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繼先

1932年8月，任紅二十二軍六十四師連長，之後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第三、四次反“圍剿”鬥爭。

1933年11月，入紅軍學校學習，半年結業後，任江西模範師二團、三團三營營長。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調任紅一軍團第一師一團（先遣團）一營營長，率部參加了四渡赤水、突破烏江、巧渡金沙江等戰鬥。在安順場，他親自挑選並帶領十七勇士強渡大渡河，奪取並控制了渡口陣地，掩護後續部隊渡過大渡河。

1935年10月任陝甘支隊一大隊連長，11月，相繼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作戰，調任紅一軍團第一師一團參謀長，紅三十一軍九十三師參謀長。參加了長征。

任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七七二團參謀長，1938年1月任一二九師挺進隊隊長，3月改為津浦支隊，擔任津浦支隊支隊長，後來擔任山東縱隊第二支隊支隊長，參加了常生口、黃底崖等戰鬥。

1939年5月，日偽軍5000餘人分9路向一一五師駐地泰西陸房合圍“掃蕩”。

1940年8月起，孫調任第二旅旅長，教導第一旅旅長，率部挺進魯南，在沂蒙山區極端艱苦困難的條件下，多次粉碎日偽軍的“合圍”、“掃蕩”。

1943年7月，調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第一分校（山東抗大分校）副校長。次年5月任魯中軍區三分區司令員，9月，他指揮部隊進行葛莊戰鬥，打死日軍300餘人、偽軍500餘人，生俘日軍20人，偽軍360餘人，繳獲兩門炮及槍支彈藥一宗。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了這一勝利消息。

1946年6月，孫調任山東省野戰軍（山東軍區）第四師師長，率部參加了萊蕪戰役。

1947年4月，任華東野戰軍第八縱隊副司令員，5月奉命率部從孟良崮東側秘密插入敵縱深，割裂了敵74師與其友鄰83師的聯繫，完成了對敵74師的包圍。

經激戰2日，全殲敵74師32000餘人。其後又相繼參加了泰安、沙土集、洛陽、開封等戰役。是年底，孫任第三縱隊代司令員。

1948年9月，第三縱隊奉命北上，參加濟南戰役，斃傷敵2400多人，俘1200多人。10月下旬，孫繼先統一指揮兩廣縱隊和冀魯豫獨立一、三旅，擔任佯攻任務。

11月，淮海戰役全面展開，孫率部向邱清泉兵團發起攻擊，阻止其向東增援，保證了華野圍殲黃百韜兵團。當徐州之敵杜聿明集團30餘萬人向蕭縣、永城逃竄之際，他奉命參加追擊圍殲戰鬥，終將敵殲滅於陳官莊地區；此戰，共殲滅和俘虜敵軍3萬餘人。

1949年1月，孫任第三野戰軍22軍軍長。

4月，率軍勝利完成渡江作戰，並一舉解放了舟山羣島。

1950年11月，孫任七兵團兼浙江軍區參謀長。

1951年1月，入南京軍事學院高級系學習，兼任該系副主任。

1953年留任高級系主任。軍事學院戰役系副主任。

1955年9月，孫被授予中將軍銜，榮獲二級八一勳章、一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一級解放勳章。

1957年9月，任中國人民志願軍二十兵團副司令員。

1958年10月回國後，率部開赴大西北。

1962年5月，任國防部第五研究院副院長。

1970年5月，調任濟南軍區副司令員。

1975年8月改任濟南軍區顧問，

1982年6月離休。

1988年被授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一級紅星功勳榮譽章。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五屆委員會委員。

1990年4月病逝。 ^[1-2] 

1958年4月底，孫繼先應周恩來邀請進京參加“五一”節慶祝活動。期間，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春藕齋接見了孫繼先。毛主席關心地問孫繼先：“你從蘇聯人那裏學到了點東西沒有？”孫繼先回答：“學了一點。”那時，孫繼先與基地專家組長謝列莫夫斯基已建立了良好友誼，而謝列莫夫斯基對中國幫助也很盡心。孫繼先從蘇聯專家那裏學到了不少知識。

