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

安·羅伯特·雅克·杜爾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法國經濟學家，18世紀後半葉法國資產階級古典經濟學家。重農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於巴黎一個貴族家庭。

1743～1747年先後在路易學院、聖敍爾皮斯神學院、索邦神學院學習。

1747年獲神學學士學位。

1748 年轉入巴黎索邦神學院，翌年被推選為名譽副院長。曾任索邦神學院院士、名譽副院長。

1751年放棄神職從政。

1752～1761年間在巴黎歷任公職。在此期間，他曾於 1753～1756年陪同商務監督 古爾奈（1712～1759）到法國外省視察。

1765～1766年間，他和A.斯密在巴黎相識。

1757年，他也曾是F.魁奈的座上客，見到了魁奈和他的若干徒黨，但他沒有參加他們的派系活動。

1761～1774年，他任利摩日地方行政長官，在管治區進行若干整理賦税、廢除徭役的改革。

1774年，法國國王路易十六即位後，他一度出任海軍大臣；不久，調任財政大臣。在任期內，他試圖進行多方面的財政改革，其措施集中於1776年初所擬定的六個法令中。其中之一是在全國取消徭役制度；之二是廢除行會；其餘四個則是試圖取消若干苛捐雜税。這就是馬克思所説的“杜爾哥試圖預先採取法國革命的措施”。這些法令國王同意了，樞密院通過了，但議會不予備案。國王迫使議會服從。但這些侵犯特權階級權益的措施引起了宮廷和貴族的強烈反對。次年5月杜爾哥終於被免職，法令也隨之被取消。

為緩解財政困難，杜爾哥於1775年將修路勞役改為徵收以產業額為計税依據的道路税，並規定所有等級一律照章納税。

1776年初，廢止酒類專賣制，允許自由買賣。他還準備進一步規範財政、税收秩序，內容包括節約行政開支、成立貼現銀行以便在政府財政危機之時提供應急資金等。然而，在改革的關鍵時刻，路易十六卻恢復了1771年被路易十五解散了的巴黎高等法院以及外省的十餘家高等法院，這些機構中雲集着擁有特權的“穿袍貴族”，他們擔心改革會觸及其自身利益，因而極力抵制杜爾哥改革並通過王后瑪麗·安託瓦內特(MarieAntorinette)對國王施加影響，迫使路易十六於1776年5月解除了他的職務，剛剛啓動的、明顯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的財政改革化為泡影。對於這一“黃金時代”的速生速滅，伏爾泰曾沉痛地表示：“我的心永遠也不能平靜”。

弗朗斯瓦·魁奈的去世和1776年杜爾哥下台，同年斯密的《國富論》的出版給重農學派以致命的打擊，標誌着重農學派的迅速崩潰。而1789年法國大革命後 ，制憲會議從杜爾哥改革方案得到啓發的財政政策，只能是這一體系的“迴光返照”而已。

杜爾哥是繼弗朗斯瓦·魁奈之後的重農學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響但不是魁奈的門徒，也幾乎沒有參加所謂“經濟學家”們的派系活動。雖然杜爾哥沒有參加魁奈這一派的活動，但舉凡創自魁奈的重農學派的基本理論，如自然秩序、自由放任、純產品、農業優先地位、社會經濟劃分、單一地租税等，杜爾哥幾乎無不接受。 他給兩個將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寫的詢問問題的分析性引言形成《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一文，他發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黨的論點，使重農主義作為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特徵有更加鮮明的表現。在他那裏重農主義發展到最高峯。

