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塔赫舒節日

安塔赫舒節日不僅是赫梯人所舉辦的宗教性活動，還是以赫梯國王和王后為代表的統治階層實行國家行政管理和穩定社會秩序的手段之一，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體現了赫梯王國的政治文化。在不同時期的安塔赫舒節日文本中，國王和王后雙方角色和作用存在着變換，其本質就是赫梯王權政治中的“帝后之爭”，然而節日活動中這種“帝后之爭”的趨勢似乎又存在着相互矛盾之處。通過對赫梯王國曆史上不同時期王權政治變遷的梳理，這種表面上相互衝突的趨勢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安塔赫舒節日中的“帝后之爭”恰恰也真實地反映了赫梯國王和王后之間的關係。 ^[1] 

赫梯王國(公元前1650-公元前1180年左右)位於安納托利亞半島(今土耳其共和國境內)，常被劃分為三個歷史時期：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亦稱帝國)①。赫梯王國的主要締造者是印歐赫梯人他們作為外來者，積極地學習和借鑑了安納托利亞半島本土以及兩河流域等地區的文明成果，與哈梯人、魯維人等民族一起共同創造了輝煌的赫梯文明②。因此，赫梯王國在文化上呈現出本土與外來文化相結合的多元文化特徵。

節日慶典是赫梯多元文化的重要體現之一，數量眾多的赫梯節日③不僅是赫梯人社會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還與赫梯王國的政治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聯繫，因為其節日中的一些活動直接就是圍繞着以國王和王后為代表的赫梯統治階層而展開。雖然赫梯節日活動的目的是為了“取悦神靈”④，但其背後所藴含的政治目的依然有跡可循。例如有學者就認為：“赫梯王國所支持的宗教節日都是為了表達節日參與者對國王的忠誠；對國王而言，這些宗教節日也是其為了實現達到宗教認同和統一的目的。”⑤

國際學術界對赫梯節日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節日泥板文獻的整理⑥以及探討節日宗教性和活動過程⑦等問題上。但近年來，赫梯節日研究呈現出以政治管理為研究視角的新趨勢⑧，中國也有學者曾撰文分析了基拉姆節日政治儀式功能及其在國家統治中發揮的作用⑨。因此，從政治統治和政府管理的角度來審視赫梯宗教節日是當前國內外學術界研究的新動向。本文即以赫梯安塔赫舒節日文獻為基礎，擬從赫梯國王和王后在該節日中的活動出發，專門梳理國王和王后在活動中角色與作用的演變狀況，並用赫梯王權政治的變遷史來解釋安塔赫舒節日中看似存在着矛盾的“帝后之爭”現象。

安塔赫舒⑩節日(EZEN AN.TAH.UM)是赫梯王國舉辦的重要宗教節日之一(11)，它在春天舉行，持續時間長達38天(12)，從文獻中的表述“如果國王在哈圖沙城過冬……但如果國王在其他地方過冬，當春天來臨時……”(13)以及“為了安塔赫舒節日，在每年的春天裏”(14)來看，其具體可確定為每年的早春時期。安塔赫舒節日時間結構以天為單位，其活動大都始於早晨，結束於晚上。安塔赫舒節日的舉辦地點主要圍繞着赫梯王國的都城哈圖沙以及周邊的一些城市(15)，其遵循着一個特定的規則：以哈圖沙城為中心，按照自北向南的路線在其他若干城市舉行節日慶祝活動。此外，從城市內部的地點結構來看，一個名為“哈稜圖屋”(16)的建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是國王和王后出發前往各個神廟內部或者其他房屋的必經之地。

