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原放

《關於中國出版史的思考》

1.自葉德輝的《書林清話》以來，系統地結集談出版的書籍大約有200部左右。其中包括圖書史（含史料，下同）、造紙印刷史、編輯出版史、新聞史以及台港的同類書。八十年間，出版了200多種，不能算少。其中近十年出版的，較有份量，值得注意的有：韓仲民著《中國書籍編纂史稿》、方漢奇著《中國近代報刊史》、張秀民著《中國印刷史》、錢存訓著《紙和印刷》（即《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五卷第一分冊）、李致忠著《歷代刻書考》和《中國版刻圖錄》（重印）、杜信孚著《明代版刻綜錄》、黃裳編著《清代版刻一隅》等。

這裏面亮出中國出版史的專著有四種，即《中國出版簡史》（楊壽清著）、《中國出版史概要》（張召奎著）、《中國出版史（辛亥革命以前部分）》（宋原放、李白堅著）、《中國出版簡史》（吉少甫主編），從無到有，打破零的記錄，自然令人高興。大家知道，中國出版史是中國文化史的一部分，如果寫得好，不僅是歷史唯物主義、愛國主義和傳統教育的好教材，而且不少歷史經驗對今天改革和開放中的出版工作，很有借鑑作用。不過，坦率地説，從已經出版的四部書來看，在總結歷史經驗，尋找出版規律的成績方面並不理想，希望更多的後來者共同努力，能在不久的將來，使一部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和材料相結合的科學的《中國出版通史》早日問世。

2.史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必是幫助我們撥開歷史迷霧的科學方法論，這決不是什麼“老三論”“新三論”所能代替得了的。前些年。有些學者急於求成，有重著述輕資料的傾向，不願在史料上下功夫，這就難免隨便抓個材料，胡編亂説，貽誤讀者。

中國有千年以上的出版史，史料既多又分散，需要發掘、鑑定、整理。十多年來，我們發現不少新史料，出版了不少史料書刊。早在60年代，張靜廬先生輯注出版了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七種，共250萬字。近年內印刷工業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印刷史料選輯》，四冊，80萬字，包括古代部分，可惜只限於印刷方面。再以創刊十週年的上海《出版史料》為例，十年間發表了700多萬字史料和文章。各省市地方誌編委會在編纂出版志的過程中，出版了20多種出版史料書刊。清末民初史料原來是薄弱環節，現在發現不少新材料，如廣學會的年報（檔案）、美華書館的歷史等。著名編輯家、出版家，如張元濟、鄒韜奮、陸費逵、胡愈之、汪孟鄒、汪原放、舒新城、鄭振鐸、章錫琛、趙南公、徐伯聽、黃濟峯等人的日記、書信、回憶錄、年譜、傳記的發表或出版是很珍貴的。可是還有不少出版人物、出版事件、解放前的官方出版機構……的第一手材料還有待進一步發掘。我們可以結合專題研究，確定項目。邊蒐集邊整理，在充分佔有材料的基礎上加以出版。

3.解放前的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出版史，是沒有出版自由的出版史。試想，帝國主義、國內軍閥戰火的摧殘，貧困和落後的制約，當局的破壞和刁難，哪裏有正當出版業經營的環境！革命的進步的出版業不得不避開查禁、封門、坐牢、殺頭的危險。戴着鐐銬跳舞，哪能致力於出版工作呢?有經濟實力的出版業，雖有啓迪民智的宏願，面對當局高壓和拉攏的兩手，也只得趨利避害，畏首畏尾；同行間的傾軋，內部不可避免的勞資糾紛，弄得出版業焦頭爛額，窮於應付；30年代、40年代，一家家出版業一改初衷，請大官來當後台老闆（董事長），大印鈔票。有的以一折八扣為名，粗製濫造，一個晚上畫出一本連環畫的所謂“跑馬書”也出籠了。中國出版業生不逢時，度着怎樣艱難的歲月啊！