杜爾哥在任職時期推行重農主義政策，因受貴族反對而被取消。杜爾哥對於重農學派的基本理論不是“述而不作”，而是有所發展。他的體系更少封建主義外觀，“純產品”作為自然賜予，實際上認識到地主階級佔有純產品是對他人勞動的佔有。他在魁奈所劃分的三個階級（ 生產階級、不生產階級、地主階級）基礎上，又進一步劃分出資本家和工人，並初步表述了勞動者和勞動條件分離的歷史過程。資本家靠資本，使別人從事勞動，通過墊支而賺取利潤，而工人則除了能把自己的勞動賣給別人外，就一無所有。他對資本的類別和作用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從而論證了利息、利潤的合理性和其在作為資本收入本質上的共同性。他還明確提出資本的概念。他基本上拋棄了重農學派的封建主義外觀，並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綱領。

馬克思稱他是“給法國革命引路的激進資產階級大臣”，“試圖採取法國革命的措施”。但就本質而言，重農學派為資產經濟反對封建制度理論提供了思想武器，倡導自由放任、反對不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各種障礙，無意間也推動了法國大革命爆發，併為大革命清除了前進障礙。

重農學派“表裏不一”。這個學派為自己的自然秩序觀披上了封建和宗教的外衣，他們認為自然秩序是上帝為了人類福祉而安排的秩序，是神的意志的體現。同時，重農主義學派又都是開明君主的擁護者，主張改良而不是革命，把認識自然秩序和依照責任秩序制定人為秩序的希望和責任寄託在開明君主身上。

有些觀點也存在明顯錯誤。例如，認為工業和貿易是非生產性的，只有農業創造財富和剩餘，只對土地所有者徵税而不應對富有的工商業徵税等等。我們現知道，社會進入工業化和後工業化後，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和重要性都在不斷降低，逐步讓位於工業和服務業。重農學派政策缺乏連貫性和有效性，旨在重視農業，但主張只對土地所有者徵税而不對工商業徵税必然不利於農業而會促進工商業的發展。

但是，重農學派在以下幾個方面對經濟學發展作出了超時代的貢獻：第一，魁奈於1758年發表了著名的《經濟表》，第一次從整體角度考察社會財富與商品流通的規律，是經濟循環圖和國民收入賬户概念理論的先驅，後被髮展為投入-產出表，並強調了均衡及其重要性，為經濟學發展成為一門社會科學奠定了基礎。亞當·斯密、馬克思和凱恩斯等人對魁奈評價頗高；第二，杜爾哥實際上在更早的時間就提出了通常認為是馬爾薩斯和李嘉圖提出的收益遞減規律；第三，倡導自由放任，使經濟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政府在經濟活動和發展過程中的角色和作用的探討上，促進了經濟理論的深層發展。

杜爾哥在經濟理論上集中研究了財富問題，着重考察了財富的形成和收入的分配。他根據魁奈的重農思想，系統地闡明瞭價值與分配、分工、貨幣的起源與使用、資本與利息的本質以及農業的重要性等理論。杜爾哥的税收思想主要表現在平等課税、直接税與間接税的比較方面。

1、對純產品學説的發展

杜爾哥把“自然的恩賜”不知不覺地轉化為農業勞動者的剩餘勞動。認為“純產品”是土地對農民勞動的賜予，是農民勞動利用了特殊的自然生產力的結果，土地如果離開了勞動便不能生產任何東西。他認識到“純產品”轉化為地租被土地所有者佔有是土地私有權的結果，比魁奈更進一步説明了地租的本質和根源。

2、工資和利潤理論

杜爾哥把工資、利潤、利息、地租都歸結為資本主義的基本收入。他認為工資是工人必要的生活資料，決定工資高低的因素是勞動者同購買他的勞動的人雙方協議的結果。工人人手過多的現象使工資必然趨向於工人最必要的生活資料。

3、利潤與價值論

杜爾哥第一個研究了“利潤”，把它看作是一個獨立的經濟範疇。既然資本促進了純產品的增加就應分享一份。他提出利潤是出自純產品的收入，是節約工資的結果。他由地租引出利息，由利息引出利潤。認為出租土地可以取得地租，借出貨幣可以得到利息，投資開辦企業就應得到利潤。認為只有農業勞動是惟一典型的生產勞動。土地是一切財富首要的、惟一的來源。把税收分為直接税和間接税。前者是對土地所有者徵收的税；後者是對佃農徵收的税、對企業利潤徵收的税、對銷售或消費商品徵收的税三種。認為除了對土地純收入徵税外，所有賦税都應廢除。

