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與發展

自20世紀40年代末期以來，菲律賓的對華政策與中菲關係經歷了戲劇性的變化，大致可以分為四個時期：從20世紀40年代末到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近二十年，出於意識形態和國家安全的考慮，菲律賓奉行對華完全“隔離”的冷戰政策；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近二十年裏，菲律賓對華政策受發展/經濟外交思想的主導，菲律賓不僅與中國建交而且還建立較為密切的政治關係，但馬科斯和阿基諾總統期間呈現不同方向的發展，台灣問題成為這一時期中菲關係的主要隱患；從90年代初到21世紀初，鑑於後冷戰時期東亞地區格局的變動，菲律賓國家安全觀得以重塑，與實用主義導向的發展外交共同影響了這一時期的中菲關係。而自2001年阿羅約總統上台以來，則開啓了中菲關係的新時代，雙方建立了戰略合作伙伴關係。 在中菲關係的四個歷史時期，意識形態、美國因素、共產黨活動、歷史遺產、華僑華人、領海爭端、台灣問題、政治結構、經濟關係等一系列因素從國內與國際的層面相互關聯和作用，此消彼長，共同影響了菲律賓的對華政策。在這四個歷史階段，從全球到地區格局又不斷髮生着深刻的變化，分別跨越了冷戰結構、中國的崛起、東南亞地區的一體化的國際和地區體系的變革。而中菲關係的中心，則大致經歷了從政治到經濟、從國家安全到經濟發展、從意識形態到實用主義的轉變。 在第一個階段，親美主義與反共的意識形態這兩大來自體系層面的因素與菲律賓國內的共產黨活動和華僑華人相互關聯，形成了這一時期菲律賓的對外政策：二十年“隔離”政策，國家安全則是菲律賓對對華政策的主要考量。在第二個階段，隨着冷戰體系的逐漸坍塌，來自體系的壓力減輕，菲律賓對外政策從重意識形態和政治轉向，發展外交成為外交政策的主導思想，這也是決定對華建交的助推劑，而國家安全在中菲關係中的作用則下降。不過，發展外交是一把雙刃劍，菲律賓出於經濟發展的需要，在對華政策上出現“一個半中國”的傾向，與台灣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在整個九十年代，也就是第三階段的中菲關係，中菲關係不僅繼續深受發展外交的影響，更由於後冷戰時期東亞地區格局的變動，以及中菲在南中國海上的爭端，菲律賓菲律賓再次評估中國對其國家安全的影響，從而又一次調整與美國的關係，希望藉助美國的力量來制衡中國。但是自21世紀以來，始變於埃斯特拉達總統時期的中菲關係，在阿羅約總統時期取得了全面的進展。中菲進一步建立了戰略伙伴關係，從而步入了雙邊關係的黃金時期。與此同時，中菲兩國還擱置爭議，在南中國海領土爭端上取得了進展。這一時期的菲律賓對華政策，既不可避免的帶有一貫的發展外交的特點，同時又超越了簡單的實用主義。因為這一時期的中菲關係發生在中國作為世界大國崛起，以及中國東南亞雙邊關係的大背景下。 就中菲關係發展的未來趨勢而言，中菲關係將主要受國內政治的影響，傳統的美國因素仍不容忽視，將繼續根植於菲律賓國內傳統的親美政治勢力限制中菲關係的發展。同時，雙方在南中國海上的爭端儘管暫時擱置，但仍不容樂觀，這些因素都限制了中菲關係發展的高度。其次，東亞地區格局，將與菲律賓國內的經濟/發展外交相互關聯，左右菲律賓的對華政策。但憑藉強大的經濟實力，中國仍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利用菲律賓國內的政治經濟需求來主導未來中菲關係的發展。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