抗日戰爭前一年，1936年曾經是出版界的鼎盛時期，出版新書9438種，其中商務印書館佔52%強。全國圖書營業額（除文具、儀器外）約2500萬元左右，還抵不上當年一個上海英美煙草公司（3萬萬元以上）的十分之一（據商務印書館總經理王雲五的估算）。舊中國的出版業實在可憐得很。至於官方呢?清朝末年（1908年）財政部在北京設立一個以凹印為主的印刷局，是印地方銀行鈔票和證券等而不是印刷書刊的。除同文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外，各省官書局已是強弩之末。民國成立以後的第十二年，國民黨當局在南京才創辦了正中書局。直到抗戰以前（1936年），只有30萬元資本，在上海有個印刷廠。論出書或經濟實力遠不能與民營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相比。一心想壟斷中小學教科書的出版也壟斷不了，後來只有用行政力量成立七聯辦事處來加以控制。至於其他的中國文化服務社、獨立出版社、拔提書店等等，更是等而下之，微不足道的了。

4.全中國的解放才是中國出版業的新生。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權，有了真正的出版自由，來了個翻天覆地的變化。從此我們可以公開出版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宣傳黨的主張，出版符合時代精神和人民利益的教科書，中外世界名著可以有計劃地出版，各類工具書可以系統地出版。在老出版家胡愈之為首的出版總署領導下，根據國家和人民的需要，在全國合理設置了出版社、印刷廠和書店，制定了一整套規章制度，為新興的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奠定了基礎。

由於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人力財力有限，經驗不足，特別是“左”的錯誤路線的影響，到了文化大革命更達到登峯造極的地步，這些給出版事業有着很大的限制，造成極大的損失。儘管如此，由於出版戰線全體同志的堅忍不拔和艱苦奮鬥，仍然取得很大的成績。但總的説來，創業時期的社會主義出版業的發育是不完備的，沒有能夠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因而大大落後於外國發達國家的出版業。

粉碎“四人幫”以後，特別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國經濟工作上去了，黨中央加強了對出版工作的領導，重新確定社會主義出版工作的性質和作用，對出版方針作了重大的調整：明確以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代替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規定出版社的基本任務是宣傳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傳播和積累科學文化技術的知識和成果以及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重新規定各省地方出版社的方針：以“立足本省，面向全國”代替“地方化、羣眾化、通俗化”的方針。要求各出版社堅決貫徹“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方針。這樣一來，極大地調動了出版工作者和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我們還在印刷、發行現代化方面作了不小的投資。不幾年工夫，我們走過了“四人幫”造成的嚴重書荒的階段，開始走向全面繁榮的新時期。全國出版社從100多家發展到500多家；雜誌從290多種3000多萬冊，?⒄溝?000多種20億冊；每年出版新書從1萬多種、2億多冊發展到8萬多種、61億多冊，極大地滿足了人民多方面的需要。就品種和印數來説，成為世界出版大國之一，有些出版物，從內容到形式，可以同國外出版物媲美。社會主義出版工作空前繁榮，事業得到大發展。當然事情也不是一帆風順的。豐富的實踐經驗亟待我們加以總結。

5.社會主義時期的出版工作的經驗教訓很多，可以開上幾十條、上百條，有哪些重要經驗呢?恐怕有許多文章可做。這裏我先説幾點：

1）出版社的特色和出版規律。在黨的領導下如何創造自己的特色，如何按規律辦事。

2）出好書的經驗。出版社領導的主要精力應該放在多出好書上。多出好書，千方百計提高出版物質量是出版工作永恆的主題。出版社能否站住腳，歷史上貢獻的大小，就在於你出的好書的多少。提高出版物質量，要創造認真作好出版工作的環境、條件、制度、作風等等，決不是開一個會，喊幾句口號就能奏效的。

3）在實踐中培養名經理、名編輯、名出版、名校對等專門人才。

4）“右”的特別是“左”的錯誤對出版工作的危害性。可以從方針、出書、出人各方面進行分析。

《送別宋原放同志》雷羣明

6月30日下午，我到上海市新聞出版局開會，聽到宋原放同志於當天凌晨去世的消息，簡直有些不敢相信。因為4月份，我還給他打過電話，為準備寫學林史話向他求證學林成立之初的情況，同時約請他作為韜奮出版獎的得主為紀念韜奮誕生11 0週年寫一篇文章。當時問起他的健康情況，他和他的老伴沈老師都説還不錯。我在電話中説，等您寫好了，我來看您，並拿稿子。誰知道，病魔竟突然奪去了他寶貴的生命！