（1）關於平等關税論。杜爾哥認為，國家干預主義的保護關税會加重本國人民的負擔。這是因為，對進口產品課徵高税，會促使外國商人提高其產品的實際價格，而這些產品最終要由本國人民來消費，税收負擔最後還是落在本國人民頭上。他還認為，提高進口商品的税率，會受到出口國家的報復，結果雙方貿易會減少。所以，他認為，平等關税可以在國際貿易中實現自由競爭，有利於國際貿易各方面的經濟發展。

（2）關於平等納税論。杜爾哥認為，當時法國人民的苦難，是税收負擔的分配不均所致，應當廢除貴族、僧侶、大地主等的免税特權，實現國民平等納税。

（3）關於直接税與間接税的利弊論。杜爾哥認為，直接税是土地所有者從其純收入中所支付的税；間接税是對佃農徵收的税、對企業利潤徵收的税以及對銷售商品徵收的税。在他看來，政府應只徵土地純收入直接税，除此以外的所有間接税因奪走了社會再生產所必需的財富，妨害國家財富的積累，故應廢除。從這一點上看，他也同魁奈一樣，主張對純產品徵收單一税。

杜爾哥的主要經濟著作是 1766 年寫的《關於財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當時，有兩個即將回國的中國留學生受託於回國後將中國情況向在法國的師友作報告。杜爾哥草擬了一系列的問題以便他們在報告中作答。為了使他們瞭解問題的意義和要求，他在問題的前面寫了這一篇分析性的引言。

1769年，在P.S.杜邦·德·奈穆爾（1739～1817）的勸説下，杜爾哥將本文投稿於《公民日誌》 ，分期登載於1769年10號、12號和1770年4號，在1770年2、4兩月發行。

杜爾哥生前發表的文章還有1756年刊載在《百科全書》上的《集市與市場》和《基金》等。1753年，他還將英國人J.塔克（1712～1799）的《有關商業的重要問題》譯成法文，並於1755年出版。

但是，在利摩日長官任內，他給上級寫了大量的關於經濟問題的備忘錄和給民眾的公開信；在部長任內，在所頒發的法令前面，他每冠以説明有關原理的前言。這都是有關他的經濟思想的重要文獻。這些文獻和1759年寫的《古爾奈的頌讚》，都被彙集為《杜爾哥全集》，於1809～1811年發表。

杜爾哥生於1727年，死於1781年。

他出身貴族，但家族地位很普通；用紳士只能概括他早期生涯的一個不重要的側面，這是因為他和他同一階層的許多孩子一樣，很早就接受了法國天主教會的教育，這種教育的特點就是傾向於使人變得聰明和早熟。在以金錢為支撐、以行政法院為核心而擴展開來的、凡爾賽宮廷及其官僚系統的複雜關係網主宰宦海沉浮的時代，教會將為杜爾哥這樣家道普通、但野心勃勃的孩子另闢進身之階。在進入索邦神學院之後，杜爾哥便很快就以其虔誠並充滿宗教天賦的風格而知名。同時也賦予他廣闊的眼界足以觀察全國性的社會事實。

在索邦神學院經歷了人生中的第二次性格塑造之後，杜爾哥便迅速從神職轉向嶄新的公職生涯，直到退隱並逝世。在此期間，他又以兼具距離感和同情的方式接觸了“百科全書派”的哲學宣講、以及重農學派的經濟分析體系，這讓他學會了以一種理智和系統的方式去感覺並整理他所廣泛觀察到的社會事實，這也就是啓蒙哲學所提倡的自然主義一元論的觀念，正是這一點，使他不僅成為法蘭西舊制度時期官僚統治的驕傲，而且也使他在某種較為深刻的程度上超越了官僚統治本身而成為各國官僚統治的裝飾品。這段時期稱得上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性格塑造期。他的熱情、智謀、才幹同公忠體國精神結合在一起並得以充分展現。

