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子文

米脂高等小學畢業後考入綏德省立第四師範學校，開始接受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加入革命團體共進社。1924年冬畢業後到保定育德中學讀高中。1925年五卅運動中因散發傳單被校方勒令退學，後到北京。同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後考入京兆高級中學讀書。1926年參加李大釗等領導的三一八遊行示威，被段祺瑞執政府衞隊開槍打傷，並被校方開除 ^[2]  。後到共青團北京地委從事交通聯絡工作。1926年9月，統治北京的奉系軍閥張作霖派軍警查封“共進社”，住進“共進社”機關的陝西籍學生被捕。安子文也被抓了起來，後因無證據取保釋放。組織上考慮安子文身份已被注意，於是派遣他前往西安工作。 ^[2] 

1927年1月，安子文在民國日報社擔任發行工作，後在馮玉祥部隊第三路軍第十九師任政治部副處長。安子文經常向師長吉鴻昌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用革命思想啓迪吉鴻昌和官兵的思想。大革命失敗時，當吉鴻昌聽説有人要抓安子文時，立即送信要他快走，並贈送銀洋二百元。安子文離開後仍未走脱，吉鴻昌從中説情仍留在政治部工作。不久，安子文再次被扣押，獲釋後離開馮玉祥部隊。 出獄後，安子文於1927年12月成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2]  ，擔任中共河南省委交通科科長。1928年3月由於叛徒告密，他被國民黨當局逮捕，由於包括叛徒在內的都不認識他，所以被判刑11個月。他在開封第一監獄內從事秘密鬥爭，照料重傷的省委領導人，擔負起“交通”任務 ^[2]  。1929年秋出獄赴上海，擔任黨中央的交通（員），往返於上海和武漢、宜昌、沙市之間，傳遞文件、黨內指示和重要通知，護送黨的重要幹部到新的工作崗位。1930年調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交通科科長。他根據自己跑交通的經驗，制定了交通工作的原則，提出了對付敵人的策略和方法，避免了不必要的犧牲。1930年10月北方局書記決定由安子文負責懲處叛變投遞的原天津河北區區委負責人李純。 ^[2]  1931年1月任中共河北省委秘書長。不久奉調到上海中央特科工作。3月，安子文在天津法租界再次被捕，後轉押於北平草嵐子監獄，受到敵人嚴刑拷打，堅不吐實。他與陳原道、孔祥楨、殷鑑、薄一波、趙鎛等一起建立獄中黨支部，擔任獄中黨支部委員，參與組織獄中鬥爭，對付敵人的“感化”、“誘降”等手段。1936年春，以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鑑於一二·九運動後華北地區缺乏幹部，向中央請示準備讓在草嵐子監獄中的重要幹部履行敵人規定的手續營救出獄。黨中央書記處經過討論，批准了北方局的請示報告。同年秋，安子文等同志出獄 ^[2]  ，後擔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部長兼管北平學委工作。發動組織和鼓勵青年學生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發展黨的地下組織。

全國抗戰爆發後，離開北平輾轉到達太原，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組織部工作。11月到達晉東南，任中共太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參與創建太嶽抗日根據地。1938年1月至8月任中共冀豫晉省委委員兼統戰部部長。2月至7月任中共冀豫晉省委駐沁縣辦事處主任。7月任中共冀豫晉省太嶽特委書記。同年8月至1940年1月任中共晉冀豫區委委員兼統戰部部長。1939年4月任中共晉冀豫區太嶽地委書記。1940年1月至1943年1月任中共太嶽區委書記。他參與領導了太嶽抗日民主根據地建設和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