7月7日，宋原放同志的追悼會在龍華殯儀館舉行。他安卧在鮮花叢中，默默地接受他的老同事、老部下的悼念和哀思。在低迴的哀樂聲裏，他那為革命無私奉獻的一生，一幕幕生動地在人們的腦海中飄過。

1923年1月23日，宋原放同志誕生於江蘇揚州的一個職員家庭，從小受到革命的薰陶，19歲就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此後，一生致力於革命的新聞出版工作。1944年 1月起，先後在蘇中《前哨報》、《蘇中報》、新華社蘇中分社、蘇中出版社、華中新華書店編輯部、山東和華東新華書店編輯部擔任編輯、記者。解放以後，他長期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擔任領導工作，28歲任副社長兼總編輯，36歲任社長兼總編輯，是當時上海公認的“老資格”的年輕社領導。“文化大革命”中，他無例外地先是被“打倒”，後來再“解放”“結合”，直到1978年，才被重新任命為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長兼總編輯，次年調任上海市出版局副局長，一年後，升任局長，不久又兼任黨委副書記、書記直至離休。

我聽到宋原放同志的名字比較早。1968年從復旦研究生畢業分到上海出版系統時，正逢“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我作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當時改名為“ 解放出版社”）的“革命羣眾”，對他這個“走資派”有所耳聞，但由於不是一個單位，所以直接接觸的機會比較少，當然，也無緣參與對他的“批鬥”。不過，聽説由於他“不老實”，在單位批鬥時，很是吃了一些苦頭。

我與宋原放同志的直接接觸是在大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部的時候。鑑於“文化大革命”初期好幾年除了毛主席著作外很少出書的情況，大約在1972年，上海在原來的出版革命小組基礎上成立了當時惟一的一個出版社——大上海人民出版社（它有別於以前和現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大出版機構，有點像現在的出版集團，所以，我冠上一個“大”字，以示區別），下面分政治、文藝、少兒、古籍、翻譯等幾個編輯組，在當時的新聞出版工軍宣隊團部下面設立編輯部，負責對各編輯組重點稿子的審讀和下面報上來的疑難問題的解答。他與王維、李信等老同志作為領導調入編輯部，我作為工作人員也從辦事組調來。由於分工不同，我們的接觸仍然不多，不過，在編輯部全體人員開會時，是一起參加的，那時經常可以聽到他一些有益的見解。

1974年中，工軍宣隊團部為了加強對知識分子的“教育”和“改造”，決定組織 4個深入生活小組，分別到大慶、大寨、上海工廠和外地農村去鍛鍊一年，我與宋原放同志和其他幾位同志被分配到工廠小組，具體是到楊浦區的紡織廠。他是組長，我是副組長，可以説是宋原放同志正式作為我的頂頭上司的開始。我生平第一次當“官”，又是在那樣的特殊時期，除了“以身作則”，帶頭苦幹，關於工作方法之類的“領導藝術”，可以説是一竅不通。宋原放同志通過言傳身教，給了我極大的幫助。在那樣一個非常時期，他巧妙地讓我們避過了“四人幫”的倒行逆施，在向工人階級學習的同時，使我們的同志也得到了相當的鍛鍊和提高。在我們組織的工人業餘作者隊伍中，有好幾位後來成為上海市有一定知名度的作家和活動家。這其中也浸透着他的心血。最令人感動的是，當時宋原放同志已經 50多歲了，他又是一個大塊頭，上下樓梯都有些氣喘吁吁，但是在一年的時間裏，他仍然堅持與我們年輕人一樣參加強度很大的車間勞動。像我這樣的身體還算壯實的人，在擋車或織布車間8小時勞動下來，人都軟得好像要癱下來了，他所忍受的辛苦更是可想而知了。