1966年3月，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等中央領導視察基地。

1958年10月，第二十兵團改稱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二十訓練基地。1959年2月18日，孫繼先和慄在山分別被任命為第二十訓練基地（以下簡稱“基地”）司令員、政治委員。

二十基地的初創，正遇上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性的大饑荒使創業者們原本十分艱苦的生活雪上加霜。當有人提出“先上天還是先生活”時，孫繼先明確表示：二者不應對立起來。搞生產本身就是為了導彈上天，但是花錢要有個度，要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完成基地建設任務。

一次孫繼先召開常委會，他説：“今天不為別的事，請大家算一筆帳。”他説，二十基地除了享受11類地區（北京是6類地區）的工資外，國家還允許享受一定比例的邊疆補貼。兩項加在一起，與在內地工作的同志相比，差不多等於拿雙份工資。“如果我領取這雙份工資，數額將超過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比比貢獻，自己怎能和毛主席相比？”

就這樣，在艱苦創業的精神感召下，在大公無私的精神激勵下，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先後聘請了三批專家共163人），到1960年初，為執行蘇制某型導彈發射任務所必需的特種設備、儀器和勤務保障系統已基本齊全，各種測量器材基本安裝完畢。該年年底，第一期工程基本完成，並交付使用。至此，中國第一個導彈綜合試驗靶場建成。

孫繼先與蘇聯專家共事的日子裏，和不少專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就在1960年8月蘇聯政府單方面撕毀合同，幾天之內撤走全部專家的時候，有些專家還在許多細節上幫助了我們，使基地的建設減少了許多損失。

專家組組長謝列莫夫斯基上校是蘇聯自己靶場的副指揮，是內行專家，什麼都親手幹，手把手教中國人技術，講課也不對中國人“保密”，孫繼先與他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係。

1960年夏季，蘇聯專家駐中國國防部首席顧問巴托夫大將從莫斯科來到北京，接着就乘專機來到戈壁灘，名為看望大家，實為秘密佈置撤離。在歡迎宴會上，這個外號叫“黑泥巴”的大將突然指着謝列莫夫斯基宣佈：“他，明天就要回國了！”

謝列莫夫斯基和孫繼先都怔住了。這個決定太突然了。孫繼先起身對巴托夫説：“大將同志，我們這裏工作剛開始，還沒有履行完合同，謝列莫夫斯基上校怎麼能中途就走?”“黑泥巴”説：“這是上級的決定！”

當天晚上11點鐘，謝列莫夫斯基來到了孫繼先的宿舍，對他説：“發給你們的材料都不能用，管用的都在我的筆記本上。隔幾天，蘇聯的專家都要撤走，各自的筆記本也會統統帶走的。你們趕緊連夜拍下筆記本內的內容，不必挑選，全拍下來。”孫繼先感激地握着他的手，説出了兩個字：“同志”。應當説，這位蘇聯專家組長為中國火箭實驗少走彎路，作出了重要貢獻。多少年後孫繼先説起他，還説那才叫國際主義戰士！

出任基地司令，對孫繼先來説實在是太突然了——

1957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身為志願軍第二十兵團代司令的孫繼先突然接到了志願軍司令楊勇的電話，要他"馬上準備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車回國，接受新任務"。

"什麼任務？"孫繼先問。

"不知道。軍委剛來的電報，你抓緊時間準備，火車票已經給你買好啦！"

軍委調我回去幹什麼？他想來想去，想不出個頭緒。朝鮮局勢沒有什麼新的變化，"新任務"可能與朝鮮前線關係不大……莫非台灣海峽有戰事？那陣子蔣介石一直叫囂反攻大陸，會不會調我到福建前線？

孫繼先帶着滿腦子假設到了北京，一下火車，就見到來接站的人，來人説：請到總政治部肖華副主任的辦公室。

肖華見孫繼先來了，熱情地把他拉到沙發上坐下。他們是老熟人了，紅軍時就在一起工作過。

"老孫呀，軍委決定讓你回來，毛主席親自批准的，給你一個新任務！"肖華倒是開門見山。

"肖主任，你説什麼任務吧！"

