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特生

1874年出生於瑞典的Kinsta。1901年畢業於烏普薩拉大學，取得地質學專業的博士學位，並從此開始了他的學者生涯。他先後兩次參加了南極考察活動，從中結識了後來對其考古生涯有着重要影響的人物，同時在這兩次南極考察中安特生所表現出來的專業素養和組織能力，更使其成為名噪一時的地質學家，在此期間他所主編和編寫的《世界鐵礦資源》和《世界煤礦資源》兩本調查集更是安特生在地質學研究上碩果累累的好例證。安特生曾任萬國地質學會秘書長，1914年受聘任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在中國從事地質調查和古生物化石採集。《中國的鐵礦和鐵礦工業》和《華北馬蘭台地》兩部調查報告也正是在這段時間完成的。直到1916年由於袁世凱的倒台，地質考察的研究因經費短缺而發生停滯，安特生先生也正因此轉而把精力放在了對古生物化石的收集和整理研究上了，然而這確導致了他日後工作性質上的根本轉變。1921年發掘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遺址，發現仰韶文化，揭開中國田野考古工作的序幕。後到甘肅、青海進行考古調查，發現遺址近50處。受材料侷限，提出過中國文化西來説；後自己有所糾正。他對周口店化石地點的調查，促成了後來北京人遺址的發現。歸國後任遠東古物博物館館長。 著有《中國遠古之文化》(An Early Chinese Culture,1923)、《黃土的女兒：中國史前史研究》(Children of the Yellow Earth:Studies in Prehistoric China,1934)等。安特生於1960年逝世，享年86歲。

1914年 的春天，這個春天對瑞典著名地質學家、考古學家安特生教授來説，無疑是一個再美好不過的季節。因為正是在這個春天的某個清晨，安特生懷揣中國政府的聘請書，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身份，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中國探險考察之旅，同時也踏上了他最輝煌的人生之路。

1902年，他在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獲得博士學位，1906年在該校任教，併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當安特生接到中國政府的邀請時，他毅然辭去了在瑞典的一切職務，從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出發，先到印度，再經過千里輾轉，進入新疆，然後沿塔里木河向中國內地前進。

據史料記載，安特生進入塔里木河的時間，是1914年4月的一個上午。那個上午，中國西部的天氣很好，陽光燦爛，春風拂面。安特生乘一葉小舟在淡淡的晨霧和暖融融的陽光中，順着暗藍色的塔里木河緩緩划行，飄然而下。整個航行途中，安特生總是獨坐船頭，從順水漂行的木船上觀賞着兩岸的景色。在盡情欣賞塔里木河兩岸風光的同時，安特生認真閲讀剛剛出版便轟動了整個歐洲的考古鉅著——《絲綢之路》。讀着這本書，安特生心中如塔里木河水一般悠悠盪起的，是對神秘中國的連連感嘆和對自己姍姍來遲的遺憾。

這一年，安特生剛滿40歲，但他在國際上已是一位聲名顯赫而又獨具個性的大學者了。安特生除了鑽研地質學之外，對考古和探險有着極大的熱忱和濃厚的興趣。1901年春，他曾以瑞典南極考察團團長的身份，親自率團奔赴南極。這次南極之行，在安特生的人生履歷中，雖然增添了頗有傳奇色彩的一章，但因事前準備不足，他的團隊到達南極後，無法抵禦惡劣氣候的侵襲，最後只得草草返回瑞典。不僅考察項目不盡如人意，而且研究結果也收效甚微，以至於安特生回國後，在幾天的閉門沉思中，對自己的這次選擇產生了深深的懷疑。

而與安特生同處一個國度、同研究一個領域的地質學家斯文·赫定，卻在安特生率隊奔赴南極的同時，悄悄踏上了遠東的中國大陸。 斯文·赫定前往中國的時間也是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的春天。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過對中國西部的實地考察，解決當時懸而未定的關於羅布泊的地理位置問題。

