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業堂

“襄陽城南，有座學業堂……”央視頻道和襄陽電視台播出的紀錄片《襄陽好風日》，其中就提到了學業堂。

在紀錄片中，襄樊學院葉教授是這樣講述學業堂的：“當時，學業堂的檔次非常高，它是漢末到三國時期全國最高學府。全國的很多圖書典籍都集中於此，很多大儒都在這裏講課……”而開創這一局面的，正是劉表。

劉表是儒生出身，所以對教育十分重視。學業堂建成後，他聘請大批名士如司馬徽、宋忠等當教師，還親自編撰古文經學教材，對古文經學的光大起到很大作用。當然，此時的襄陽不僅僅只有一個學業堂。學業堂是官學，除了官學，私學也興盛，使得襄陽成為當時全國的文化學術中心。也正因為如此，南來北往的名士鴻儒才紛紛湧向荊州(這裏荊州指治所襄陽)，史書載“蓋有千數”。

《三國志·劉表傳》注引王粲《英雄記》曰：“表乃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亦作宋衷)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據王粲《荊州文學記官志》載，劉表設立的官學規模宏大，講授的儒士有三百餘人，《劉鎮南碑》記載説“吏子弟受祿之徒，蓋以千計。洪生巨儒，朝夕講誨，誾誾如也，雖洙泗之間，學者所集，方之蔑如也。”

那麼，當年的學業堂究竟在什麼位置呢？晉宏忠教授推斷，根據史料記載，應該在今南湖賓館一帶。這與乾隆《襄陽府志》記載的“城南二里”也似乎吻合。南湖賓館依水而建，北靠城牆，南面是西南諸峯。山、水、城相圍繞，的確是讀書的好去處。只可惜，因年代久遠，這一帶居民並不知道這裏曾經還有一座影響全國的學業堂。

唐長孺先生將荊州州學與洛陽太學進行一番比較後認為，“荊州學校的規模和制度遠遠逸出郡國學校的範疇，不妨説是洛陽太學的南遷”，是“效法洛陽太學而設置的乃是全國唯一的官學”。我市的文史研究者認為，劉表此舉在當時的荊州乃至全國都前所未有，可謂開一代風氣之先，在中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荊州官學在修訂經書、重新編訂官學教材的同時，還蒐集大量圖書。《劉鎮南碑》雲：“求遺書，寫還新者，留其故本。古典墳集，充滿州閭。”董卓之亂時，洛陽官府藏書全部毀滅。官學收集的圖書加上南來荊州的儒士們攜帶的私人藏書無疑使荊州的藏書位居全國之冠。劉琮降附曹操後，這批珍貴的圖書為曹操轉運至鄴。荊州官學保存、蒐集、整理的這批文化典籍，致使“喪亂中經籍不遂泯絕。”

當然，荊州官學的設立，無疑培養了大批經世致用的人才。荊州學派的很多成員後來成為曹魏、蜀漢、孫吳三國政權中的骨幹，如曹魏政權中的劉廙、傅巽、徐庶、王粲等；蜀漢政權中的龐統、諸葛亮、尹默等；孫權政權中的潘浚等。他們在三國政治舞台上演了一幕幕驚心動魄的活劇，對後世政治思想文化

產生了深遠影響。

為此，北方大批人民來此避難，其中僅來自北方的士人就有幾千人，“關西、兗、豫學士歸者蓋有千數。”一時間，荊州城裏，名士雲集，豪傑薈萃。劉表給這些讀書人以優惠政策，經濟上接濟、政治上錄用，使之成為他治理荊州的社會基礎。同時，發揮他們的文化優勢，恢復州立官學，加強儒家思想教化以穩定人心。“遂起立學校，博求儒術”，形成了中國學術史上承前啓後的荊州學派，進而使襄陽成為東漢末年的學術中心。

關於荊州官學的具體位置，史料失去了記載。有學者認為“學業堂”可能就是荊州官學。關於學業堂，記載較早的是南宋王象之《輿地紀勝》，該書卷八十二“學業堂”條載：“孔明讀書之所，謂之學業堂，在江之南。”明萬曆《襄陽府志》對位置説的較為具體：“學業堂，遺址在城南二里。諸葛亮在此求學。”清代魯之裕修《湖北下荊南道志》卷六《勝蹟》：“學業堂，城南二里，諸葛武侯讀書處。”稍晚的乾隆《襄陽府志》卷5古蹟載：“學業堂，城南二里。傳為漢諸葛武侯讀書處，今廢。”作為官學經師的司馬徽後來力薦孔明、龐統，應該是在二人學習期間慧眼識才的。

當然，荊州當時除了官學，司馬徽、龐德公等名士也開私學授徒，學業堂也可能為私學之所。但不管如何，我們都可以這樣認為，卧龍、鳳雛等人正是因為在漢末荊州城濃厚的學術傳統裏侵淫，才有了滿腹經綸之才、經天緯地之能。

漢代官學分中央和地方兩種。中央官學主要為太學，設五經博士為教官，分經講授。漢平帝元始三年(公元3年)頒佈地方官學學制，要求各級政府普遍設學，但此制度並未切實貫徹。東漢末年，由於戰亂頻起，朝綱紊亂，太學及地方官學更是名存實亡。劉表打破了東漢官學體制，不僅在荊州設置學校，而且學校建制模擬太學，古今史家均給予積極評價。

兩漢經學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之分。漢武帝所立五經博士皆為今文經學，今文經學長期壟斷漢代官學。後今文經學逐漸陷入僵化和煩瑣，且又與讖緯結合，流於妄誕。儘管東漢時古文經傳習日益流行，但沒有取得官學地位。荊州官學中，宋衷(亦作宋忠)、司馬徽等人講授古文經學，他們不僅確立了古文經在荊州官學中的地位，而且發揚了古文經簡明求實，注重義理的學風。唐長孺先生經考證，認為劉表開立學宮“也不妨説為古文《易》立於學宮之始”。劉表還命“纂毋闓、宋忠撰立五經章句，謂之《後定》。”他們對經書進行刪繁就簡的改造，“刪劃浮辭，芟除煩重”，即有抹殺舊作，自立新規之意，這就是所謂“後定”。史家據此認為，“荊州官學中形成以宋忠為首的繼承逵、馬融以名實為主要內容的與以北方幽州為中心的鄭玄學派相抗衡的新的學派——荊州學派”，從而繁榮了學術文化。

建安13年(公元208年)，劉表病逝，荊州瓦解，官學也旋即解體，襄陽被魏國佔領。但晉宏忠認為，以曹操的個性、氣度而言，不致毀掉學業堂。羊祜杜預鎮守襄陽時也應會保留學業堂。因此，學業堂很可能是在南北朝時毀於戰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