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道街

根據清朝的規定，學道只能由翰林或進士出身的官員擔任。學道每省一人，隸屬中央，不是地方總督或巡撫的屬官，這是為了防止地方上在科舉考試中徇私而設置的。各省的總督或巡撫不能決定提督學政的人選，連保舉推薦都是不可能的。而官銜裏的‘欽命’頭銜，就有欽差的性質。”

在清朝的科舉制度裏，一般的讀書人要經過鄉試和會試以及會試後的殿試三級，才能最終確定名次，進入官員體系。但在參加鄉試之前，考試的學子要先取得“生員”的資格。清代，童生要考取生員必須經過縣試、府試和院試三級資格。這三級考試裏面，院試由學道主持，院試過了以後才能被稱為秀才。

在學道街的西段，原來還有成都府的考棚，“全府十六縣的學子在通過了縣試之後就在此進行府試，府試通過之後再參加由學政主持的院試。不過，院試並非是學生到省會來考，而是學政下到州縣對州縣生員進行復試。”

在學道街的東端，有一個憲歷局，每年全省的歷書都是在這裏印刷發行的，州縣各地只能根據憲歷局的歷書進行翻刻印賣。“古代的歷書都是由朝廷指定欽天監推算編制的，其他機構沒有資格印刷。”雖然憲歷局不大，但是這刻印二字則表明了學道街的另一個身份：刻印書鋪一條街。

由於學道街這個特殊的文化氛圍，在清朝的湖廣填四川浪潮中，一批從江西來到成都的，以刻書為業的書商和刻書工匠，從乾隆年間開始，陸續在這條路上開設書鋪，刻印併發售書籍。“因為書鋪名字裏多帶有‘經’‘元’字，比如‘肇經堂’啊‘玉元堂’啊，所以又被合稱為‘經元八大家’。”

“到了清朝末年，學道街和相鄰的青石橋街、古卧龍橋街一帶的書鋪有四五十家，有的做刻印，有的專門販賣，可以説是清代整個西南地區書籍的業務中心。”

在學道街上，有成都最著名的民營木刻版書鋪“志古堂”。志古堂是四川著名的學者型書商周達三主持的晚清第一書坊，解放後才關門歇業。錦江區地方誌辦公室編纂的《錦江街巷（中卷）》裏，收錄了一篇《印出來的學道街》，文中提到，志古堂是學道街上原來的三家老店合併而成的，周達三精通業務，熟悉四庫書目，是當時名噪一時的蜀刻專家。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撥銀三百餘兩，由志古堂負責刻印《説文解字》，成書印刷精美，字跡清晰，存古堂在印刷業內的名聲也更勝一籌。

這條街上，還有當時最大的官辦木刻版書鋪“存古書局”。1884年，學道街上海出現了新式的鉛版書商“二酉山房”。二酉山房是清末民初，成都最著名的實業家樊孔周創辦的，裏面還設有免費讀書的地方。與傳統木刻書相比，二酉山房還銷售當時有進步意義的新式書籍，比如《天演論》《民約論》等，樊孔周還在卧龍街上創辦了昌福印刷公司，四川從此告別了傳統手工木刻印刷。

在四川本土書商以外，從上海進入成都發行“洋版”書籍的商務印刷館、中華書籍也在學道街附近開店，販賣新書。學道街是成都歷史上一條名副其實的文化街。

^[1]  “成都無線電機械學校”的前身——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工科高級中學校就坐落於此，在1935年7月以前，它被稱為四川省工業學堂。四川省立成都第一工科高級中學校佔地約20畝，接收了四川省立工學院遺留的全部房舍與教學設備。除了擁有20匹馬力的瓦斯機和十幾台機牀的實習工廠，還有一個綜合模型館，其中陳列着各種典型機構、冶金標本，以及各專科課程的演示教具儀器，內容豐富，全是從國外買來的。 ^[1] 

“大同中學”也曾坐落於學道街，後來遷到茶店子，變成了成都20中學。1938年的地圖上可以看到學道街不僅僅有學校，還有書社。成都的舊書業相當發達，早在清末時期就已發展成圖書發行業中的專門部分。清末成都學道街有專營舊書店十多家，東大街、鹽市口附近有舊書攤數十處。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成都舊書業達到巔峯，西玉龍及附近玉橋是當時全國有名的古舊書籍一條街，加上青石橋街等處共計舊書店不下一百家。 ^[1]  成都市學道街曾是清代四川最高教育機構所在地，亦是成都近代印刷出版業的聚集地。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