斯文·赫定的這次羅布泊之行，對中國的古代文化有一個很大的貢獻——在羅布泊

發現的文物

西北一帶，他無意中發現了被人類遺忘了千餘年的樓蘭古城遺址。 顯然，斯文·赫定中國之行的巨大成功，對剛從南極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來説，是一次不小的震動，甚至可以説是一次相當沉重的打擊。雖然安特生學識淵博，經驗豐富，才華驚人而又雄心勃勃，但在探險的方向上卻選擇了寒冷的南極；斯文·赫定儘管學識並不比安特生高明，經驗也未必有安特生豐富，但在探險的方向上選擇的卻是神秘的中國。其結果是天壤雲泥，大相徑庭。安特生並未因此氣餒。雖然他後悔自己選錯了探險的方向，但卻十分自信地認為，如果他當初選擇的是中國而不是南極，一定會比斯文·赫定更加出色。可惜，歷史已經無法改寫。因此，從南極返回瑞典本土的安特生經過一段時間的閉門反思後，很快便將考察熱情和尋找目光轉向了中國。

就在安特生渴望前往中國的日子裏，古老中國封閉了幾百年的大門這時也到了在某些領域需要稍稍打開一點縫隙的時候。事實上，自17世紀以後，歐洲各國許多地質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政治冒險家，以及後來迅速發展起來的田野考古學家，像淘金者一樣紛紛擁進了遠東，尤其是中國大陸。一時間，中國燦爛的古代文化遭到了空前的劫難——敦煌、龍門、雲岡等石窟的壁畫和古代石雕像，以及洛陽的古墓等大批古建築和古遺址都被掘得破爛不堪、慘不忍睹。直到1912年民國成立，迫於民眾的呼聲和政府的抵制，西方各國才不再明目張膽地在中國進行肆無忌憚的搶掠，而是通過各種不同的方式，把他們的科學家派往中國，以得到中國的礦藏資源，特別是煤礦和鐵礦的第一手資料。

由於當時的瑞典被中國認為是“西方几個沒有帝國野心的國家之一”，所以中國北洋政府根據當時地質調查所(隸屬於農商部)負責人丁文江先生的建議，決定聘請瑞典科學家安特生前來中國擔任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並通過有關部門，向安特生本人發去了正式的聘請書。這樣，接到了中國政府聘請書的安特生，才終於以“中國北洋政府農商部礦政司顧問”的正式身份，踏上了夢想多年的遠東之旅。

在1914年(民國三年)5月16日，安特生結束了在中國西部一個多月艱難考察後，順利抵達

安特生拉開了周口店遺址發現、發掘的序幕

北京。第二天，他便躊躇滿志地前往中國農商部赴任。當時的中國，對初來乍到的安特生而言，是那麼神秘而又美好。他的內心被興奮、驚喜、衝動、希望、夢幻和理想等等諸如此類的感覺填充着。尤其是在中國西部一個多月的考察，使他真真切切地領略到了山川大漠的瑰麗壯美與奇風異采，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中國古文明的偉大。正如安特生後來所記述的那樣，“忘記了多少次為這具有悠遠歷史和迷人故事的神奇土地的讚歎喝彩。也難怪斯文·赫定能在中國取得如此輝煌奪目的考古成就”。他雄心勃勃，浮想聯翩，決心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一展宏圖，大幹一番。

安特生受邀成為中國政府農商部礦政顧問的第一年，就發現了一處大型鐵礦。他因此受到了袁世凱的接見，並順利得到中國政府的續聘。隨着1916年中國地質調查所在北京的成立和此後的發展，一系列令人激動的發現接踵而至。當年4月，地質調查所的第一批畢業生結業並參加田野考試。6月，安特生赴山西考察，在古生物研究方面有重大發現。

1917年 安特生繼續為中國政府在河南西部地區做地質考察。一個偶然的機會，他和時在新安縣的瑞典傳教點建立了聯繫，安特生被告知許多含有恐龍和其他所謂“龍骨”的化石地點，遂萌發了為瑞典博物館採集化石的念頭。他給他的朋友拉各雷留斯寫信，希望得到相關資助。拉各雷留斯欣賞安特生的計劃，開始為安特生在中國的化石採集募捐(1916-1926年間，安特生採集的大部分化石，以及他的合作者師丹斯基採集的部分化石，均收藏在烏普薩拉大學進化博物館)。丁文江批准了安特生的化石採集計劃，並提議中瑞雙方平分化石標本，但是研究結果必須在《中國古生物志》(1919年創刊，丁文江主編，後由丁文江、翁文灝共編)上發表，某些送到瑞典研究的化石標本，研究完畢後須送還中國。同時丁文江還提出了把中國學生送到瑞典進修的建議。這是後來制定有關安特生史前考古發掘品協議的重要藍本。

