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侃夫

1909年9月，宋侃夫出生在江西萍鄉縣城月光塘外公張家。宋家祖籍萍鄉五陂下，祖父宋化春在浙江省臨海縣任知事，所以子女多在張家出生成長。宋侃夫童年就是在梅花山莊度過的。宋侃夫5歲開始讀私塾，9歲到萍鄉縣立小學讀書。宋侃夫雖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很同情窮苦的鄉鄰，常把家裏吃的東西送給窮娃們。 ^[5] 

1922年宋侃夫隨父親到浙江，在杭州市立小學讀完高小課程後，就讀於浙江省杭州甲種工業專門學校。

1925年4月，他加入中國國民黨。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在聲援上海工人的正義行動中表現出色，經人介紹加入了共青團組織。

1926年10月18日，中共杭州地委在西湖公眾運動場召開市民慶祝大會，他上台作了支持夏超獨立的演講，而成為全市學生界的知名人物。

1926年冬，杭州黨組織決定將他轉為中共黨員，暫時負責杭州團的工作。

1927年2月赴武漢，在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處鼓動科任職。“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不久，他回到杭州。8月，杭州支部工作指導委員會成立，他任書記；統一管理全市62個支部的577名黨團員。9月，因叛徒出賣他被捕，解至國民政府浙江陸軍監獄。

1928年6月，轉到國民政府浙江省反省院普通院。

1930年4月，他獲准保外就醫，於是他趁機與共青團杭州中心市委書記接上了關係；9月，他從杭州到上海，任上海法南區委秘書長、組織部長。

1931年初，他調往中央特科學習無線電報務；9月，赴鄂豫皖蘇區，在軍委參謀部負責諜報和機要工作。此後，他隨紅四方面軍部隊參加了數次反圍剿戰鬥和萬里長征。

1936年10月，又隨西路軍西征寧夏，先後任電務處長、統管紅軍電台的三局局長。

1938年7月，去延安中央黨校學習。

1939年3月，畢業後他先後在陝北公學、延安工人學校、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和延安大學，任組織科長、黨總支書記、幹部處長、政治處主任、秘書長等職務。

1946年底，他重返部隊，到晉冀魯豫根據地工作。

1947年8月，他被任命為第十二縱隊政治部主任；11月，任江漢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兼縱隊黨委和軍區黨委委員。1949年7月，湖北沙市解放後，他一直在湖北省任職。先後任沙市軍管會主任、中共沙市市委書記、湖北省委委員、省總工會主席、省勞動局局長、省委城工部部長；中共武漢市委常委、武漢市副市長、市長、市委第二書記、市委第一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常務書記兼武漢市委第一書記、中央中南局委員。

1978年10月，他當選為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

1982年9月，擔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宋侃夫(2張)

1991年4月4日，在武漢病逝，終年82歲。

1931年初，中共中央把宋侃夫從上海法南區委調到特科無線電科，學習報務和機務。由於宋侃夫在浙江學習過一些電器方面的知識，因此對於學習無線電工程原理比較省力，從電器的一般知識到無線電原理以及公式的計算推導等於複習了一遍，英文版的無線電袖珍本也可直接閲讀，而他對學習卻非常認真，對無線電電器的裝配、修理尤其專心致志。

陳壽昌從上海地下黨開辦的一家電器商行買來了些元器件，宋侃夫等非常高興，先裝了一部收音機，又裝了一部發報機，最後裝成了一部完整的電台。電台機器裝好後，他們按照上級告知的呼號、波長、聯絡時間同上海的一部秘密電台進行了聯絡。初次聯絡即得到了回答，電台的溝通使他們興奮不已。

1931年9月，上級正式通知宋侃夫，要準備去鄂豫皖蘇區。離開上海前，還告訴他們鄂豫皖蘇區同上海黨中央、江西中央蘇區、湘鄂西蘇區、湘鄂贛蘇區通報的四個密碼電台的呼號、波長、聯絡時間。這些密碼的編制主要由英文字母變化組成，沒有現成的本子，一下記住是很困難的，但宋侃夫只用了三天時間就熟記了其中的三個密碼本，徐以新熟記了一個。他們牢記着這些密碼，肩負神聖的使命，踏上了新的征程。