整個安塔赫舒節日的基本活動流程是：國王和王后乘坐馬車在不同的城市之間巡遊，在進城前、城門口處和進城後都會有相應的儀式活動。在各城市內部不同神廟、房屋、宮殿等建築中，國王夫婦需身着盛裝，在眾人的陪同下出發，先後做完清潔、擺放祭品等儀式，然後開始獻祭和祭酒等活動。敬酒是節日的核心活動，國王夫婦需要向赫梯國家的諸位神靈敬酒，期間伴隨着奏樂跳舞等活動。節日的尾聲是眾人退出神廟、房屋或宮殿等建築，並關閉大門。但這個基本流程並非固定不變，它可能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進行不同程度地調整，這讓我們看到了安塔赫舒節日變化的一面。

安塔赫舒節日的各個活動按照其性質可以歸類為儀式活動和祭祀活動，前者包括歡迎、跪伏、清潔、傳遞物品和擺放物品、奏樂歌舞以及比賽等，後者則是圍繞神靈而進行的獻祭、祭酒、供奉、敬酒以及祈願等。這兩類活動並非涇渭分明，它們既互相獨立存在，又互相交織進行。儀式活動始於節日開端，伴隨並服務於祭祀活動，祭祀活動是整個安塔赫舒節日的核心主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説，儀式活動就是祭祀活動的準備活動，它還是祭祀活動進行過程中必要的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渲染了祭祀活動。

雖然安塔赫舒節日活動的人員眾多，但以國王、王后和王子為代表的赫梯國家統治者才是整個節日活動的核心和主體，行政官員、宗教人員和其他人員既是節日活動的輔助者，又是節日活動的參與者。因此，整個安塔赫舒節日的官方色彩比較濃厚，目前幾乎看不到民間參與節日活動的情況。在各類人員的共同作用下，整個節日井然有序地進行。

安塔赫舒節日被人們用楔形文字刻寫在泥板之上(17)，其書寫語言是赫梯語，但文獻中常含有一些蘇美爾語、阿卡德語和胡里語的詞彙和句子。現存的安塔赫舒節日泥板文獻數量眾多(18)，它們主要出土於赫梯王國的都城哈圖沙的下城，其具體位置主要有三處：大堡(Büyükkale)、第一神廟(Tempel I)和斜坡上的房屋(Haus am Hang)。大堡是赫梯宮殿和王室檔案庫的所在地；第一神廟可能主要用於供奉兩位最重要的赫梯神靈——赫梯的雷雨神和阿瑞那城的太陽女神(19)；而斜坡上的房屋則位於大堡和第一神廟之間的斜坡上，也是一個泥板檔案室。

按照泥板內容和書寫風格，安塔赫舒節日文獻可以分為綱要泥板(20)和具體日程泥板(21)。從記述形式上看，綱要泥板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序言，主要介紹安塔赫舒節日的舉行時間和背景；第二部分是主體，即按時間順序(從第一天到最後一天)來記述安塔赫舒節日的主要活動程序和內容，每一天都會以“次日(赫梯語為lukkatti ma)”來開頭；第三部分是題記，其包含整個節日的持續時間等信息。從內容上看，綱要泥板對具體的活動內容大都“一言概之”，很少對細節進行描述，語言風格可謂言簡意賅。具體日程泥板所記載的內容則主要是對節日活動的具體細節進行描述，它或是詳細記載各類人員的活動，或是羅列給諸神的獻祭物品及數量。具體日程泥板的題記部分一般都包含了該泥板是否書寫完成、節日的地點和時間等要素。

由於楔形泥板的成文年代不同，綱要泥板文獻和具體日程泥板文獻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版本和抄本。根據泥板上楔形符號書寫形式的差異和赫梯語在赫梯王國不同歷史時期的變化特徵，學者們將安塔赫舒節日泥板斷代為三個階段：中王國(mh(22))、新王國(jh)和新王國後期(sjh)(23)。這種文獻時間斷代為研究安塔赫舒節日的歷時性變化提供了可能。

