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逵方

孫逵方是中國現代法醫學的早期法醫學家之一，安徽桐城派的一員，法國巴黎大學醫學博士學位，並任巴黎大學法醫學研究所法醫師，1931年被舉為法國國家法醫學會會員。1929年(民國十八年)，孫逵方回目籌建司法行政部法醫研究所。至1935年5月，孫逵方接替林幾任法醫研究所所長，直到四十年代末前往法國定居。

孫逵芳，1896年生，安徽壽縣人。孫逵芳青年時期即躋身於中國古文學家行列，成為中國當時著名古典文學派系—安徽桐城派的一員。孫逵芳畢業於北京大學，之後，曾留學法國十餘年，學習醫學與法醫學，獲法國巴黎大學醫學院醫學博士學位、法國法醫學會員和法國巴黎大學法醫學研究所法醫師資格。1930年4月1日，上海租界地法院由我國接收改組，孫逵方醫師被任命為法醫。1935年繼林幾後為第二任法醫研究所所長，繼續培養法醫人才和辦《法醫季刊》。

孫逵芳對法醫學史研究，主要是他與張養吾合作的《中國法醫學史》。該文把中國法醫學史分為三個階段，即《洗冤集錄》未出現以前、《洗冤集錄》出現期和清末以來現代法醫學的輸入期。孫逵方在《法醫季刊》第二期介紹了古代醫學名著《內經》雲：“其死可解剖視之。”及《史記》中《扁鵲倉公列傳》所載：“乃割皮解肌”並提到黃帝時名醫歧伯“內考五贓六腑”，指出我國古代就已有解剖思想。在此我們可知，在二千多年前的戰國時期，我國就已有屍體解剖。孫逵芳的這些論述，不僅對中國法醫學，而且對中國病理學，都是有其積極貢獻的。文中還提到“我國重檢驗，自古已然，禮經所載是證據。孟秋之月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據蔡邕之説，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肉皆折曰斷。瞻焉，察焉，視焉，審焉”。孫逵方也重視研究古代法醫學不足與如何糾正，在《法醫季刊（發刊詞）》中提倡“研究科學問題，須學理與經驗並重”。孫逵方提出“原來的屍格圖案與現代醫學科學圖案解釋諸多不合，不適用於法醫學昌明時代，非可僅以外表傷痕而推定其死因。”他強調要“按照醫學生理學原理，及人體之構造另行訂定。”到1936年，他的學生胡齊飛按照現代解剖學的理論，繪製了人體圖形並標上了相應的解剖學名稱，設計了新的法醫《檢斷書》，並且提出要用國際通用的米制長度單位對人體進行測量。這無疑是科學的改革。孫逵芳認為，長期來，中國法醫學“頗少進境”，“茲值收回法權之際，為杜外人口實計，為吾國法醫前途計，改善檢政，培養法醫人才，實為當今急務。”當時雖在培養現代法醫人才，但因“人才經濟兩感缺乏”而“不能造就大批人才以求普及”，在林幾培養第一期法醫研究員後繼續培養第二、三期研究員。孫逵芳的我國法醫學史三個階段學説，把清末法醫學從古代法醫學中剝離出來，認為此階段在培訓、法律、科技和國外輸入都與古代有所區別，他的這一學術思想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1935年9月，孫逵方提出“原來的屍格圖案與現代醫學科學圖案解釋諸多不合，不適用於法醫學昌明時代……非可僅以外表傷痕而推定其死因。”他強調要“按照醫學生理學原理，及人體之構造另行訂定。”到1936年，胡齊飛按照現代解剖學的理論，繪製了人體圖形並標上了相應的解剖學名稱，設計了新的法醫《檢斷書》，並且提出要用國際通用的米制長度單位對人體進行測量。這無疑是科學的改革。