“四人幫”倒台以後，宋原放同志徹底恢復了名譽，重新走上了出版工作的領導崗位，我則從出版局機關到了新成立的學林出版社當了一名編輯。雖然地位相差懸殊，但是他並沒有因此擺什麼領導架子。開始時我們都在一座樓裏辦公，他見了我總是很客氣地打招呼。有時還把我“請”進他的辦公室，商量一些問題。19 80年，中國第一本百科年鑑出版，他把我找去，談了一些看法，後來由我整理成文以他的名義在《百科知識》上發表。這可以説是我們第一次在文字方面的合作。

宋原放同志是一位學識淵博、精通業務又富有思想的領導，而這一切又都來源於他對圖書的熱愛和刻苦的學習。作為一個老資格的局級幹部，他的家應該説是有些“寒酸”，除了無處不在的書刊，簡直可以説別無長物。但是正如古人説的“ 架上書滿不為貧”，宋原放同志心態平和地在圖書的王國裏“安貧樂道”。這個 “道”就是建立社會主義出版學的艱難而崎嶇之道。1983年，他就在一次全國性的會議上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出版學的思想，並且給出了一些具體的構想。緊接着，在他領導下的《上海出版工作》就這個題目組織了許多文章進行比較深入的討論，可以説是為全國性的社會主義出版學的建立和發展，開了一個好頭。1985 年，他又首先倡議在上海成立了全國第一家編輯學會，他被選為會長。在他的領導下，學會還新辦了《雜家》和《編輯學刊》兩個編輯出版方面的專門刊物，不久，又創辦了收集、整理和發表出版史料為主的刊物《出版史料》。所有這些，都帶有開創的性質。雖然除了《編輯學刊》能夠堅持至今外，《雜家》和《出版史料》都先後停刊，但是，它們無疑都為中國出版學、編輯學的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作為倡議者和領導者，宋原放同志是功不可沒的。

1986年，宋原放同志辦理了離休手續。但是，他卻是離而不休。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説，他在離休後所做的工作比離休之前還要多，還要有價值。

也許是旁觀者清吧，當他從領導崗位退下來之後，才深深感受到有許多事情沒有來得及做或者沒有做好。譬如，出版史料的收集整理，就面臨資料短缺、人員與經費不足等困難，我曾經半開玩笑地對他説：你有權的時候沒有做，現在沒有權了想做就難了。他表示，再難也要做，能做多少是多少。大概就是在這樣的思想支配下，他離休後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首先是主編了數百萬字的《上海出版志》，儘管它還存在一些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它作為上海第一本出版志書，終於給上海的出版歷史理出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脈絡，給出了一個比較科學的框架，更為重要的是，它所收集整理的豐富出版資料，為後人的深入研究和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另外，他還一鼓作氣地主編了十大本的《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並且擔任了新復刊的《出版史料》的編審委員會主任委員，積極為收集、保存和運用出版史料出謀劃策，發揮餘熱。

1988年，他作為上海大學的兼職教授與該校的教師李白堅同志合作編寫出版了《中國出版史》，它是中國比較早的關於出版方面的專史。與此前出版的一些書史、印刷史等不同的是，它的特點是以文化發展為背景，對現有的出版史料作了新的編排和考察，力圖對中國出版史作宏觀的描述，竭力勾勒出中國出版史的發展線索、出版事業的輪廓和出版事業興衰的歷史動因，而較少作具體的考證和詳細的鋪陳，因而顯得精要幹練，頗受讀者好評。此外，他還整理出版了個人的出版論文集《出版縱橫》，將他幾十年從事出版實踐和領導工作的經驗體會總結出來，上升到理論，給人以深刻的啓示。可以説，較之他在位時的工作，他在離休後的20年間所作的貢獻不但毫不遜色，而且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上海出版歷史上的影響將是久遠而深刻的。也許正因為如此，他在1996年被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授予“伯樂獎”，2004年以80多歲的高齡榮獲中國出版工作者的最高獎項——韜奮出版獎。這應該看作是黨和羣眾對他的最好的評價和肯定。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宋原放同志雖沒有轟轟烈烈的英雄事蹟，但在他平常而又不平凡的一生中，能夠作出如此貢獻，得到人民羣眾的充分肯定，應該可以含笑於九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