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幸生

1918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天津直隸省立第一中學（現天津市第三中學）。他關心時事，為人正直，並常與高年級同學於方舟探求救國濟民道理，初步樹立起為“振興中華”而奮鬥的信念。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的消息傳到天津，安幸生、於方舟等青年熱血沸騰，羣起響應。在鬥爭中，安幸生開始顯露出卓越的組織和領導才能。此後，他與於方舟、韓致祥（麟符）、李小五、王隸華、王同華等人繼周恩來組織“覺悟社”之後，又於1919年10月組織成立了“新生社”。在李大釗的直接指導下，他們認真研究介紹馬克思主義的著作，後來將“新生社”改組為“馬克思主義研究會”，1921年改為社會主義青年團，安幸生任委員。他們的革命活動引起了天津反動當局的恐慌，查封了《新生》雜誌，安幸生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備受非人折磨，但始終堅貞不屈。後來經過他父親、姐夫和於方舟的多方營救獲釋。安幸生出獄後，被學校除名，被迫回到老家上河頭。1921年冬，安幸生根據當地羣眾要求，領導了反對當局無理收取“燒炭税”和“割頭税”的鬥爭，迫使當局取消了税款。鬥爭的勝利，使當地羣眾對安幸生更加信任和愛戴。1922年春，安幸生當選為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天津支部主任；同年秋，由羅章龍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3年6月，安幸生又參加了重建天津黨組織的活動。7月，中共天津地方執行委員會成立，安幸生任執委，負責海員與碼頭工人運動。在中共天津地委領導下，安幸生參與組織領導天津各界羣眾在“五一”、“五四”、“五七”連續舉行的聲勢浩大示威遊行活動。 ^[1] 

1924年8月初，安幸生響應北京反對帝國主義大聯盟的號召，聯絡天津26個團體，成立了“天津反對帝國主義聯盟”，並任委員長。隨後，發表了《反帝聯盟宣言》，表示要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中共天津地委成立後，把主要工作放在工人運動方面。安幸生、李培良等通過舉辦平民識字班，發動羣眾，聯繫羣眾，幫助各工廠、碼頭建立基層工會。1925年5月30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安幸生立即組織天津反帝大聯盟召開緊急會議，發表宣言聲討帝國主義的罪行。6月1日，天津各界召開反帝示威遊行大會，安幸生首先報告了上海慘案的詳細經過，激起羣眾無比憤慨，講話不斷被口號聲打斷。6月5日，天津學界萬餘人罷課集會遊行，聲援滬案。安幸生代表全市學生在大會上宣讀誓詞：誓死與英日斷絕經濟關係，打倒帝國主義，聯合弱小民族，實行民族自治。為使反帝愛國鬥爭深入開展，安幸生與中共天津地委領導人於方舟、鄧穎超、江浩分頭聯絡，於6月10日成立了代表全市80萬民眾的天津各界聯合會，參與起草了聯合會的章程、宣言和通電，並當選為聯合會交際員、講演員和監察員。 ^[1] 

1925年7月18日，在安幸生組織下，“中華海員工業聯合會天津支部”在法租界長春大旅社成立，安幸生被選為書記。在他的領導下，先期從香港到達天津的全體海員宣佈罷工並發表聲明，決心“與強暴的英國人反抗，非達最後目的誓不上工”。隨後陸續到達天津的“順天”、“朝陽”等輪500餘名海員也加入了罷工行列。日商大連、大孤和英商怡和、太古4個碼頭的2000餘工人也舉行了同盟罷工，給英、日帝國主義以沉重打擊。為統一領導天津工人階級的反帝鬥爭，8月4日，中共天津地委組織紡織、印刷、油漆、地毯、鐵路、製鞋等20餘個工會成立了天津總工會，安幸生任委員長。從此，形成了天津工人階級反帝鬥爭的堅強核心。8月9日，中共天津地委和天津總工會發動寶成、裕大、北洋、裕元紗廠2萬餘名工人為反對寶成資方苛罰女工餘阿英案舉行同盟罷工，軍警與寶成紗廠工人發生衝突。中共天津地委認真分析了形勢，決定將罷工主要場所轉到日人操縱的裕大。當晚，安幸生、呂職人等各界代表趕到寶成紗廠，打破僵局，同廠方達成復工協議。8月11日下午5時，裕大紗廠數千名罷工工人遭到奉系軍閥李景林的殘酷鎮壓，拘押了安幸生等各界聯合會代表19人和400餘名罷工工人，查封了天津總工會等羣眾團體駐所。各界代表先被關在督察處，後轉入第三監獄關押。在獄中，安幸生和其他共產黨員李希逸、辜瑾田、姬兆生、呂職人組成黨支部，與獄外黨組織取得聯繫，開展獄中鬥爭。中秋節這天，他們買通看守，大家集中在一起，借過節之機舉行聯歡，談理想、鼓鬥志，把敵人的監獄變成了自己的“俱樂部”。直到12月25日，國民軍佔領天津時安幸生等人才出獄，中共天津地委為表彰他們的革命精神，贈予每人“革命先鋒”紀念章一枚。 ^[1] 