安塔赫舒節日文獻各個版本和抄本之間的差異反映出該節日在赫梯王國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狀況。由於該節日文獻記載的赫梯國王、王后以及王子等人員往往都沒有具體姓名，僅僅是以泛稱形式出現，所以我們只能根據泥板文獻的時間斷代，再結合節日活動的具體內容來將不同文本中的安塔赫舒節日與赫梯王國的歷史相對應，由此探討不同時期赫梯國王和王后在安塔赫舒節日中扮演的角色，這對於考察赫梯國王和王后在該節日中地位和作用的變化有着重要意義。

安塔赫舒節日文獻有多個不同的版本和抄本，從文獻斷代上看，綱要泥板分為新王國前期和後期的文本，而具體日程泥板不僅有新王國前期和新王國後期的文本，還存在中王國時期的文本，因此安塔赫舒節日活動內容在不同時期的文本中呈現出一定的差異和變化。以同一天舉行的安塔赫舒節日為基準，不同時期的文本中所見的情況主要可以分為兩種，即同一天舉辦的相同活動和同一天舉辦的不同活動。

在同一天舉辦的相同活動中，安塔赫舒節日的活動人員和具體內容在不同時期有着細微的差別。從安塔赫舒節日綱要泥板文獻來看，第8天舉辦的祈願活動在新王國前期的文本中是“為了睡覺，國王去往阿瑞那城，王后去往哈圖沙城的王后的房屋”(24)，而新王國後期則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國王夫婦分別向哈爾沙那斯那(25)雷雨神祈願”(26)。第9天的祈願活動同樣也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即早期版本中只有“國王在阿瑞那城拿起安塔赫舒，王后在哈圖沙城的王后的房屋拿起安塔赫舒。在王后的房屋舉辦大會”(27)：但後來的版本又增加了“她(即王后)向哈爾沙那斯那雷雨神祈願”(28)；最晚的版本中卻再次發生變化，即王后的祈願活動消失了，僅有“國王在阿瑞那城舉行赫梯的安塔赫舒節日，他在普如什漢達(29)的房屋中拿起安塔赫舒”(30)。

在神廟中舉辦的節日儀式和獻祭活動裏同樣也存在這樣的差別。第21天的新王國前期版本描述了國王夫婦在哈拉坡城雷雨神的神廟和母親神的神廟中舉辦節日，並供奉了十隻羊(31)；後期的版本則將其描述為“國王一人去往哈拉坡城雷雨神的神廟，並在母親神的神廟舉辦節日和供奉十隻羊”(32)。再如節日第24天舉辦的庫魯穆爾西儀式（330），新王國前期是國王和王后將到神廟中進行庫魯穆爾西儀式（34），而新王國後期則變為“國王在宮殿中舉行安塔赫舒節日……他進行庫魯穆爾西儀式”(35)。

除了綱要泥板文獻，安塔赫舒節日具體日程泥板文獻也存在這種差異和變化。新王國前期的抄本對第2天活動的描述是“兩位宮廷侍者為國王和王后帶來膝蓋之布(用於跪伏)。侍衞長拿着侍衞的長矛，相對而立。兩位宮廷侍者為國王和王后放好膝蓋之布(用於跪伏)”(36)。而新王國後期的抄本則在侍衞長這一細節上有所不同，即“侍衞長拿着長矛，面對國王站立”(37)。

在安塔赫舒節日具體日程泥板文獻的第16天，新王國前期的文本開篇描述了國王如何從哈稜圖屋到神扎巴巴的神廟：“國王從哈稜圖屋出來，兩位宮廷侍者和一位侍衞跑在國王前面。國王進入神扎巴巴的神廟，他站在前院中。”(38)新王國後期的版本卻變為：“國王和王后從哈稜圖屋出來，兩位宮廷侍者和一位侍衞跑在國王前面……國王和王后才進入神扎巴巴的神廟。國王到達赫拉馬爾屋，舞者旋轉一次。國王和王后站在神扎巴巴的神廟的院子中。”(39)從後期的文本來看，其活動內容的描寫更為詳細。