他認為，長期來，中國法醫學“頗少進境”，“茲值收回法權之際，為杜外人口實（舌）計，為吾國法醫前途計，改善檢政，培養法醫人才，實為當今急務。”當時雖在培養現代法醫人才，但因“人才經濟兩感缺乏”而“不能造就大批人才以求普及”，根據此實際情況，同時又為“顧及檢驗吏的生活起見”，他提出“擬將各省檢驗吏擇其通達文理者，陸續調所訓練，將洗冤錄中方法何種吻合科學，可適於用，何種不適於用，逐條詳為剖析，並授以簡易科學，俾其得有法醫常識，以為逐漸改善檢政之基，似此更番調換……則檢政前途庶有發揚光大之日。”（見《法醫月刊》19期70頁）。（注：這種一方面培養現代法醫人才，一方面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對原有“通達文理”的“檢驗吏”不斷培訓以更新知識的方案，是切合實際的方案；並且不再稱“仵作”而稱“檢驗吏”，還為了“顧及檢驗吏生活”而不將他們一腳踢開，應承認其相當的“人情味”；而且，對《洗冤集錄》不是全盤否定，是正確的觀點）1936年，《法醫月刊》改名為《法醫學季刊》。孫逵方在《發刊詞》中提倡“研究科學問題，須學理與經驗並重”，使讀者“可兩相對照，無偏重學理或經驗之弊。”《季刊》由孫逵方、張養吾、趙廣茂、温承翰、祖照基和鄭子華組成編輯部。在《季刊》上發表了一批論文和研究成果，如《槍創之法醫學觀察》《強姦之確證》、《精子、人血化學鑑識的新途徑》等。

除了他與張養吾合作的《中國法醫學史》，在雜誌中發表的論文有《外傷性頭骨破裂》、《蚊污與血痕之鑑別法》、《肉食動物在屍骨上所留之痕跡》、《先天性大動脈狹窄與急死》、《死之研究》、《字跡鑑定實例》等。在《死之研究》中，他詳細介紹了早期和晚期屍體現象、死亡的分期、假死的區別等，還介紹了國際上不少學者對於肝內葡萄糖含量在認定“慢死”和“速死”價值上的不同論點：一種觀點認為，“慢死”的肝內無糖，“速死”的可在其肝內檢出大量的糖，因此可根據肝內糖的含量多或無，來認定“速死”和“緩死”；另一種觀點認為，肝內糖的含量的多少無法醫學意義。在《法醫月刊》上，孫逵方也有一些論文，有《關於急性砒素中毒腐敗現象之觀察》、《骨質上生前受傷痕跡之持久性》、《處女膜之檢查及其傷痕所在之指示法》。

1935年9月18日招收了第二期法醫研究員（5人：林筱海、沈大鈞、蔣大頤、胡齊飛及黃錫揩）和法醫檢驗員班（25人：仲許（現健在，居住在無錫市）、蔣培組、馬蔭源、譚興、龔自為、王聖眾、朱允中、錢沅、張允任、全萬春、符洪恩、孫世熙、李景傑、俞應康、趙紳、陳志明、汪殿梁、陳禾章、顧仲達、周亞人、鍾國鼎、倪端拱、蕭鍾耿和範樹猶等）。1936年又招收了第三期研究員（陳履告、王效尹等十餘人）。

1936年在上海銀行舉行了法醫學審議會成立大會，由孫逵方任大會主席，特邀國內部分醫學專家參加會議。會議的宗旨是：“文明愈進步，犯罪之方法愈複雜，法醫學之範圍亦隨之而廣泛，現今法醫學上鑑定案件，幾應用全部科學之知識，故以一切學問解決一切案件，自非一、二人之學識所能勝任，應集合多數人之專門學問，始能應付一切。”會上選舉了富文壽、鄺安坤；曹晨濤、王逸慧；趙承嘏、曾廣方；孫逵方、郭琦元分別擔任第一至第四組（即內科組、外科組、理化組和病理組）的正副主任，協助解決國內法醫學疑難案件。

20世紀30年代是中國形成法醫學到新中國成立前，法醫學的鼎盛時期。如果沒有日本的侵入，中國的法醫學應該更好。當時中國最傑出的三位人物是林幾（“吾國法醫，向乏專門研究，墨守舊法。然人類因世界之物質進步、思想發達，而犯罪行為則奇妙新穎，變幻莫測。是以吾國司法檢務，猶如以稚子之制強寇，其不反被制於強寇。”）。孫逵方（“研究科學問題，須學理與經驗並重”，使讀者“可兩相對照，無偏重學理或經驗之弊”）和黃鳴駒（毒物分析家，他指出：“科學進展，日新月異。猛烈藥品，時有發明。其為數之多，在今日已如恆河沙數。安知數年之後，不千百倍於此數。於是毒物化驗之方，不得不隨之進展，而須加以研究。……苟吾人不加以注意，則科學落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