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征夫

安征夫，原名安文弗，曾用名安問卜，1914年出身於四川省蒼溪縣一個進步的地主知識分子家庭。其大哥是早年留學日本的孫中山追隨者，在川北推行新學的革命教育家，蒼溪縣中學的創校校長。青少年時期，在其大哥安文萃影響下，參加蒼溪中學革命活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安征夫在蒼溪中學與大哥安文萃一起宣傳抗日救亡。1933年安征夫考入四川大學，讀書期間，組織開展抗日救亡學生運動並負責編印、宣傳抗日報紙。1934年7月回老家蒼溪縣，改名安問卜，並參加了紅四方面軍，隨軍北上，曾任川陝省委宣傳部宣傳幹事，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宣傳幹事，紅軍大學教員。1936年10月三大主力會寧勝利會師後，任紅軍大學慶陽步兵學校教員、文化主任。

1937年8月，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慶陽步兵學校改編為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韋國清任校長，張平凱任政治委員，安征夫任主任教員，後又任學生隊隊長、直屬隊政治處主任、宜傳股長，跟隨八路軍總部到達山西前線。

1938年總部隨營學校由山西前線調回延安時，安征夫、歐陽平、張正光三位年輕幹部，受到毛澤東同志的親切接見。當毛澤東知道他的名字時，好奇地問為什麼要叫“安問卜”，他向毛主席講述了他在紅四方面軍中，親身經歷了迫害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慘狀，當時為了隱瞞自己是地主出身，而謊言自己家庭從小貧寒，父母無錢看病，取了一個很封建很迷信的名字，即一生病就去占卜，求神保佑安康，並隱瞞自己高中文化，説成高小文化。毛主席説：“迫害青年知識分子，一去不復返了，你這個名字現可改過來了。”他就請主席幫他改個名字，主席説：“你三過草地，內，有迫害，外，國民黨反動派要圍追堵截，你真是一個從長征中好不容易才走過來的大丈夫啊，就取名‘征夫’吧。”此後他就使用毛主席為他改的名字一安征夫。

1938年8月後，安征夫擔任抗大六大隊政治處宣傳股長，同年12月新組建抗大一分校，他調任抗大一分校政治部宣傳科長，再次開赴抗日前線晉東南。1939年11月遵照中共中央指示，抗大一分校開赴山東辦學，次年1月到達山東。1941年安征夫擔任抗大一分校第二團政治委員兼黨委書記，在沂蒙山區參加了大青山突圍戰鬥。1942年，抗大一分校東征到抗戰最前沿陣地一山東濱海地區，先後參加了三次甲子山反頑戰鬥。

安征夫在八路軍隨營學校任宣傳股長時，曾創辦校刊《鍛鍊報》，1938年隨營學校調回延安，改編為抗大六大隊，又改名為《火炬》繼續辦刊，一分校到達山東後，為了將學校辦成山東抗戰的一面戰旗，又改名《戰旗報》。

他還親手組織創辦了抗大一分校文工團，演出《沂蒙山小調》、《你是燈塔》、《濱海進行曲》等，從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到抗大一分校，安征夫都是大家公認的才子。

1943年初，安征夫調任山東濱海軍區宣傳部部長，1945年1月又任濱海第一軍分區政治部主任。

當時整個山東的作戰攻勢，以膠濟路東段兩側為重點，第一（濱北）軍分區正處在膠濟路東段，面臨着日、偽軍佔據的青島、膠縣、高密、諸城等重要據點。安征夫加強在駐地、行軍、戰地時靈活多變的抗戰思想政治宣傳鼓動工作，同時還加強對日、偽軍的政治攻勢，山東那時以“紅黑點”和記“善惡錄”的辦法爭取偽軍，這是安征夫在濱海軍區宣傳部最先搞起來的。安征夫經常化裝帶隊深入偽軍中，做“身在曹營心在漢”的政治攻心攻勢。在開展反日本奴化教育中，他與山東日本反戰同盟日本八路金野博成為親密戰友，在濱海軍區開展對日、偽軍各種方式和類型的反戰宣傳工作，開展抗日統戰工作，進行爭取偽軍起義反正的政治攻勢，爭取了偽軍莫正民起義，又爭取了諸城偽保安大隊長張希賢率1300餘人反正。他還參與指揮過諸日莒膠地區討偽戰役、贛榆戰役，以及濱海反“掃蕩”戰役、臨沂戰役等。

1945年5月1日，日軍突然增兵山東，用3萬人的兵力以魯中、濱海地區為重點，舉行全面性“掃蕩”。安征夫帶病同梁興初司令員、劉西元政治委員一道，率第一軍分區阻擊從膠濟鐵路而來的日、偽軍。經過20余天奮戰，5月下旬，勝利地結束了反“掃蕩”，同兄弟部隊一起共消滅敵人5000餘人，攻克了3140多個據點。

1945年6月底至8月中旬，他帶領部隊又經過兩個月的艱苦作戰，進攻敵佔區中小城市和交通要塞，攻克了膠濟路上的重要兵站一膠（今膠州市）縣，切斷了膠濟路東段，直逼青島。

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但駐守諸城的日、偽軍拒絕給八路軍繳械，9月5日，諸城日軍撤往高密，諸城由偽軍張步雲率其軍部和三個師駐守，兵力薄弱。濱海軍區第一師與第一軍分區部隊抓住戰機，於日軍撤退的當日晚，向張步雲部發起攻擊，經連續突擊，攻克敵據點。此刻安征夫重病在身，但他堅持要去前線參戰，在激烈的戰鬥中，安征夫在戰場上不幸犧牲。 ^[1]  另一種説法稱安征夫不幸於1945年10月在參加解放諸城戰役勝利後，因積勞成疾，突患肺炎而逝。 ^[2] 