同樣是在具體日程泥板的第16天，“剪圖胡沙爾(40)”活動在新王國前期的文本中被描述為：“保護神的桑伽祭司把圖胡沙爾遞給國王去剪斷。宮廷侍者之首把布遞給國王去擦乾嘴唇，然後國王在供桌前面跪伏。”(41)新王國後期的抄本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國王和王后洗手等環節：“國王和王后清洗了他們的雙手……保護神的桑伽祭司把圖胡沙爾遞給國王去剪斷，宮廷侍者之首把金矛的布遞給國王，國王擦乾他的雙手。宮廷侍者從保護神的桑伽祭司那兒拿走圖胡沙爾，保護神的桑伽祭司向國王跪伏。宮廷侍者把圖胡沙爾遞給王后去剪斷，然後再把圖胡沙爾還給保護神的桑伽祭司。宮廷侍者之首把金矛的布給了王后，王后擦乾了她的雙手。國王和王后進了神扎巴巴的神廟，他們向神靈跪伏一次”(42)

第29天的具體日程泥板文獻存在着中王國和新王國後期兩個抄本，前者對活動的描述主要是國王走進神埃阿的神廟，桌工們帶來各種麪包、餐食和已經烹飪好的動物內臟，而後國王將這些貢品獻祭給神靈(43)。新王國後期抄本記載的節日活動與中王國時期的版本相比，其最大的不同在於活動開頭是“國王和王后走進神埃阿的神廟”(44)。

在不同時期的安塔赫舒節日綱要泥板中，節日同一天還會舉行一些不同的活動，這些活動在地點、人員和內容等細節上的差異和變化更為明顯。首先，在相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活動，第32天的活動發生在神廟中，早期版本為“國王和王后將去保護神的神廟。他們將在路上交代：他們要使普什庫如努瓦山高興”(45)，後期版本則是“國王將在保護神的神廟為母親神舉行安塔赫舒節日”(46)。

其次，不同地方舉辦不同活動的情形就更為常見了，這些地點包括神廟、房屋、花園，甚至是高山和城市。第22天的節日活動在不同時期的版本中就不在同一個神廟裏舉辦：早期的版本是國王和王后將去往神阿什卡西帕的神廟(47)，而後期的版本國王去往塔烏瑞沙城的保護神的神廟(48)。在第29天的早期文本中，國王和王后將去往神埃阿的神廟舉辦活動(49)，而後期版本變成了國王為月神辛、太陽神烏圖、神哈勒基舉行安塔赫舒節日(50)。第30天的早期版本是國王和王后將去母親神的神廟，向胡爾沙那沙城的雷雨神祈願(51)，而後期版本則是國王為了神卡爾瑪黑裏、塔巴拉山舉行安塔赫舒節日(52)。在第31天，早期版本是“國王和王后將在阿爾基屋中供奉母親神，向胡爾沙那沙城的雷雨神祈願”(53)，後期版本為“國王將在神阿什卡西帕的花園舉行安塔赫舒節日”(54)。第34天早期版本對活動的描述是“國王和王后將去[某某]山。在那兒舉行他的節日”(55)，後期版本為“國王將在海塔城為土地保護神舉行安塔赫舒節日。在普什庫如努瓦山，公山羊將會被獻給普什庫如努瓦山的七神(56)”。

綜上所述，綱要泥板和具體日程泥板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既有相同的內容，同時也存在着差異和變化。尤其是一些節日活動直接涉及國王或者王后角色的變換，這為我們探討具體活動中國王與王后雙方宗教權力的歷時性演變提供了可能。從活動人員的角度上來看，在同一個活動或者同一天的活動中，赫梯國王和王后出席或者主持的情況存在着一個明顯的變化。