1926年元旦，天津各界團體在南開操場集會歡迎國民軍，安幸生到會講演，表示要與國民軍一道為打倒一切軍閥而奮鬥。在國民軍駐津期間，安幸生參與組織和領導了7次大規模的集會和紀念活動。1月21日，他們趁紀念列寧逝世兩週年，組織天津總工會散發傳單，號召被壓迫人們遵照列寧主義，為中華民族解放而努力，為無產階級革命而奮鬥。2月4日，天津國民“討張（作霖）排日會”成立，安幸生當選為常委。2月27日，安幸生、於方舟、李井泉等受中共天津地委指派，在小劉莊裕元紗廠（今棉紡二廠）附近廣場召開了2000餘名青年工人蔘加的大會，總結罷工鬥爭的經驗教訓。3月1日，在天津各界反英討吳（佩孚）大會上，安幸生當選為委員。3月12日，日艦炮擊大沽口，18日發生三一八慘案。天津各界聯合會隨即於3月20日在南開操場召開萬人大會，安幸生被選為主席團成員。大會提出“抵制英日貨”等13條議案，抗議日本帝國主義的武裝侵略和段祺瑞政府的暴行。3月21日，在全市“廢約驅段”大會上，安幸生被推舉為代表，向直隸督辦孫嶽和駐津總司令鹿鍾麟請願。不料，第二天奉系軍閥捲土重來，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整個天津城處於白色恐怖中。據此，中共天津地委決定停止公開活動轉入地下，疏散暴露的黨、團員，安幸生遂奉命於1926年夏調往上海等地工作。蔣介石發動反革命政變後，奉系軍閥張作霖查抄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殺害李大釗等革命領導人，中共北方區委遭受嚴重破壞。同年5月，安幸生參加中共五大後回到天津，不久被黨組織調往北京，同蔡和森、王荷波一道從事恢復北方區委和北京市委的工作。經過3個月的艱苦努力，8月1日，北方黨組織的領導機構中共順直省委正式成立。9月22日，根據黨的八七會議精神，順直省委改組，安幸生擔任省委組織部長兼北京市委組織部長。不久，黨組織決定，待籌建北方局工作完成後，送他到蘇聯學習。但是順直省委9月改組後，八七會議後出現的“左”傾已影響到北方局。10月10日，中共北京市委根據北方局和順直省委關於發動工農暴動的指示，發動全市黨、團員公開走向街頭搞“廣告暴動”，一夜間，傳單、標語遍佈全城。這一行動暴露了黨的組織，中共北方局、順直省委和北京市委機關遭到破壞。在敵人大肆搜捕的時刻，安幸生不顧個人安危，一面銷燬黨內文件，一面通知大家轉移。10月21日，安幸生按約定時間趕到宣武門參政院舊址，向大家傳達黨的決定。當決定傳達完，部分人員剛剛撤離時，京師警察趕到，安幸生等人不幸被捕。在獄中，安幸生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和嚴刑拷打，大義凜然，無所畏懼。當他得知中共北京市委書記李渤海叛變，向敵人告密了他的身份以後，便公開承認自己是中國共產黨黨員，並説：“我信仰共產主義，是在孫中山先生聯共的政策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別的無可奉告。”敵人黔驢技窮，惱羞成怒，於11月11日 ^[3]  ，殺害了安幸生等18位共產黨人。安幸生犧牲時年僅25歲。 ^[1]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隆重舉行了王荷波、安幸生等十八烈士忠骨安葬儀式 ^[4]  ，周恩來總理親臨主祭。1986年9月14日，安幸生的母校（現天津市第三中學）在校慶85週年之際，隆重舉行了安幸生塑像揭幕儀式，鄧穎超親筆題寫了安幸生烈士紀念碑碑文。 ^[1] 

安幸生烈士故居是天津農村第一個黨支部的誕生地，位於天津市北辰區雙口鎮中河頭村，被列為天津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2007年北辰區投資50萬元對佔地1016平方米的故居進行重新修繕，精心設計製作50多塊圖文並茂的展牌，展示烈士光輝的一生，並在故居建立了北辰區黨史展館，突出故居的教育意義。故居重新開放以來，北辰區委黨校、雙口鎮黨團組織、區鎮中小學校等多個單位，在故居開展了“祭祀烈士英靈，重温入黨誓詞”，“緬懷先烈、點亮青春、幹事創業”，“憶英烈、愛祖國、迎奧運、講文明”誓師會等活動。 ^[2] 

1925年12月25日，中共天津地委為表彰他們的革命精神，贈予“革命先鋒”紀念章一枚。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