1939年，安征夫跟隨抗大一分校開赴山東沂蒙山區和濱海地區抗擊日寇，1941年擔任抗大一分校二團政委，率部一直挺進到濱海抗日根據地，擔任濱海軍分區政治部主任。嚴剛方正、崖岸高峻的安征夫，是文武兼備的大才子。他親手主編的抗大一分校機關報《戰旗報》，至今仍珍藏在國防大學的校史館。他是戰士口中的“五好”美男子：抗戰文章寫得好，抗戰校語寫得好，抗戰會議主持好，抗戰宣傳鼓動好，抗戰演講口才好。

藝術造詣深厚的他還親手組織和創辦了抗大文工團，一手拿槍一手彈琴的這個文工團可了不起，先後創作出《沂蒙山小調》、《你是燈塔》等曠世名曲，唱紅了全國的戰區，鼓舞了軍民的鬥志。

智能雙全的安征夫不但把日軍俘虜金野博教育感化成日本八路，他還建立了山東日本反戰同盟，對日偽軍展開反戰宣傳， 1943年4月，深諳日本國情的安征夫，在山裏採摘了很多櫻花，連帶慰問品，以“解放同盟”的名義送到敵人據點，更妙的是，他還親手改寫了一首日本人非常熟悉的唐詩《清明》送給日軍——

清明時節雨紛紛，堡內軍人慾斷魂。

借問歸途何處有，解甲歸田櫻花村。 ^[3] 

（1987年5月5日）節選

1940年秋季，我奉命調回政治部任秘書兼校黨委秘書。由於負責部務會議和黨委會議的具體事務、聯繫機關各科和協助處理內外事務，所以又與安征夫同志經常接觸。那時經常召開部務會議，或黨委會議或兩個會同時召開，以實現集體領導。記得大家包括安徵天同志，除了有特殊任務外出，沒有一人一次缺席。安徵天同志是部務會議和黨委會議積極的成員之一，他發言較多，遇到問題每有獨到的創見，並常為集體所採納。

在召集包括各團負責幹部的擴大會議上，例如學習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關於加強幹部學習的決定》和《關於加強調查研究的決定》，安征夫同志以四川人、革命者特有的樂觀、詼諧氣質，在正式開會前後，常常和同志們打趣、開玩笑。在那時生活極為艱苦的條件下，平時科長們與大家吃一樣的高粱米飯，帶殼的高粱糝子煎餅，煮地瓜幹（紅薯幹）。但到開部務會議時，常常有人提議拿出剛發的兩元零用錢、有限的老幹部保健金或殘廢金，集中起來請管理員到集上去買一點肉打打牙祭。安徵天同志既是積極的倡議者，也是積極襄助者，等到散會後吃了一頓，大家就有説有笑，高高興興地散會。這也是在艱苦環境中的一種樂趣，至今耐人回味。

1941年冬季，在敵人五萬人“鐵壁合圍”大掃蕩尾聲中，狡詐的敵人遠距離埋伏，突然夜間奔襲，拂曉在大青山一戰，抗大和山東各軍政首腦機關犧牲、損失嚴重，當天劉浩天、安征夫、黃明清同志，還有沙虹和我，緊跟在校長（也是司令員）周純全同志左右，順利突圍，得免於犧牲。由於二團政委劉惠東同志在這次戰鬥中犧牲，組織上派安徵天同志臨危受命，擔任團政委。他在臨上任前，曾與劉浩天同志長談，我亦在座。我記得他們當時談得最多的是分析敵、我、地方和羣眾的情況，如何鼓舞士氣，如何保證任務完成。當時我們的武器裝備比較差。我記得他們曾談到，紅軍時代有的地方部隊只有幾根梭標，也要抗擊武裝到牙齒的敵人，現在武器雖差，也比那時好些，只要有人在，就要戰鬥，要堅決貫徹在戰鬥中學習、在學習中戰鬥的號召。在當時極端困難的條件下，我看到他們二人作為領導者的堅強毅力，溢於言表。這便是我軍不可被戰勝而必然要戰勝任何敵人的根本條件之一。便是這次，我目送着安征夫同志騎馬帶了一名警衞員到二團上任去了。

當時可以想象，他到二團一定會有步驟地分別開展一系列活動，來鼓舞士氣，迎接新的學習和戰鬥任務。便是在這一次，我目送着我軍、我校一位優秀的政治工作者、傑出的宣傳鼓動家安征夫同志的背影。和他分別了。我未能料到，就在這年即1942年春天，我因奉調到山東分局組織部工作，接着又到冀魯邊區工作：以後聽説他於1943年調到濱海軍區及其第一軍分區政治部任主任，不幸於1945年10月在參加解放諸城戰役勝利後，因積勞成疾，突患肺炎而逝。從此便再也見不到安征夫同志了。這次的分別竟成了永訣，至今使我感到無限遺憾、惋惜和悲痛。 ^[2] 

（一九九三年六月十六日）

蒼溪出馬事長征，陝北山西幸識君。

炮火連天鑽敵陣，烽煙遍地入槍林。

救民當畏投湯鏡，衞國何辭獻寶身。

一代英才傷早進，齊川遙望淚紛紛。

安征夫同志四川蒼溪人，三十年代初在成都求學即參加革命，後參加紅四方面軍長征。由紅軍大學調至總部隨營學校，隨我軍三原普師抗日，轉戰山西、山東。他在抗大工作多年，主持宣傳工作，思想敏鋭，才華橫溢，為紅軍中難得的知識分子人才。借于山東濱海一次戰鬥之後，染病缺藥不治，剛到而立之年，不幸早逝，現已五十年了。夫人張俠同志和他的故鄉索句，寄此敬輓。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