面對日軍的殘酷“掃蕩”，安子文不斷總結反“掃蕩”鬥爭經驗，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日軍各種形式的掃蕩手段。1942年10月起，他和薄一波、陳賡等一起直接領導和指揮了沁源圍困戰。 ^[2]  1943年春奉調離開太嶽區赴延安。同年7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二部副主任，協助張鼎丞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延安整風期間，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整風運動的正確方針，抵制搶救運動的錯誤。1945年4月至6月作為晉冀魯豫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共七大。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5年8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10月起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兼幹部處處長，主持中央組織部的日常工作。1947年3月，國民黨進犯延安，黨中央和毛澤東留在陝北，同時成立了以劉少奇為書記的中央工作委員會。安子文擔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員會秘書長，隨同劉少奇和朱德等中央工委領導人，從陝北到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參與籌備召開全國土地會議。1949年3月列席中共七屆二中全會。9月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安子文任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中央人民政府人事部部長，主管黨中央和政務院的幹部管理。他對幹部情況十分熟悉，真可謂是一部“幹部活檔案”。安子文堅決反對高崗、饒漱石的分裂活動。1956年9月中共八大後至1966年8月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在組織工作上，安子文堅持貫徹黨的任人唯賢的幹部路線，把能不能堅持實事求是作為檢驗幹部的重要標誌。他對幹部十分愛護，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努力培養和選拔中青年幹部，重視幹部的理論學習。 ^[2] 

“文化大革命”中，因“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安子文遭受迫害，1968年1月被捕入獄，送入秦城監獄，備受摧殘虐待，從未説過違心話， ^[2]  1975年5月被下放到安徽省淮南市；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平反。

1979年1月被任命為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黨委副書記；2月被任命為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副主任，5月被補選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6月被任命為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9月在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上增補為中央委員、第五屆全國人大代表；安子文還是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二、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1980年6月25日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

安子文弟弟是安志文，子安民，女安黎（胡德平前妻）。

從1945年到1966年，安子文在中央組織部先後擔任副部長和部長。我們有幸在不同時期與他一起工作，他那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一往無前的革命精神，寬廣的革命胸懷，高尚的道德品質，給我們留下無盡的記憶和懷念。

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以後不久，中央組織部隨同中央由河北省建屏縣南莊遷至北平。在機關搬遷之前，當時主持中組部日常工作的安子文對派往北平籌建住址的人説：“派你們先頭進北平籌備機關住處，你們一定要按二中全會的精神辦事，不能鋪張。有人提出要住飯店，那怎麼行？我們在延安就有不少外國友人來，進了北平，更會有許多外國朋友來，那些大飯店，要留給中央招待外賓用。我們可以住老房子，能住下就行。中直機關單位很多，我們要照顧大局。”

當時市軍管會供給部指定中央組織部選用的房子有三處：一處是西四附近的一所私立學校，當時為一個臨時大學所佔用；另一處是槐裏衚衕一號，當時是東北臨時中學學生宿舍；再一處是靈境衚衕與槐裏衚衕一號隔院相鄰的一座三層小洋樓，是個空樓。當籌建機關住址的人向安子文匯報時，安子文明確表示，學校我們還要辦，不能佔用，槐裏衚衕這個地方好。當彙報的人談到槐裏衚衕一號的房子已經破敗不堪，又髒又亂時，安子文笑了笑説：“這沒有啥！房子髒亂，我們可以徹底打掃；毀壞之處，可以修理；樹木花草，可以重新種植。就這樣定吧！我們服從分配。”

1963年上半年，中央組織部副部長趙漢到某省調查，發現在幹部隊伍方面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領導幹部年齡較大，本地幹部所佔比例很少。這反映了對新中國成立後成長起來的幹部培養不夠，需要培養新生力量的問題。安子文認為這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他進一步組織幹部對地委以上各級領導成員的情況進行深入調查，並向中央上報了培養和提拔新生力量的專題報告。報告提出：“新陳代謝是自然規律，如果不及早培養新的，將來就有後繼無人的危險。”毛主席閲後批交中央書記處研究。中央書記處討論了這個文件，要求中央組織部提出具體執行的辦法和意見。為此，安子文又兩次主持召開會議，研究大力培養提拔年輕幹部的要求和措施。會上，安子文提出，為了大膽地、積極地、破格地提拔優秀年輕幹部，就必須用革命精神打破保守思想和習慣勢力。“在這個問題上，要選擇幾個標兵，做個榜樣，説服那些想不通的同志。”