代表中國地質調查所，安特生號召各地傳教機構報告化石地點，並開始大量收集信息。同時，他與相關的研究同行，比如法國古生物學家桑志華、加拿大解剖學家步達生積極保持聯繫。步達生後來幫助安特生做各地人骨的鑑定工作。

1918年 安特生繼續尋找鐵礦，終於在北京附近的河北宣化發現了煙筒山鐵礦。由於靠近現成的交通網絡，採礦可以馬上取得效益，因此安特生受到中國方面的極高讚譽，這也為他在中國尋找所謂“龍骨”的工作提供了許多便利。

在1918年2月的一天，安特生偶然遇見了在北京任教的著名化學家麥格雷戈·吉布。後者向安特生出示了一些包在紅色粘土中的碎骨片，説是剛從周口店附近一個名叫雞骨山的地方採到的，並提及有類似堆積物的石灰岩洞穴在周口店一帶極多。這件事引起了安特生的極大興趣1918年 3月，安特生騎着毛驢，起早趕晚到周口店，並考察了兩天。安特生來到雞骨山的時候，含化石的堆積物的圍巖已經剝落殆盡，變成了一座孤立的古塔似的山體。安特生在此進行了小規模的發掘，找到兩個種的齧齒類和一個種的食肉類動物化石，齧齒類的數量很多。當地老鄉並不認識動物骨骼化石，誤認作雞骨，因此這座小山得名“雞骨山”。能夠在北京附近找到一處“龍骨”產地，對安特生來説，是一件很值得高興的事。但初次發掘的收穫並不大，安特生沒有發現更特別的東西。

1921年 初夏，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來到了中國，當時，他打算與安特生合作3年，在中國從事三趾馬動物羣化石的發掘和研究。師丹斯基到了北京以後，安特生安排他先去周口店發掘雞骨山。這樣，這位奧地利古生物學家的名字也與周口店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關於安特生一行人是怎樣發現周口店龍骨山這一古人類聖地的，他的著作《黃土的兒女》中有這樣一段描述：“正當我們發掘(雞骨山)的時候，一位老鄉走了過來。他打量了我們一下説：‘在這裏呆下去沒有什麼用。離這裏不遠有一個去處，你們可以在那裏採到更大更好的龍骨。’我深知要在中國尋訪龍骨，絕不能輕易放過任何線索。於是我立即向那個人作進一步的瞭解，他所介紹的情況看來很可信。於是我們立刻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頭走去……我們在那裏搜索不大一會兒，就發現一件豬的下頜骨。這是一個好兆頭，説明我們來到了一處比雞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點。當天傍晚，我們滿懷希望地返回住地，好像重大的發現已經向我們招手……次日，陽光普照，我們沿着一條直路，從我們下榻的小廟向那處名叫‘老牛溝’的新地點漫步走去。這個地點總有一天會變成考察人類歷史最神聖的朝聖地之一。”就在這次考察中，安特生注意到堆積物中有一些白色帶刃的脈石英碎片。他認為，憑藉它們那鋒利的刃口，用來切割獸肉是不成問題的。那麼，它們會不會被我們人類的老祖宗用過呢？安特生輕輕地叩着巖牆對師丹斯基説：“我有一種預感，我們祖先的遺骸就躺在這裏。現在的問題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話，你就把這個洞穴一直挖空為止。”

安特生走後，師丹斯基繼續在周口店待了幾個星期才結束工作。這個地點試掘的初步報告於1923年發表。這份報告明確指出在堆積物中含有石英碎片，這一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因為安特生恰恰是根據這一現象推斷我們祖先的遺骸就埋在這裏。雖然發掘並沒有十分激動人心的發現，但安特生對周口店沒有喪失信心。1923年秋，他要求師丹斯基再次去發掘那個新地點。但是，由於可以發掘的部位已經高懸於陡壁之上，搭合適的腳手架不容易，所以，當師丹斯基把能採到的化石儘量採下來之後，就結束了周口店的野外工作。1924年1月起，師丹斯基返回歐洲，在烏普薩拉大學着手研究他從中國運去的化石標本。