在綱要泥板文獻裏(具體角色變化情況參見表1)，赫梯國王和王后共同去神廟參加或主持活動的情況大多出現在早期的版本，而在後期版本里大都變成了國王一人，例如在第21天、第22天、第24天、第30天、第31天、第32天和第34天的節日活動裏均是如此。在第8天和第9天的節日活動中，國王和王后的角色轉換則比較複雜，因為“向哈爾沙那斯那雷雨神祈願”這一活動在早期的版本中並不存在，後來才分別在第8天和第9天依次出現，前者的主持人是“國王夫婦”，後者是“王后”，在第9天的晚期版本里，王后負責的祈願活動卻又再度消失了。這樣看來，此處的角色變化應該先是增加了“國王和王后”和“王后”，接着“王后”又不再參與節日活動。但總的來説，綱要泥板中所呈現的似乎是這樣的一種趨勢：國王在安塔赫舒節日中發揮的作用逐漸增強。

在具體日程泥板文獻裏(具體角色變化情況參見表2)，第2天的活動中還能看到新王國時期國王作用增強的趨勢，因為同一個儀式活動，雖然國王和王后都在場，但後期版本中的國王似乎更受重視。然而在另外兩天裏，這種趨勢又明顯不同，第16天從哈稜圖屋到神廟院子活動中，早期版本的活動是圍繞着國王一人，而晚期版本里變成了國王和王后兩人。同樣在第16天的“剪圖胡沙爾”活動中，其變化也是由“國王”一人變成了“國王和王后”兩人。通過對比第29天的中王國時期和新王國後期兩個版本，其變化也同樣是由“國王”一人變成了“國王和王后”兩人。由此可見，在具體日程泥板中，從中王國到新王國乃至新王國後期，國王和王后在安塔赫舒節日中呈現的作用重心是由“國王”到“國王和王后”的一種轉變趨勢，即王后的作用可能得到了加強。　　

如此一來，在安塔赫舒節日中，綱要泥板與具體日程泥板所呈現的這兩種趨勢看上去似乎互為矛盾：前者為國王的宗教權力逐漸變大，後者卻是王后的宗教地位逐漸提升。在這種雙方權力都在上升的“帝后之爭”的表象下，安塔赫舒節日中國王和王后的地位究竟如何？這一問題的答案恐怕都要回到赫梯王國曆史發展以及赫梯王權變遷的時代特徵中去追尋。

赫梯國王和王后在宗教領域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們通常被視為“坐在了祭司集團的頂端”(57)，整個祭司集團又是赫梯王室管理系統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赫梯國王和王后雙方各自的宗教權力是論及赫梯王權政治時不可忽視的內容之一。在赫梯王權政治的框架下，國王的政治地位和宗教權力是顯而易見的，他是“國家性宗教活動的最高祭司，他繼承王位時就成為了諸神的祭司”(58)，而王后(59)是“諸神的最高女祭司，在國家性的宗教活動中也扮演着突出的角色，她主持慶典或者管理一些神廟的財產和宗教物資”(60)。由此可見，赫梯國王和王后在宗教權力方面應該存在某種共享和分配的機制，這種機制隨着赫梯王國曆史的發展而逐漸形成。正如歷史上大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王權政治一樣，赫梯國王和王后的權力分配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其王權變遷同樣是一個“帝后之爭”的過程。從安塔赫舒節日活動內容的歷時性演變來看，國王和王后在該節日中的角色和所發揮的作用確實存在着一個變化過程，其本質就是赫梯王權中“帝后之爭”在節日領域的一種體現。