1932年2月，紅四方面軍的第一部電台在河南省新集(今河南新縣)南門外鍾家畈的一間簡陋的小屋中誕生了。電台負責人是宋侃夫。由於宋侃夫背熟了三個密碼本，因此電台的譯電工作也由他兼任。宋侃夫帶領電台全體同志以飽滿的革命熱情和高度負責的革命精神，夜以繼日地堅守在電台旁邊。他們一面抄收國民黨中央社新聞，一面不停地呼叫上海黨中央和周圍的其他革命根據地。在宋侃夫和電台全體同志共同努力下，紅四方面軍的電台先後同中央革命根據地、湘鄂贛革命根據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貫通了聯絡。

紅四方面軍電台發出的第一份電報，是向中央根據地報告紅四方面軍的部隊建制情況。第二份電報則是通報黃安戰役、商潢戰役的勝利。中央革命根據地的第一份回電是向四方面軍祝賀勝利並通報全國其他革命根據地的有關情況以及中央紅軍的勝利消息。隨後，紅四方面軍電台陸續收到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發來的一些政策性文件如土地政策，工商業政策，對待地主、富農政策，城市政策，等等。紅四方面軍電台的建立以及和其他革命根據地聯絡的溝通，使被分隔在不同地域的各個革命根據地之間能夠互相呼應、互通消息、政策一致、配合作戰，因此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1932年3月22日至5月8日，紅四方面軍取得了蘇家埠戰役的重大勝利，殲敵3萬餘人，繳獲了4部電台和大批無線電器材。這樣，紅四方面軍的電台設備大為改善，不久就擴建成兩個台。第一台由宋侃夫、王子綱掌握，隨方面軍總指揮部和軍委行動。第二台由蔡威負責，先隨紅七十三師，後隨紅二十五軍行動。 ^[4] 

1932年8月，國民黨調集30萬大軍，對鄂豫皖蘇區發動了第四次“圍剿”。紅四方面軍主力於10月12日越過平漢線向西實行戰略轉移。在宋侃夫的領導下，紅四方面軍電台隨大軍轉戰鄂、豫、皖、陝、川五省，行程數千裏，歷時兩個月，先後經隨縣、棗陽、新野、鄧縣、淅川、南化塘、漫川關、楊家斜等地，翻越天險秦嶺到陝南子午鎮，然後再越秦嶺到小河口，趟着刺骨的冰水涉渡漢水，冒嚴寒、踏冰雪飛越大巴山，經兩河口、苦草壩、毛浴鎮最終安然抵達川北通江。在兩個多月的艱苦征戰中，電台始終保持了與中央紅軍聯絡暢通，有力地保障了方面軍總部與黨中央、中央軍委的緊密聯繫，及時獲得了中央根據地轉發來的中央指示和敵情通報。這對指揮紅軍作戰，選擇行軍路線，保障部隊行動安全和作戰勝利起了極大的作用。

紅四方面軍到達川北的通江、南江、巴中等地後，建立了川陝根據地。由於有了根據地，環境比較安全、穩定，所以無線電通信工作在此期間有了飛躍發展。紅四方面軍在噶陽壩擴建了一個電台(第三台)，併成立了電務處，統管無線電通信、機要和幹部訓練。

由於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工作環境，宋侃夫、王子綱於1933年2月開始了無線電技術偵察工作。起初他們注意抄收國民黨中央社的新聞，從中收集情報。有一次王子綱用收信機隨便收聽時，發現了四川軍閥田頌堯、鄧錫侯的電台，他們發報的報頭、報尾用明碼，中間內容用密碼。他們的電台在移動時，總是先用明碼發“QRC(貴台何處)、QRA(貴台何名)”，回答也用明碼。這樣，宋侃夫、王子綱開始通過偵聽敵電台通訊，發現敵人的駐地、番號、主官姓名、行動方向和指揮系統等情報。然後全力以赴開展破密工作，逐步摸清了敵軍電台所用密碼的規律，然後排出敵台的密碼錶，這樣就完全破譯開了敵軍的密碼。宋侃夫最先破譯的叫“通密”即最普通的密碼，它的底本是明碼。不久，只要敵人電台用“通密”發報，宋侃夫可以做到拿起電話就直接向方面軍首長念出電報的內容。

此後，宋侃夫與蔡威、王子綱通力協作，一鼓作氣，先後破譯了楊森、劉存厚、李家鈺、羅澤洲、鄧錫侯、田頌堯、劉湘等四川各派軍閥的密碼。此後，四川軍閥的無線電通信對於紅軍來説也就不存在什麼“機密”了。 ^[4] 