"籌建一個導彈試驗靶場！"

"什麼？靶場？"孫繼先如入雲霧之中。

肖華説："是導彈靶場！美國一直吹噓，他們的兩顆原子彈使日本投降了。朝鮮戰爭期間，他們動不動就用原子彈嚇唬我們，利用核訛詐稱霸世界！雖然我們從來沒怕過這東西，戰略上一直在藐視它，但在戰術上我們必須要重視它，只有儘快製造出我們自己的導彈和原子彈，才能打破美國的核壟斷，粉碎他們的核訛詐。世界已進入原子時代，美、蘇、英、法等國相繼都建立了自己的導彈（火箭）工業，如果我們落在後邊，就會被動挨打！"

孫繼先聽明白了。沉吟片刻，他説："我是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對搞這麼尖端的科技、這麼重要的工作，我是一竅不通，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肖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帶兵打仗的呀！"

肖華説："軍委覺得你能勝任，才叫你從朝鮮回來。聶帥還要和你談。"

第二天，張愛萍將軍把孫繼先邀到辦公室見面，簡要地交代了一下任務，就帶他到了聶榮臻元帥家裏。聶帥將中央的部署和決定向他作了傳達，並語重心長地説："這可不是當年的二萬五千里長徵，不是強渡大渡河！這是尖端科學！是要下一番苦工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們現在就是要走科技事業的長征路，要爬尖端科學的雪山，渡新時期的大渡河！這是關係軍隊和國家未來發展前途的大事，這個重要任務，對我們是一次新的考驗，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完成好這個任務。"

孫繼先一直是帶兵打仗的人，戰爭年代，首長交代任務他從未退縮過；而如今面臨的任務畢竟不是打仗，而是攀登科技高峯，這不是僅僅依靠一般的智慧和勇氣能解決的問題。因此他沒有像往常一樣回答"堅決完成任務"，而是默默地點了點頭。這在孫繼先的軍人生涯中是不多見的。他在瞭解了我國初創時期的導彈、火箭事業的有關情況後更加感到這件任務非同小可。他再次找到肖華，把心裏話和盤托出。

肖華拍拍孫繼先的肩膀，説："我知道你有些為難之處，事關重大，心裏沒底嘛，可以邊幹邊學嘛！過去我們打仗，不也是邊打邊學會的嗎？叫你幹你就幹，趕着鴨子上架也得幹！我看你一定能幹好！"

就這樣，在毫無思想準備、沒有任何退縮餘地的情況下，孫繼先來到了這個最初叫"靶場籌備處"，別名"炮兵營房工程建築部"的地方。

很快，在北京市東直門外左家莊設了個辦事處，有陸軍、海軍、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雷達兵、電話兵、衞生兵、文藝兵等着裝五花八門的人進出。當地老百姓經常好奇地詢問："你們到底是什麼部隊呀，怎麼什麼樣的軍裝都穿呢？"

有一天，孫繼先來到這裏，正碰上有老百姓在問一個戰士，戰士説："我們是雜牌軍！"

孫繼先自嘲道："我從正經的兵團司令成了雜牌司令了！"

孫繼先曾經和人們説起20基地初創時的情況，他説：“我那時是一個光桿司令，既沒有政委，也沒有副司令，那叫‘伸手派’：要人，要錢，要設備。為要人，我幾乎踏破了總幹部部的門檻。要了政委，要副司令，要各部的部長……”

那時，國防部成立了一個“五部”，部長萬毅負責20基地的管理工作。孫繼先去萬毅部長那裏“彙報”，萬部長心知肚明，説：“你找我，是要人要錢。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錢，我到哪裏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總政治部要。要錢嘛，恐怕找總長也不行，總長拿不出那麼多錢，只能去找總理了！”

孫繼先又到羅瑞卿那裏“彙報”，羅總長倒乾脆，説：“我們一起去找總理吧！”