赫梯古王國時期，定都哈圖沙城標誌着赫梯人在安納托利亞半島中部地區建立了自己的王國政權，他們對外積極擴張、發動戰爭，對內不斷地完善自身的統治政策，因此赫梯王權政治在這一時期得以迅速發展。雖然有學者圍繞着赫梯王權是否受到限制這一問題展開了討論(61)，但塔瓦南那(62)這一羣體並未被納入王權政治的範疇內去考量。事實上，古王國時期的塔瓦南那可能是一種職位，它最初主要是由國王的姐妹或者女兒來承襲，它可能比王后對赫梯王權的“威脅”更大，因為她在赫梯王國之前的安納托利亞半島歷史中就已經是女祭司和統治者的妻子，在古王國時期又延續了其職位並在王位繼承方面還可能具有一定的權力(63)。《哈吐什裏一世的政治遺詔》就提及哈吐什裏一世所選定的繼承人拉巴爾那總聽從他母親的話，而哈吐什裏一世的女兒使其及其名字受辱(64)，這也許反映了以塔瓦南那為代表的女性統治者與赫梯國王之間存在着權力的博弈與鬥爭。在哈吐什裏一世廢除塔瓦南那稱號(65)後，赫梯王后的政治權力也隨之處於十分微弱的狀態。

在宗教領域，與諸神之間的關係密切與否也直接涉及各自宗教權力的大小。古王國時期的哈吐什裏一世在其年代記中就宣稱“自己是阿瑞那城太陽女神所愛之人，她將我放在膝上，並拉住我的手，在戰鬥時走在我前面”(66)。此外，他還多次講述自己為阿瑞那城太陽女神、神美朱拉和暴風雨神等神靈獻祭。在一些古王國時期的儀式文獻中也提及“太陽女神和雷雨神把我的國家和我的家庭交給了我——國王，而我將保護他們”(67)，國王甚至還稱雷雨神是其父，太陽女神為其母(68)。因此，有學者認為，赫梯古王國時期的“神權”是被握在了國王手裏(69)。由於安塔赫舒節日文獻並沒有古王國時期的文本，所以該節日中國王和王后的地位狀況無法得知，但從古王國時期舉行的另外一個節日——基拉姆節日來看，國王夫婦已經一起出席並主持節日活動。在基拉姆節日活動流程中，王后比國王出現的時間較晚(70)，她所主持的儀式中存在着“祭品數量有明顯等級差別”(71)的現象，因此，這一時期赫梯王后地位雖然明顯低於國王，但她還是擁有了一定的宗教權力。

赫梯中王國時期，由於外部對手的強大以及其他多種因素的影響，赫梯王國的國力有所衰落，其對外擴張能力受到了削弱和限制，因此其統治政策重心轉向了內政治理，於是赫梯王權政治藉此得以進一步發展。與古王國時期僅國王擁有印章相比，此時王后開始與國王同列於印章之上，並且她還將“塔瓦南那”作為了自己的稱號，例如在土地贈予文書泥板中就有：“塔巴爾那，國王阿爾努萬達——圖特哈里亞之子：塔瓦南那，女王阿什穆尼卡爾——女王尼卡爾馬提與圖特哈里亞之女”。(72)由此可見，中王國時期的王后權力可能已經出現由宗教領域外延到其他領域的趨勢，其原因可能是由於二者稱號的逐漸統一，原本屬於塔瓦南那的權力隨之部分地轉移給了王后。此外，有學者認為“胡裏文化因素在新王國時期改變了赫梯人的王朝特徵，加強了王后和塔瓦南那的地位”(73)，但其實在中王國時期，赫梯王國就已經開始接觸了米坦尼王國及其代表的胡裏文化，故而此時赫梯王后權力的提升也許跟胡裏文化有着一定的關係。

在中王國時期的安塔赫舒節日的文本里，雖然國王仍佔據着主導地位，例如具體日程泥板第29天的活動主角就只有國王一人，但不可否認的是，隨着王后在宗教以及其他領域權力的提升，她在安塔赫舒節日中所發揮的作用也逐漸變大，例如她在安塔赫舒節日具體日程泥板第22-25天的活動裏就多次獨自向諸位神靈敬酒、為它們進行獻祭活動和跳舞(74)。而從具體日程泥板第29天中“國王走進神埃阿的神廟”到“國王和王后走進神埃阿的神廟”的變化也恰好印證了前文所述的推斷：王后權力的提升可能在中王國時期就已經受到了胡裏文化的影響，因為埃阿神從兩河流域到安納托利亞地區的傳播就是由胡里人來完成的(75)。