1933年2月，四川軍閥田頌堯拼湊了38個團的部隊向川陝根據地發動了“三路圍攻”。宋侃夫等人事先破譯了敵人兵力部署的密電，及時報告了方面軍總指揮部。紅軍根據敵人兵力部署做出了“收緊陣地、待機反攻”的正確決策，利用有利地形，合理使用兵力，節節抗擊，大量殺傷、消耗敵人。1933年5月，紅軍與敵在空山壩展開決戰。宋侃夫、蔡威再次破譯了敵軍有關兵力部署、作戰計劃、進攻時間、主攻方向的全部電報，為紅軍以少勝多作出了重要貢獻。

田頌堯失敗後，1933年10月底，另一個四川軍閥劉湘糾合四川各地軍閥，以110個團20餘萬人的兵力，向紅四方面軍發動了“六路圍攻”。隨着戰鬥的日趨激烈，宋侃夫發現：敵人在無線電通信方面的花招也越來越多，密碼改動十分頻繁，幾乎一星期一次，越改越亂，宋侃夫也因此稱之為“爛碼”。狡猾的敵人還常常在一夜之間突然變更全部的兵力部署，或者在傳達進攻命令時突然改用新密碼，上午下令，中午或下午就發起進攻。敵軍的這些花招使宋侃夫在破譯工作中遇到了難以想象的困難，但宋侃夫以驚人的勇氣、耐心和智慧克服了所有的困難，到後來不管敵人的“爛碼”如何改變，宋侃夫只需要用2至3個小時就能完全破譯出來。

由於紅軍無線電通信保障工作和技術偵察工作十分出色，紅軍在反“六路圍攻”的鬥爭中顯得“耳聰目明”，十分主動。經過10個月英勇奮戰，紅軍以殲敵8萬餘人的輝煌戰果，徹底粉碎了劉湘的“六路圍攻”。宋侃夫和電台的全體同志在反“六路圍攻”的鬥爭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智慧和汗水，在紅四方面軍歷史上留下了光輝的富有傳奇色彩的一頁。 ^[4] 

宋侃夫曾於1960年、1980年、1985年三次在萍鄉做了短期逗留。1960年中秋節前夕，宋侃夫第一次回到了闊別30多年的故鄉。在回來之前，宋侃夫寫了一封信給在萍鄉的親屬，説這次回來純屬探親訪友，不會去拜訪萍鄉的黨政領導。其實，宋侃夫當時擔任中共武漢市第一書記，他之所以回萍鄉，主要是希望自己的家鄉為武漢提供一批煤炭，用以促進武漢這座中南重鎮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工作的順利進行。因此，宋侃夫回萍鄉所要找的，正是當地的黨政領導機關。宋侃夫之所以事前寫這麼一封信，是委婉地告訴親屬們：不要企望通過他回來找地方領導解決任何個人問題。在宋侃夫的教育和影響下，他在萍鄉的親屬們也從來沒有依仗他的名望，向地方組織提出過任何過分要求。這次回家鄉，他聽説了全國著名農業勞動模範彭光賢的事蹟後，很是興奮，不顧勞累，專程趕到湘東鎮新村大隊看望彭光賢。

1985年，宋侃夫再次回鄉，他先後參觀、走訪了萍鄉發電廠、萍鄉汽油機廠、萍鄉第七塑料廠、萍鄉中學、萍師附小和安源煤礦等10多個單位，還到了縣區鄉鎮。在安源參觀工人俱樂部舊址和萍鄉革命烈士紀念館時，宋侃夫語重心長地對身邊人員説：“革命的勝利果實來之不易，要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建設一個更加美麗富饒的萍鄉。”在萍師附小他很認真地參觀了學校，親切地看望了學校老師，感情濃烈地説：“這是我的母校，我很感激她對我的啓蒙教育。”接着，又囑託陪同參觀的萍鄉市黨政領導同志：“一定要抓好教育，抓住人才這個百年大計。” ^[5] 

宋侃夫是我黨第一代無線電通訊和技術偵察專家之一，作為來自上海的“火種”，他與蔡威、王子綱並稱紅四方面軍“情報三傑”，他們三人聯手於1933年2月解開四川軍閥的密碼——“通密”，為紅四方面軍在反“三路圍攻”、“六路圍攻”和配合紅軍長征方面做出了歷史性的重大貢獻。

長征結束後，毛澤東高度評價和讚揚曾希聖與宋侃夫領導的軍委二局：“沒有二局，紅軍長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們就像打着燈籠走夜路。” ^[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