總理對發展我國的導彈事業非常重視，在經濟狀況相當緊張的情況下，一下子批了5個億。主要用於基地的基本建設，包括修專線鐵路、軍用公路和全部設備的安裝費用等等。

孫繼先用了大量的精力來“要人”。總幹部部對他提名的幹部，在嚴格政審的前提下，基本上是開綠燈的。原空三軍政委慄在山被孫繼先要來了，而且破格從正軍提拔為正兵團，被任命為基地第一任政委。廣州軍區參謀處處長李福澤不想來，也被他拉來當了副司令……

除了軍事技術人員外，還必須根據專家的要求選調專業人才。前蘇聯專家提出需要調進一些懂得光學的人才，如果實在沒有，調一些會照相的人也行。為此，孫繼先曾從北京的八一電影製片廠和上海、東北等地選調了一批專門照相的人。這些人經過自學，後來為進行導彈實驗，在拍片、觀測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那時一進入基地，就幾乎與世隔絕。寫信、與朋友交往都不允許泄露基地的情況，通信地址一律用代號——蘭州市×××信箱。孫繼先本人在戈壁灘工作期間，從未在公開場合下露過面，國外情報機構尋不到他的蹤跡，便説：“此人下落不明。”他的家人雖知他在西北工作，但誰也不知在什麼具體地點，具體幹什麼工作，更沒有一個親屬跟他去過一次基地。

1959年2月18日，國防部長彭德懷簽署命令：“奉國務院總理周恩來1959年2月5日命令：任命孫繼先為20訓練基地司令員。”至此，孫繼先奉命組建的導彈試驗靶場部隊，成為我國最早承擔陸、海、空三軍各種類型導彈試驗任務的綜合型發射試驗部隊。

用北京建人民大會堂的材料，建西北的人民大會堂

定點額濟納旗後不久，周恩來總理連續兩次召見了孫繼先。當時，蘇聯的導彈發射裝置陸續運到基地，其中地對地、空對空、地對空、空對艦、艦對岸等發射裝置，用於跟蹤測量方面的裝置，如：KT—60、KT—50等也運到。總理詢問什麼時候能搞好靶場？什麼時候能發射？孫繼先一一作了回答。總理又問起當地的社會情況，孫繼先彙報説：“當地只有800多人口，經濟文化比較落後，額濟納旗的蒙古族牧民為了支援國防建設，他們把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荒漠綠洲讓了出來，在旗政府的率領下，捲起了帳篷，趕着牛羊，扶老攜幼，遠遷他鄉……”總理再三囑咐孫繼先一定要把基地的工作搞好，同時又一再囑咐他一定要把民族團結工作做好。

後來在鐵路和公路工程緊張施工的時候，總理又不止一次地詢問孫繼先：公路修得怎麼樣了？鐵路何時通車？什麼時候能發射？等等。基地大規模的施工建設即將結束時，總理最關心的便是飛機場的修建情況，經常詢問飛機什麼時候可以在基地着陸等問題。那陣子，孫繼先經常就基地建設中的一些具體情況和麪臨的困難、問題，向總理如實地彙報，總理對基地建設的進展情況瞭如指掌。所以孫繼先説：“我們基地的建設沒有總理的直接關懷是建不成的。”

有一次，孫繼先聽説北京建人民大會堂剩下些邊角料，便説：“總理，能不能把這些邊角料給了我們？”總理説：“你要它幹什麼？”“我們在那裏安家，想建個基地禮堂。”總理説：“好哇，批給你們。”不久，這批材料運抵“東風”（基地所在地名）。孫繼先專為此事開了一個會。他説：“我向總理要來了建人民大會堂的材料，我們在基地建一個禮堂，要一流的設計，一流的施工質量。再過三十年也不落後。”因此，人們説孫繼先要建西北的人民大會堂。他説：“就是要有人民大會堂的質量。”

不久，一座漂亮的禮堂拔地而起，在當時的西北地區首屈一指，堪稱建築精品。直到20世紀80年代初，在西北仍屬先進之列。可惜，一場突如其來的大火，把這座禮堂的頂蓋和木質結構化為灰燼，但它的地基和四壁卻完好無損，人們在原基礎上又重建了一座禮堂。可見，當年的設計水平、施工能力和建築質量是多麼的優秀。