新王國時期，隨着國家疆域的擴大和統治手段的豐富多樣，赫梯王權政治也變得更加複雜。新王國初期，蘇皮魯流馬一世可能以女婿身份即位(76)，其王后亨提的權力也延續了中王國時期的傳統，依然保留了較大的權力。後來蘇皮魯流馬一世出於外交目的迎娶了巴比倫公主塔瓦南那，亨提王后則不知何故從文獻中消失，塔瓦南那成為新的王后。蘇皮魯流馬一世及其繼承者阿爾努萬達二世先後死於瘟疫，幼主穆爾西里二世在位期間，身為王后(實際上是太后)的塔瓦南那一度在國家事務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並擁有了自己的王室印章(77)。但隨着穆爾西里二世在與其繼母的鬥爭中獲勝，王后權力隨之衰落。直到哈吐什裏三世時期，因為國王身體健康等原因，其王后普杜黑帕廣泛地活躍在赫梯王國的外交、政治和宗教等各個領域(78)，她甚至可能干預了下一任國王圖特哈里亞四世的繼位事宜，這足以證明此時王后的權力又得以復興。圖特哈里亞四世繼位後則發生了“帝后之爭”，因為有證據顯示此時的太后普杜黑帕被驅趕出了王宮(79)。因此，新王國時期王后權力有兩次較大波動，即分別在穆爾西里二世和圖特哈里亞四世統治前後，這説明此時王后與國王的權力博弈較為激烈。但國王在權力政治中仍然佔據着主導地位，這從國王對王后多次實行流放(80)的事件中也能夠得到印證。

與此相對應，新王國時期國王在宗教領域的權力以及神權觀念更加成熟。首先，“君權神授”已初見端倪，諸位國王開始將自己的王權與各自的個人保護神聯繫到一起，例如穆瓦塔裏二世在禱文中就曾説：“他(皮哈沙西雷雨神)把赫梯王國的王權賦予了我。”(81)此外，國王開始更加重視利用禱文、神諭或者節日等宗教形式的活動來加強自己的王權統治，例如圖特哈里亞四世就“熱衷於履行其宗教職責，對節日和儀式都開展了一系列的改革”(82)。

從安塔赫舒節日泥板時間斷代上看，新王國前期和後期的文本時間分割點是圖特哈里亞四世時期，所以綱要泥板第9天文本所呈現出的王后角色變化狀況——先增加“王后”，接着“王后”又消失，這恰好符合圖特哈里亞四世統治時期王后權力的歷史轉變：在圖特哈里亞四世繼位前，太后普杜黑帕擁有強權：國王即位後，太后被驅逐，其權力也隨之衰落。由此可見，這種王后角色的變化實際上就是新王國時期國王和王后權力博弈的一種體現。

整個綱要泥板中所呈現的趨勢——國王在安塔赫舒節日中發揮的作用逐漸增強，也正是穆爾西里二世或者圖特哈里亞四世權力增強並占主導地位的一種表現。但國王在節日活動中權力的增強並不必然意味着王后權力的削弱，換句話説，雙方的權力和地位並非是此消彼長的關係。因為從實際情況來看，王后在宗教活動中的作用和地位也確實得到了進一步地提升，例如新王國時期的節日文獻中就常常出現王后代替國王去主持節日，在安塔赫舒節日的第22-25天，王后就單獨負責了多項儀式活動。而安塔赫舒節日具體日程泥板中王后作用逐漸增強的趨勢也是其地位提升的一種表現。此外，王后還負責對赫梯宗教文獻進行了收集和整理，例如在海蘇瓦節日中就提及“王后普杜黑帕讓書吏之首瓦爾瓦茲提在哈圖沙城收集來自基祖瓦德那的泥板”(83)。王后普杜黑帕還對赫梯宗教的胡裏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學者提出圖特哈里亞四世“宗教改革”的序幕是由王后普杜黑帕開啓的(84)。