1921年 和1923年的試掘，沒有立即達到安特生的預期目的——尋找人類遠古祖先的遺骸，然而，其實他已經與“北京人”近在咫尺了。1921年，他們已經發現了一枚“可疑”的牙齒，可惜師丹斯基認為這顆牙齒是類人猿的，不屬於人類。直到1926年夏天，當安特生在烏普薩拉古生物研究室整理標本時，又從周口店的化石中認出一顆明確的人牙之後，那枚“可疑”的牙齒也隨之得到了確認——那是一枚人牙。1926年10月22日，在瑞典王太子訪華的歡迎大會上，安特生向世界公佈了這一消息。儘管當時還有很多的分歧，但這消息不啻為一枚重磅炸彈，震撼了當時的學術界，因為當時不僅在中國，即便在亞洲大陸上的任何地方，都沒有發現過這樣的古老的人類化石。因此，安特生可以説是“北京人”的發現者，是他拉開了周口店遺址發現、發掘的序幕。

安特生在中國的考古學史上，還有一個赫赫有名的稱號——“仰韶文化之父”。在

他獲准採集化石之初的1918年，安特生就為採集化石來到河南的瑞典傳教點。當時觀音堂附近新安縣的傳教士馬麗亞·佩特松曾幫助安特生尋找河南西部的遺址，其中就包括澠池縣北部的某些地點，安特生在這裏發現了一些化石。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地點距離不久之後即有重大考古發現的仰韶村很近。

1920年 深秋，安特生把助手劉長山派往河南洛陽以西地區考察。12月，劉長山回到北京，帶回數百件石斧、石刀和其他類型的石器。這些石器均購自一個地點——仰韶村。安特生早就注意到日本學者在中國東北等地發現了石斧，他本人也已經發表過一篇有關“新石器時代的中國石斧”的短文，因此，他對劉長山帶回的這些石斧十分重視，他覺得這裏面隱藏着一個重大的秘密。

1921年 4月，安特生再次前往河南，試圖證實劉長山的發現並確認發現地點。4月18日，安特生從澠池縣城徒步來到仰韶村。在村南約1公里的地方，他發現了一些被流水沖刷露出地面的陶片和石器的剖面。然後，安特生一行發現了更多夾雜着灰燼和遺物的地層，其中就有引人注目的彩陶片。回到北京之後，他從地質調查所的圖書館裏借來俄屬土耳其斯坦安諾(亞諾)及同類遺址的發掘報告，引發了兩相比較的興趣。

1921年 初夏，安特生被派往山海關附近考察準備籌建的港口葫蘆島，並估測該地區的煤炭儲量。6月，這項工作即將結束的時候，他又發起了對奉天沙鍋屯一帶的考古調查。最後他們發現了沙鍋屯洞穴遺址，出土了大量可與仰韶遺址的出土物相媲美的陶器。

1921年 9月4日，安特生給他的熱心支持者、當時的王太子古斯塔夫·阿道夫寫了一封非常有意味的私人信件，力勸他訪問中國，並參加中國的考古發掘，以支持從事田野工作的中國地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向輕視田野工作的舊傳統挑戰。王太子在5年之後的1926年終於來到中國，正如安特生所希望的那樣，訪問取得了豐碩的成果。1921年 秋，安特生計劃發掘潛力看起來最大的仰韶遺址。他給農商部部長寫信，報告仰韶的發現(並且建議，鑑於中國沒有保護史前遺址和文物的法律，請允許他購買土地以便保護和發掘該遺址，但這並沒能成為現實)，而且還催促部長通過繼續任命安特生為礦政顧問的安排。安特生的申請獲得批准，同時，在仰韶村的發掘也得到中國地質調查所、河南省政府和澠池縣政府的大力支持。從1921年10月27日到12月1日，安特生和地質學家袁復禮、奧地利古生物學家師丹斯基等一道發掘仰韶遺址，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發現了大量精美的彩陶，而且還在一塊陶片上發現了水稻粒的印痕！