1960年夏，基地早期基建工程的任務完成後，工程兵司令員陳士榘想到自己的部隊連個像樣的營房都有沒有，就下令，撤離基地的工程兵將剩餘建材全部帶走。就在他們裝車的時候，二十基地的官兵報告了孫繼先。孫繼先把副司令員李福澤找來，説：“他們要把東西都拉走？”李福澤説：“東西是二十基地的，不是他工程兵的，拉走，沒門！”孫繼先説：“你立即去把“東風”至清水的軍用鐵路線給封了。”李福澤指揮重兵，攔住運料軍列。雙方形成僵局。陳士榘一個電話打到副總參謀長楊成武上將那裏，説二十基地攔他們的車，楊成武把電話打到孫繼先那裏問情況。結果陳士榘、孫繼先各説各的理，互不相讓。最後，楊副總長説：“兩個兄弟部隊總不能打起來吧？這樣吧，孫繼先你先放行，再解決爭議。”孫繼先不服，説：“楊副總長，服從命令可以，這事情怎麼解決？”“總部立即派人調查。”

孫繼先下令撤走了部隊。陳士榘急忙將部下拍攝的大批反映工程兵指戰員在極其艱苦條件下工作和生活的照片，帶到了總部首長那裏，要求總部首長允許將二十基地基建“剩料”撥給工程兵建營房。

“官司”打到總參謀長羅瑞卿那裏，決定讓陳士榘將“剩料”原數退還二十基地，並十分嚴厲地説：“國家供給二十基地的建材是不允許隨便挪用的，本來運進去就不容易，又把它運出來，下一步二十基地的建設怎麼搞？！如果陳士榘執意不退還這些‘剩料’，那他就是竊國大盜！”最後，陳士榘如數退還了“剩料”，了結了這場糾紛。

其實，陳士榘和孫繼先的私人感情一直很好，陳司令員很讚賞戰爭年代自己手下的這員戰將，孫司令員也一貫敬重這位身經百戰的老上級。這個時候，他們沒有為了自己個人的利益而鬧彆扭，而是為國家、為士兵的利益發生爭執的。事後，他們言歸於好，友誼長存。只是孫繼先去世後，陳士榘對孫繼先的兒子説：你父親什麼都好，就是脾氣大！

二十基地的初創，正遇上三年困難時期。全國性的大饑荒使創業者們原本十分艱苦的生活雪上加霜。此時的孫繼先將軍作出過不少的驚人之舉：一天，孫繼先召開常委會，他説：“今天不為別的事，請大家算一筆賬。”

他説，“二十基地位除了享受11類地區（北京是6類地區）的工資外，國家還允許享受一定比例的邊疆補貼，兩項加在一起，與在內地工作的同志相比，差不多等於拿雙份工資。如果我領取這雙份工資，數額將超過毛主席等國家領導人，比比貢獻，自己怎能麼和毛主席相比？”他明確表示：國家面臨困難時期，他只按當地標準拿工資，別的補貼一分不拿。司令員不拿，別人誰還敢領？於是，二十基地的官兵只拿當地的工資，不再另要邊疆補貼了。直到國家經濟狀況好轉以後，二十基地才恢復邊疆補貼。對此，人們褒貶不一，孫繼先本人到死不悔。

他召開基地黨委會，請來了一個司務長。他説：“今天我們請他講講外出採購的情況。”原來，這位司務長路過甘肅省境內的一個村莊，發現村裏死氣沉沉。甚至有人餓死在街上，青壯年身體虛弱的難以出門，不少人已躺在牀上餓得奄奄一息。孫繼先説：“從明天開始，組織部隊輪流到這個村去看一看，回來後就知道應該怎麼辦了。”

於是一場自發的募捐活動開始了。孫繼先和基地的領導帶頭捐了糧票和衣物，指戰員們把自己原本就十分緊張的糧票和油票捐給生命垂危的饑民。有的同志自己本身就營養不良，甚至患了夜盲症或浮腫過多次，也從自己的口糧中扣出一斤、兩斤給饑民；有的同志剛結婚，就把自己新婚的紅毛衣和花被子捐了出來……看到這樣的場面，孫繼先臉上有了點表情，説：“這才是二十基地作風！”

