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可進

二年正月，原駐紮在西寧東北部郭隆寺寺內眾喇嘛練兵策反，年羹堯兵分三路征討。可進兵出北路，沿途摧毀敵寨七所，於郭隆寺外擊傷敵眾六千餘人。其後不久，又與四川提督嶽鍾琪分道深入，平定青海叛亂，以功升任陝西甘州提督，署安西總兵官，授三等“阿喇哈哈番”世職。當年閏四月，莊浪衞謝爾蘇部落叛亂，佔領桌子、棋子兩山，並與新疆噶爾丹密謀互為犄角。可進受命隨從嶽鍾琪出征，圍困桌子、棋子兩山，與敵激戰七晝夜，身負重傷，仍繼續拼殺，直搗敵巢，蕩平叛亂。四年二月，可進署陝西涼州總兵官，諭旨補授直隸古北口提督，陛見，復任陝西甘州提督，先後署安西、甘州、涼州等處總兵官。

宋可進領兵清廉，禮賢下士，出入簡樸，深受部下及士民擁戴。雍正皇帝深為器重，三年二月，親書一“福”字賜予可進，以示嘉獎。後來可進曾二十二次向皇帝上陳奏摺，均獲得御筆批示。乾隆六年（1741），可進歸故里，宋可進解甲歸田，卒於故里大蘆子，後病卒，授昭勇將軍。

幼時，家道已淪於寒微。出於生計，青年可進曾流落於甘州（張掖）傭工度日。在此，他繼承祖上衣缽從戎。在軍中，曾任京城內外巡捕，南營遊擊加一級，由於忠於職守遂升任參將。

雍正元年（1723），西蒙厄魯特部入侵西藏，雍正帝命川陝總督年羹堯征討，可進以京營參將隨軍進剿。年羹堯的隊伍剛到青海鎮海堡，立足未穩，被叛軍圍攻。可進率精鋭之師激戰六晝夜，斬叛匪首級600餘，擒獲敵酋多巴囊素阿旺丹津，首戰告捷。11月，羅卜藏丹津反叛，進攻西寧至南川口，將駐紮在申中堡的清兵包圍。可進率部增援，與申中堡守備馬守仁內外夾擊，大敗叛軍。隨後，可進率部進軍北川新城，將盤踞之敵兩千餘人擊退，以戰功擢升為副將。第二年春，西寧郭隆寺的章嘉胡土克圖之胡必爾汗操縱寺內眾喇嘛策反作亂。可進率部進剿，沿途摧毀敵寨7座，焚燒敵據點70多個，配合提督嶽鍾琪主力，擊敵6000餘。2月初8，可進與總兵黃喜林、提督嶽鍾琪三面包圍敵酋羅卜藏丹津的老巢哈喇烏蘇，黎明發起攻擊，殲敵萬餘，迫使羅卜藏丹津西逃準（口加葛讀ge）爾。同年四月，可進受命隨從嶽鍾琪征討盤踞在桌子山、棋子山的叛匪謝爾蘇部落，與敵激戰七晝夜，一日接戰數次，身負重傷仍繼續拼殺，終於攻破敵巢，討平叛亂。可進被提升為陝西涼州總兵官，諭旨補授直隸古北口提督。雍正七年為嶽鍾琪部精選調撥騎兵1800名，步兵600名，並每千名委派千總四員，把總六員，以備調遣，為國效力。雍正九年，川陝總督查郎阿在可進標署挑選精壯兵士3000名，並將其標署中、左、守城三營三參將各領1000名，且一切軍裝器械騎馱馬匹俱整頓齊全，前赴金塔寺鎮守和在甘州各要道佈防，使叛賊餘孽不敢進犯。

可進提督在青海、河西任職數年，軍功卓著，且“鎮靜不擾，善撫下居，恆出入不設儀仗，不御肩輿，署不張蓋。將、吏勸之，答曰：‘甘州人悉識我，何自託異為？’”（《硃批諭旨》34冊52頁）

宋可進不但能征善戰，韜略出眾，而且直言敢諫。在坐鎮河西時，瞭解到寧夏鎮營地處邊塞，地理位置極為重要，而在職的總兵卻已七十二高齡，自己行動已不便，豈能鎮守邊塞要地？可進據實向朝廷上奏，雍正帝准奏，及時調換。

宋可進的忠勇深得雍正皇帝器重。雍正三年（1725），帝親筆書寫“福”字賜予可進（現由其後裔宋之久珍藏）。可進曾22次向帝上奏，均獲御批。雍正帝曾下諭可進：“爾與前冬去春為國效力，建立如此大功，然爾不可恃功驕傲，或致舉動乖違，有幹法紀，較前更當自愛，以圖永久。”其間足見君臣關係非同一般。

關於宋可進的外號“宋犛牛”的由來，史志典籍均記載：因多力善搏，驍悍勇猛，時人送外號“宋犛牛”。然筆者在故里大蘆子聽父老講：當年可進在青海圍剿桌子山叛匪時，因其山形同一桌，三面都是懸崖峭壁，只有一條通道被重兵把守，久攻不下。後可進採用“犛牛陣”一舉攻破桌子山，故人頌“宋犛牛”、“犛牛將軍”

雍正四年，任安西總兵，五年，任甘肅提督。十年，因受年羹堯案、嶽鍾琪案株連，以“剋扣軍餉”罪革職。乾隆六年(1741年)，上命複核可進案，詔“情有可原，減等問流”歸裏。以病告終。 ^[1] 

長子： ^[2]  宋愛（1689-1754）系宋可懷之子，過繼可進。貴州提督。

次子：宋屏（生卒不詳），宋可進次子，乾隆五年（1740）特授世襲三等奮翼將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