫、徐森玉、趙斐雲、葉左文諸先生，為編印委員會，專司其事，並推定陳援庵先生為委員長。籌備數載，至去年秋季，始以原稿委託上海大東書局印刷所代為影印。哈佛燕京社以此舉關係宋史學之研究至鉅，特補助美金二千五百元為印費，於是全書得潰於成。茲於書成之日，略述印書緣起如右，俾覽者詳焉。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國立北平圖書館識。

《宋會要輯稿》由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學人校點，劉琳、刁忠民、舒大剛、尹波等專家審稿，歷時8年編纂、16冊的校點本《宋會要輯稿》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宋會要輯稿》是宋代三大資料寶庫之一

校點本《宋會要輯稿》，是《巴蜀全書》現有成果中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的之一。它是宋代各類史料分類纂集，由清代學人徐松從《永樂大典》中收錄的宋代官修“會要”中輯錄而成，內容包括政治、軍事、經濟、制度、禮樂、教育、選舉、科技以及其他歷史文化信息。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舒大剛説，《宋會要輯稿》與《宋史》、《續資治通鑑長編》構成三大宋代資料寶庫。《宋會要輯稿》內容豐富、卷帙浩大，但因錯誤繁多，使得宋史研究者對它又愛又恨。

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王雲海先生為首，國內主要宋史研究者就曾醖釀重新整理《宋會要輯稿》，甚至都印出了整理方案和樣稿，但未能展開。

本世紀初，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與美國哈佛大學、台灣“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合作，對《宋會要輯稿》進行初步校點，形成了電子版的《宋會要輯稿》。後來在《巴蜀全書》工程推動下，形成了現在的1400餘萬字的校點本《宋會要輯稿》。

校點本樹立了三大標杆

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劉琳介紹，本次校點特別注重四個方面的工作。第一，糾正年月日錯誤。《宋會要輯稿》在輯錄、轉抄的過程中，年月日的錯亂極其嚴重，專家們將糾正年月日的錯誤作為校勘的重點之一，全書共改正年月日的錯誤2800餘條（處）。第二，鑑別非“會要”之文。專家們通過紀日表述方式、記事的體裁與風格、所記的時代與地域，以及其他抄錄他書的痕跡進行辨別。第三，移正錯簡之處。專家們發現並移正的錯簡的地方有59處，少的地方有10餘字，多的有3000餘字，總字數達3萬餘字。第四，勘正錯誤的行款。《宋會要輯稿》中的行款錯誤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分條不當，正文、註文互混，標題混亂。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陳祖武認為，校點本《宋會要輯稿》的整理與出版樹立了三個標杆。第一，參與校點本《宋會要輯稿》編纂的專家們，嚴格校勘，一絲不苟，為古籍整理與出版工作樹立了標杆。第二，參與的專家們不僅從事文本校對，而且進行了大量的研究梳理，為宋史研究，尤其是宋代典章制度史研究樹立了標杆。第三，校點本《宋會要輯稿》的完成，為如何開展國家資助的重大項目、如何打造精品，樹立了標杆。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