他的秘書因營養不良腿腳浮腫，體檢時發現轉氨酶增高，秘書怕自己的病傳染給他，有意與他保持距離，他説：“沒有關係，我回北京吃點好的，抵抗力就上來了。”秘書跟他回到北京家裏一看，才知道司令員説的是假話。他上中學的長子十四五歲，已連續三次發生浮腫；七十高齡的老父親和妻子也得了浮腫病。孫繼先飛機上發的黑麪包（陪同蘇聯專家才有）自己沒有吃，帶給了老父親。看到這一切，秘書含淚走開了。

人們記得，孫繼先將軍帶着基地第一代領導在戈壁灘上修建水庫的情景；人們不會忘記為解決生活問題，他組織打黃羊時的身影；人們都可以看到他主持制定的《關於開展大生產運動的決定》。要求：“多種植高產作物，要切實精耕現有熟地，同時要完成已分配的開荒數字，為部隊生產基地打下基礎。”同時強調：“生產中要注意和地區綠化工作相結合，要按規劃開荒，保存林木草原，不得濫加砍伐……。”在下達的生產指標中，要求部隊“達到蔬菜全部自給”，對糧、油、畜等也規定了指標，其中“進行養兔試點”的要求，鬧出了一段笑話：

當年，在中央新聞電影製片廠拍了一部科教片，描述了一個農村姑娘用放養的辦法養雞，既節約飼料，又能多下蛋，這個姑娘只要一吹哨子，滿山遍野的雞就跑了過來，人稱這個姑娘為“雞司令”。孫繼先看後產生聯想：這戈壁灘到處都是兔子能吃的沙棗樹和駱駝刺，兔子繁殖力那麼強，何不從幼兔開始吹哨放養，如能成功，既節省了喂兔的菜，又增加了兔肉產量，何樂而不為呢？他指示後勤部門試一下放養喂兔的方法，後勤的同志説：兔子與雞的本性不同，一吹哨就會嚇跑的，根本搞不成“兔司令”。他説：“你不試怎麼知道不行？”人們只好去試驗，他也參加這種試驗。結果顯然是失敗的，但他的良苦用心和急迫心情誰能不理解呢？

1957年10月下旬的一天，身為志願軍第二十兵團代司令孫繼先突然接到了志願軍司令楊勇的電話，要他“馬上準備一下，明天一早坐火車回國，到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那裏接受新任務”。

孫繼先到了北京，一下火車，就直奔總政治部副主任蕭華的辦公室。蕭華見孫繼先來了，熱情地把他拉到沙發上坐下；他們是老熟人了，紅軍時就在一起工作過。“老孫呀，軍委決定你回來，給你一個新任務。報告送給毛主席，毛主席説你是個能打硬仗的人，就親自作了批示。”蕭華開門見山地説。“蕭主任，你説什麼任務吧!”“籌建一個導彈試驗靶場!”肖華接着説：“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動不動就用原子彈嚇唬我們。雖然我們在戰略上一直藐視它，但在戰術上我們必須重視它，只有儘快製造出我們自己的導彈、原子彈，才能打破美國的核壟斷，粉碎他們的核訛詐。美、蘇、英、法等國相繼都建立了自己的導彈工業，如果我們落在後邊，就會被動挨打!”孫繼先沉吟片刻説，“對這麼尖端的科技，我是一竅不通。蕭主任你知道，我一直是帶兵打仗的呀!”蕭華説，軍委覺得你能勝任，才叫你從朝鮮回來。

孫繼先確實是能打硬仗，關鍵時候他能上得去。就説長征途中的強渡大渡河吧，他是18勇士中的一員。那天，他領受任務後，跑步來到安順場。在半山腰的一個煤棚裏，他見到了臉色嚴峻的劉伯承和聶榮臻。劉伯承説：“一營長，現在給你下達任務：一、消滅安順場的守敵。二、以最快的速度找到過河的船。三、立即過河。四、過河後迅速搶佔灘頭陣地，掩護後續部隊過河。每完成一項任務，點一把火為信號。”在團長楊得志的率領下，孫繼先從二連選了十七名勇土，用僅有的一條小船開始渡江。第一船過去了九個人，第二船上去了八個人，孫繼先跳上船指揮。十八勇士從安順場強渡大渡河，打開大渡河的第一條通道。