他於1774年被任命為海軍大臣，並在幾個月後便接任位高權重的財政大臣。

支配杜爾哥經濟政策的乃是那種沙夫茨伯利的道德觀念；和藹可親、略顯放蕩不羈、仁慈厚道、有節制地追求享樂，正是杜爾哥自身的寫照。杜爾哥強調，追求自己的利益是有理性的和開明的，人們會考慮到他人的利益、感情和反應。

拔高自己的生活價值圖式，使其成為一種牢固的生活習慣或常態，甚至使其成為一種倫理規範，據此判斷所有其他人的習慣和趣味，這種帶有理想主義性質的扭曲見解貫穿杜爾哥全部的經濟文獻，也成為他所有財政和經濟改革措施的精神基礎。在他所施行的穀物自由貿易、廢除手工業行會的限制、單一税等經濟政策中，理性已經消除了除了社會福利之外的所有超個人的價值，而社會福利不正是實現每個人的、開明的偏好圖式而給每個人帶來的滿足的總和嗎？這便是杜爾哥所謂的“自然秩序”，也即杜爾哥經濟政策的大綱。

在杜爾哥的經濟改革思路中，農業綱領實際上便等於全部經濟政策的總和，這一政策綱領並未考慮過任何非農業主導型的社會，也不會適合任何其他類型的農業社會。這些有知識、有活力的農户並不一定就是土地的所有人，但和歐洲其他國家不一樣，他們的經營不受地主的一切干預，只是從地主那裏長期租賃大片土地，可以隨心所欲地進行耕作。公地應該取消，也象其餘土地那樣分給個人；封建權利和義務應予以廢止；同樣要廢除妨礙產品出售的內外關税以及有可能打擊生產積極性的賦税，這就是為什麼要徵收單一税並由地主階級支付的原因。在杜爾哥的綱領中，鄉村似乎要分解成為一大羣繁榮興旺的企業，聽由他們自己活動，按高價出售，熱鬧非凡，自身充滿活力，並把整個國民經濟活躍起來。

重農主義的自然秩序，實質上是被理想化了的資本主義社會。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主要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是個人的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統一又只能在自由體系之下得到實現。於是重農主義者就從自然秩序引伸出經濟自由主義。杜爾哥是在向一個已經遭受毀滅性挫折的“舊制度”提出一種在理想化的外殼下包含着可能的拯救性要素的一攬子改革綱領。

平均主義和幸福主義是此一改革綱領中的兩大支柱性要素。這在舊制度時期是不具備可能性的。在舊制度中，資產階級的興起以及資產階級對舊制度的衝擊本身都是一樁偶然事件。封建武士階層取得了社會的絕大部分財富。主要隸屬於軍閥和貴族地主階級的君主在此一時期仍然是社會體系的中樞。而杜爾哥的經濟變革如果要獲得推行，則不得不依靠君主的權力支撐，此即所謂的“王室特權”，這意味着君權的支持度將僅僅限制在貴族允許的範圍內，即限制在改善王室財政狀況的技術性範圍內。同時，此一時期價格發生劇變，貨幣購買力急速下降，許多本來如果僅僅讓基本過程起作用的話是漸變的事情，通貨膨脹。農民不得不尋求反抗，結果到處爆發了革命和騷動。加速封建主義的滅亡。

無論是君權還是杜爾哥本人作為其首領的行政機器，都從精神上和實質上無法為杜爾哥的經濟改革綱領提供起點上的支持。在法國，恰恰是日後的大革命才終於喚醒了大眾支持和民族情感在社會實在層面上的運行。大革命建立在杜爾哥經濟變革失敗的基礎之上。杜爾哥事實上做到了他該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