綜上所述，在赫梯王國的歷史上，國王的權力一直都是佔據着主導地位。古王國時期，雖然塔瓦南那曾對王權構成一定的威脅，但在雙方鬥爭之後，國王取得了絕對的優勢，由此造成了王后的權力十分微弱。中王國時期赫梯王權繼續發展，王后的權力有所提升，其作用開始從宗教領域向其他領域擴展和延伸。新王國時期，王后權力進一步發展，並與王權產生了較為激烈的衝突，雙方進行了多次反覆的權力交鋒，但最終還是赫梯國王取得了勝利。而從宗教領域來看，王后一直都在分享着國王的宗教權力，其權力甚至有不斷增強的趨勢，尤其在新王國時期，她可能已經開始負責分擔國王宗教管理的職能。

在這種歷史發展背景以及王權變遷的框架下，我們回過頭再來審視前文所提出的安塔赫舒節日中“帝后之爭”的矛盾現象，這似乎更加容易理解了。正因為在整個赫梯王國曆史上，隨着赫梯王權的變遷，雖然國王權力一直都處於主導地位，但它仍在不斷地加強自身權力，所以在安塔赫舒節日中，不管是綱要泥板還是具體日程泥板，國王所發揮的作用都呈現逐漸增強的趨勢。但與此同時，王后也在逐步尋求自身權力的擴大，這在安塔赫舒節日具體日程泥板中就體現為“國王”向“國王和王后”的轉變。不僅如此，王后的權力甚至還開始向宗教之外的領域延伸，例如外交和政治等領域。尤其在新王國時期，由於國王和王后之間權力的博弈比較激烈，所以在新王國前期和後期的安塔赫舒節日活動中，“帝后之爭”的表象隨之也呈現出“雙方地位都在提升”的互為矛盾之處。

國王和王后的權力博弈在赫梯王國的政治發展史上一直存在，由於國王一直處於主導地位，所以在這種“帝后之爭”中，即使王后在某一時期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優勢，但也僅僅是分享了赫梯王權的部分作用和功能而已。因此隨着“帝后之爭”的歷史演變，赫梯王權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得以全面發展和進一步強化。但不可否認的是，這種“帝后之爭”為赫梯王權的穩定埋下了隱患，成為赫梯王國曆史上引發王室動亂和王權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

作為赫梯王國的重要節日，安塔赫舒節日體現了國家行政管理的特徵，它與王國的政治文化有着密切的關係。國王和王后等赫梯統治階級在該節日中以各種儀式活動為載體，詮釋了赫梯國家的王權政治狀況。而安塔赫舒節日中的“帝后之爭”本質上就是赫梯國王和王后權力鬥爭在宗教節日領域的一個縮影。

由於現存的安塔赫舒節日泥板大都為新王國時期的文獻版本，只有少量泥板屬於中王國時期，因此安塔赫舒節日所體現出來的“帝后之爭”主要是中王國到新王國這一時期的特點，尤其是新王國時期。安塔赫舒節日中主角的兩種轉變趨勢——“國王和王后”變為“國王”和“國王”變為“國王和王后”，它們的交織出現正符合了中王國到新王國期間赫梯王權鬥爭複雜性的特徵。這兩種趨勢表面上看來相互矛盾和衝突，但從本質上來説，它們卻是王權鬥爭的真實體現。

倘若再結合安塔赫舒節日綱要泥板和具體日程泥板的性質和作用來看，前者主要是對整個安塔赫舒節日進行總結和概括，故而它體現出的轉變相應地更具有概括性意義，即在安塔赫舒節日中，國王的作用呈現逐漸增強的特點，這也符合了赫梯王權不斷強化的歷史發展特徵。總而言之，安塔赫舒節日中的“帝后之爭”並未脱離赫梯王權鬥爭的範疇，也並未能改變赫梯王權不斷強化的歷史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