從蕭副主任那裏出來後，聶帥還要和孫繼先談談。由張愛萍將軍領着孫繼先到聶榮臻元帥家裏。聶帥將中央的部署和決定向孫繼先作了傳達，並語重心長地説：“這可不是當年的二萬五千裏長征，不是強渡大渡呵！這是尖端科學！是要下一番苦功夫才能攀登上去的。我相信你一定能夠完成好！”

從聶榮臻那裏回來，蕭華又向孫繼先介紹了具體情況：“去年（1956年）10月，國防部成立了第五研究院，就是專門研製導彈的。不久前從美國回來的專家錢學森在那裏負責組織研究工作。他們是第一道手續，搞研究工作；你們是第二道手續，研究出來進行實驗。你的任務就是組建實驗靶場。”“錢學森是美國最早進行火箭技術研究的六個成員之一，他放棄了優越的科學試驗條件和優厚的生活待遇，毅然從美國回到祖國，決心以自己的知識報效祖國。美國海軍部次長金布爾曾説過：‘我寧願槍斃他，也不讓他回中國。無論在什麼地方，他都值五個師。隨後，他就把錢學森監禁了起來。後經周總理、陳毅外長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將錢學森一家接回了祖國。”

蕭華告訴孫繼先，聶榮臻元帥和陳賡大將專門去了一趟蘇聯，簽訂了一個新技術協定，蘇聯同意幫助我們搞“兩彈”。他們的專家説，靶場要有地對地、空對空、艦對艦、地對空、地對艦、艦對岸、空對地等專業，他們將派48個專家分別到這些專業部門當顧問，中國也要有40多個專家與他們搭配。我們的專家已陸續調來一些，住炮兵大院東樓辦公，暫掛‘炮兵營房工程建築部’的牌子，主要是為了保密。“今後組建過程中還需要什麼人，你可以從二十兵團裏選調。”“二十兵團還在朝鮮呢!”“他們馬上就會回來的！”就這樣，孫繼先受命承擔了對國防現代化建設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任務——籌建第一個導彈試驗基地。

1958年1月18日，在料峭的寒風中，孫繼先隨炮兵司令員陳錫聯、總參作戰部部長王尚榮以及蘇聯專家組組成的 。

導彈試驗靶場勘察小組乘坐專機從北京出發，先向北到東三省，再飛內蒙古坦蕩的草原，到寧夏、甘肅、新疆的無垠沙漠，從上海至青島一線的海灘，到大西南崇山峻嶺……分別對陸上、海上靶場場址進行了空中和地面勘察。經歷一個多月的考察，最後採納了蘇聯專家意見，決定定點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地區（位於甘肅酒泉附近）的一塊地方。

1958年3月11日 ^[5]  ，孫繼先按照中央軍委的號令，率部進駐地處戈壁灘的場址。他第一次來到了戈壁灘，真正見識了“風吹石頭跑，遍地不長草，天空飛鳥絕，大雁不落腳”的景象。在額濟納旗政府所在地“青山頭”，孫繼先指着一片綠蔭問：“這裏為什麼是綠的?”同行的人告訴他，祁連山融化的雪水從較深的地層流經這裏滲了出來，使這座孤零零的小山頭披上了綠裝。

他沉思良久，説：“這叫我想起在南京軍事學院時劉伯承元帥提出的口號——‘幹在石頭城，埋在紫金山!’我今天也提一個口號——幹在戈壁灘，埋在青山頭。”（1990年他去世後，他的家人遵照其遺願，把他的骨灰埋在了“青山頭”一側的烈士陵園。）在孫繼先受命組建導彈實驗基地任務時，國防部成立了一個“五部”。部長萬毅負責二十基地的管理工作。孫繼先去萬毅部長那裏“彙報”，萬部長心知肚明，説：“你找我，是要人要錢。我既不管人又不管錢，我到哪裏去弄啊?你要人，就直接去總政治部要；要錢嘛，恐怕找總長也不行，總長拿不出那麼多錢，只能去找總理了！”