這在中國是一個全新的、了不起的開始，這一發現是革命性的：安特生證明了在今日中國這個地方確有史前史的存在。在中原腹地這塊地方，數千年之前即有類似“蠻夷”的人類生存，但是中國古代文獻卻了無記錄。鮮為人知的史前史的發現，向正統的中國歷史敍述提出了挑戰：這些彩陶是什麼人制作的？中國是何時、在什麼地方又是以什麼方式開始的？答案就埋在地下，而不在古書裏。中國考古學家李濟在回顧中國考古學史時曾經説過，安特生髮現這“前所未知的早期中國文化後，關於它跟傳統的中國文化的關係引起了大量推測”。事實上，安特生不僅給中國考古學帶來了巨大的衝擊，還帶來了比過去廣闊得多的視野。

1923年 6月21日，安特生的考察團到達蘭州市。安特生首先研究了黃河沿岸的地質，他對黃河上用犛牛皮和羊皮製作的皮筏子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以後這些皮筏子成了安特生搬運文物的工具。同年六七月份，安特生一行繼續西行，並在西寧附近的十里堡開始了正式的考古發掘工作。1923年9月，安特生的助手發現了後來赫赫有名的朱家寨遺址，這是仰韶文化時期一處豐富的聚落遺址。

1924年 五六月間，安特生的考察團在辛店遺址開始發掘，同時發現半山地區的遺址，以及齊家坪遺址和寺窪山遺址……沒有安特生，仰韶文化也許至今還是一個深埋地下的謎團。

按照安特生與中國地質調查所的最初協議，1924年12月30日，瑞典“中國委員會”主席

古斯塔夫王太子等人致函中國地質調查所丁文江、翁文灝兩位所長，提出中國和瑞典兩國將安特生在中國的收藏平分，先全部運去瑞典記錄和初步研究，而後將一半退還給中國。1925年2月2日，丁文江、翁文灝徵求上級部門同意後，代表中國地質調查所覆信給瑞典“中國委員會”，同意關於平分安特生收藏的辦法，並要求有關研究資料只發表在中國地質調查所的出版系列中。這封公函即代表中國官方對相應協議的批准。雖然只是“平分”，但與此前西方列強對中國強盜式的考古發掘相比較，這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進步”。1925年12月，安特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收到了寄自中國的文物，並將其存放在原俄斯特馬爾母監獄。1926年2月24日，瑞典國會決定成立“東方博物館”收藏安特生運回國的文物，而後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為第一任館長。1926-1928年，安特生致力於東方博物館的籌建以及文物退還的準備工作。文物退還共分7次，1927年開始有一次，1928年一次，1930年兩次，1931年一次，1932年一次，1936年最後一次送至南京。令人感慨的是，這些被退還的珍貴文物，後來都丟失了，成為中國考古史上的一大懸案。

安特生，中國近代考古學史上的一個永遠不會消失的名字。1914年，他是作為中國政府的礦政司顧問應邀來到中國的，但是當時的中國政府不知道怎樣利用這樣一個地質學家，是丁文江發現了安特生，並給予了他施展抱負的機會，使他先是在地質學上，繼而在史前考古學的發現和研究上開闢出一片新天地。

1921-1949年，周口店遺址的發現，仰韶文化的發現，均是中國史前史上極為重大的發現。安特生的貢獻使得中國的傳統史學家意識到考古是瞭解中國古史的必由之路，尤其是田野考古。“偉大的發現，了不起的學者”——對安特生的崇高讚譽，正是同這一切聯繫在一起的。“文化大革命”以後，安特生“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幫兇”的身份逐漸被“撥亂反正”了。在1985年召開的發現仰韶文化65週年紀念大會上，安特生的學術貢獻重新得到高度評價。此後，很多展覽中，外國人的名字開始被提及，周口店遺址博物館的發掘歷史中就明確了安特生最初來到周口店試發掘的經歷並肯定其意義。從此，安特生又恢復了學者的身份。

1927年，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獲得“儒蓮獎”。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