安子文首先從中央組織部做起，按照中央提出的選拔40歲左右的幹部參加省一級和中央部一級領導工作的要求，選拔了兩名年輕幹部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還破格選拔了兩名更年輕的人擔任廳、局級領導職務，對推動這項工作帶了個好頭。中組部還從地、市班子中物色了一批年輕優秀的人選拔到省、市委擔任領導工作。隨後，安子文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培養革命接班人是黨的一項戰略任務》的文章，進一步闡明瞭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意義和革命接班人必須具備的條件，就做好培養和造就革命接班人的工作提出了具體措施。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安子文提出，希望在於中年人、青年人。每一個人都要以高度的責任心，為黨認真物色和負責任地推薦確實優秀的年輕幹部。看到年富力強的好乾部把擔子挑起來了，就是看到了黨的事業在前進、在發展，也就等於親眼看到了四個現代化的實現。

安子文經常對組織部、人事部的幹部説，熟悉瞭解幹部是全部幹部工作的基礎，這個問題如果解決得不好，幹部工作也就不可能真正做好。他説，瞭解幹部不能只從鑑定表上去了解，也不能只從檔案材料去了解。瞭解幹部的正確方法是要從檢查其工作上看，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結合起來去了解，並且要對幹部各個方面進行分析研究。

安子文自己正是這樣做的。他經常通過各種途徑，利用各種機會廣泛地接觸幹部。他曾在中組部部務會上號召大家主動上門去找幹部談心談話，不要老坐在辦公室裏等着人家來找。在調配幹部中，他充分考慮各方面關係，各個幹部的特點。一次，中央組織部準備派人到南方一所大學擔任黨委書記兼校長，當安子文親自登門徵求意見時，這位老同志表示願意服從組織調動。後來，安子文從側面瞭解到這位患有一種慢性病，不宜到南方工作，於是就取消了原議。事後他還告誡主管調配幹部工作的説：“調派幹部是一項很細緻的工作，對幹部本身來講，是應該要求他堅決服從組織決定的，但組織部門也要儘量考慮幹部的實際情況，照顧幹部的實際困難，只有這樣，才能使幹部感受到組織的關懷和温暖。”正是因為這樣，安子文熟悉瞭解很多幹部。有一次，周總理要求安子文推薦一個幹部擔任一項重要職務，安子文一口氣説出了二十幾個幹部的名字，並作了簡要介紹。當週總理考慮確定了其中一個人後，安子文又進一步提供了這個人的情況。對安子文能夠如此熟悉為數眾多的幹部情況，毛主席、周總理和劉少奇都非常讚賞。

1967年，康生為了陷害劉少奇，派人找安子文説：“現在有件頭功等着你，只要你能證明劉少奇是叛徒，馬上就可以去釣魚台同中央首長談話，車子就等在門口。”安子文義正辭嚴地回答：“我在中央組織部工作了21年，從來沒有聽任何人説過，也沒有從任何材料中看到過劉少奇有叛變行為。”他還説：“釣魚台我去過，紅旗車我坐過，現在我不想去釣魚台，也不想見康生。”

1968年1月，安子文被投進秦城監獄後，康生又派人找他説道：“頭功已經有人立了，你若能補充證明劉少奇是叛徒，立二功也有很大好處。這裏是什麼地方，你也清楚，這裏既然能進來，也能出去。你難道不想和你老婆孩子團聚嗎？”安子文冷冷地説：“我不僅想和親人團聚，更想為黨工作，可是不知道的事情不能瞎説。”來人説：“你不知道，我可以告訴你。”安子文説：“你既然知道了，就自己去寫吧。”

九大召開前夕，康生第三次派人找安子文説：“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九大快開幕了。你若能證明劉少奇是叛徒，決不會虧待你。當然，繼續當中央組織部部長是不可能了，但是做箇中央委員還是可以的。”安子文説：“我的確不瞭解劉少奇有叛變問題。如果瞭解，我在中組部時早就報告給黨中央和毛主席了。”來人還讓安子文考慮，並説：“這是最後的機會。”安子文斬釘截鐵地回答：“不用考慮了，我不知道。”三次誘供失敗後，康生惱羞成怒，對安子文施以嚴刑。對此，安子文橫眉冷對，從容地説：“軍閥和國民黨的刑具我見過，敵人的監獄我坐過四次，不戴手銬腳鐐我是這樣講，戴手銬腳鐐我還是這樣講。”結果門牙被打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