孫繼先到羅瑞卿那裏“彙報”，羅總長説：“我們一起去找總理吧!”總理對發展中國的導彈事業非常重視。在經濟狀況相當緊張的情況下一下子批了五個億，主要用於基地的基本建設，包括修專線鐵路、軍用鐵路和全部設備的安裝費用等等（這裏不包括購買蘇聯設備的費用，購設備屬國家大項目，是由基地報計劃，由外貿部出錢購買）。當時，周恩來總理、羅總長用了很大精力親自抓基地建設。並表示，“國家有再大的困難，也要保證基地的建設”。

在基地創建初期，孫繼先用了大最的精力來“要人”。總幹部部對孫繼先提名的幹部，基本上是開綠燈的。原空三軍政委慄在山被孫繼先要來了，被任命為基地第一任政委。廣州軍區參謀處處長李福澤，也被他調來當了副司令。

後來，部隊院校自己培養的大學生陸續分配到基地，特別是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和西安軍事電訊工程學院畢業生的到來，為基地的技術力量增添了新的血液。 ^[3] 

1960年8月，蘇聯單方面撕毀合同，撤走專家，斷絕援助，使我們的導彈試驗部隊面臨最艱難、最嚴峻的時刻!剛剛建起來的火箭發射場，有許多儀器和設備將被擱置沙海之中；不少設施建了半截被迫停了下來；主要技術資料和圖紙全被蘇聯專家帶走……

然而，二十基地的創業者們以加倍的努力來克服這些困難，他們決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好導彈發射試驗任務!由於準備充分，1960年9月3日，羅瑞卿總長親自批准了P一2地對地導彈的發射計劃。9月10日清晨，孫繼先繞首區3號發射場轉了3圈，他要從最壞的方面作好準備！他又來到了消防隊，作了最後一次試前檢查。7時42分，點火按鈕啓動，伴隨着一陣震撼大地的轟鳴和尾部燃燒的火光，導彈騰空而起，7分鐘後，準確地擊中了彈着點的目標。成功了！

在蘇聯專家撤走後17天，二十基地用自己的液氧，成功地發射了第一枚地對地導彈。第一枚使用國產燃料發射的地對地導彈試驗成功後，整個二十基地又立即投入了第一枚國產地對地導彈發射試驗緊張的準備工作。

一天晚上，孫繼先接到了周總理的電話。總理説：“錢學森同志要親臨發射現場進行技術指導。我們的國寶——錢學森同志就交給你啦，你一定要保證他的安全!”孫繼先知道，蘇聯在進行火箭發射試驗時，曾經有過幾次液氧爆炸事故的教訓。這回中國第一次用自己生產的液氧發射國產的地對地導彈，必須保證萬無一失。

1960年11月4日，聶帥和錢學森同機飛抵二十基地。在孫繼先等基地領導人的陪同下，他們視察了技術陣 地和發射場，在詢問了每一個關鍵性的細節後，聶帥十分關切地問道：“能不能準時發射?”“不會推遲!”孫司令員回答。錢學森又提醒道：只有搞好預測，才能避免失敗，因為這是科學。

為了保證萬無一失，孫繼先已組織過多次檢測工作，對這次發射試驗，他早就胸有成竹了！1960年11月5日晨，撤離場區的警報機響了，孫司令員陪同聶帥、錢學森等進入了敖包山指揮所……“三十分鐘準備!”“十分鐘準備!”“一分鐘準備!”“點火!”“隆隆”巨響，震撼着荒原。中國自己生產的導彈“東風1號”在滾滾氣浪中騰空而起，飛向大漠深處。幾分鐘後，導彈在預定彈着區爆炸，騰起沖天的煙柱!“成功啦！”“成功 啦!”基地沉浸在一片歡呼聲中。

聶帥緊緊握着孫繼先的手，激動地説：“我們成功了，謝謝你，感謝基地。感謝基地全體參射人員。你們為祖國爭了光，爭了氣！……這是解放軍軍事裝備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此以後有了自己的導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