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文學説

孫文學説(3張)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

《孫文學説》前有自序，繼分八章；第一章：以飲食為證；第二章：以用錢為證；第三章：以作文為證；第四章：以七事為證；第五章：知行總論；第六章：能知必能行；第七章：不知亦能行；第八章：有志竟成。

是指人類從動物界脱離出來以後的發展過程。孫中山認為，人類進化的目的是解除世界上存在的各種痛苦，實現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他反對把“物競天擇”的原則應用到人類社會，旗幟鮮明地反對社會沙文主義，有非常積極的現實作用。但他把人類進化的原則説成是“互助”，則是一種歷史唯心主義的觀點。

孫中山是中國哲學史上第一個出於革命需要而探討知行問題的思想家。他為革命力闢傳統的“知易行難”説之非，主張“知難行易”，要人們敢於行，積極投身革命實踐，這對鼓舞革命黨人的鬥志，起了一定的積極作用。“知難行易”的知行觀的提出，展開了中國近代認識論上的革命，把中國唯物主義的知行觀推進到一個新階段。同時也應指出，從純粹的理論角度看，知和行的關係不是用難易所能衡量和説明的，因而用“知難行易”來解釋知行關係並不是很科學的。

《孫文學説》 又名“知難行易學説”，是一部哲學思想書籍，是孫中山思想中《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孫文學説》於1918年12月30日撰寫完成，強調“行之非艱，知之惟艱”，是為“心理建設”。1919年5月20日，《孫文學説》卷一“知難行易”付印，由上海強華書局發行。吸取了西方機械唯物主義和自然科學知識，宣傳進化論的自然發展觀，認為自然界和人類都是一個由低級到高級不斷髮展進化的過程。認為世界的進化分為三個時期：其一為物質進化時期，其二為物種進化時期，其三為人類進化時期。“物質進化”是指宇宙的形成和發展。孫中山以中國傳統的作為宇宙本體的“太極”概念當作西方19世紀自然科學界提出的物質性的“以太”的譯名，認為物質進化是由於以太運動而產生電子，而形成元素，而聚為物質，而形成地球的不斷前進的過程。這種看法堅持了宇宙本源問題上的唯物主義，又超出了中國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水平。“物種進化”是指生物進化的階段。孫中山把細胞理論和生物進化論結合起來，認為整個動植物有機體，以至於人類，都是由細胞即“生元”發展而來的，按其所固有的變化能力和進化規律，經過物種的生存鬥爭，自然選擇，新陳代謝，不斷由簡而繁地發展。這種對生物發生和發展的解釋是唯物主義的進化論的觀點。

為解釋精神意識的來源問題，孫中山提出“生元有知”，認為生元是有“知覺靈明”的，這一提法模糊了生物和人類的本質區別，把作為物質高度發展的神經系統和人腦才具有的知覺和思想歸結為一切細胞都具有的屬性，是機械的形而上學的觀點，更推進了文明發展。

最重要的是提出並系統論證了“知難行易”的認識論學説，這也是孫中山哲學思想的最精彩部分，即他的進化論的唯物主義知行學説。孫中山認為，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之一，是一些革命黨人思想保守，意志衰頹，對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方略產生了嚴重的懷疑和動搖，因而引起革命隊伍分化。這些人的理論依據便是“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傳統理論，他們認為孫中山的理想太高，在中國行不通，百般抵制孫中山提出的許多革命主張。保皇黨人也是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因而反對革命。可見這種學説在當時已經不同程度地成了反動派、資產階級右派、改良派和革命隊伍中的蜕化分子用以反對革命的理論基礎。“知之非艱，行之惟艱”的原意是“知”並不難，問題的關鍵是把“知”見諸“行”，知之是為了行之，知而不行是最大的禍害，是在知先行後的前提下強調知行一致，反對知行分離，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知易行難”的思想卻被封建統治階級及其思想代表奉為永恆不變的絕對教條，成為保守、盲從、因循守舊的封建意識形態。孫中山認為他在革命實踐中遇到的最大的思想理論上的禍害就是這種思想及其與之相近的王守仁的“知行合一”學説。他認為，這種思想的流弊是：因為“知易”，所以就想先求知而後行，但一遇困難，就不去求知了；因為“行難”，所以不知就固然不去行，而知之又不敢行，則天下事就無可為者了。結果是，既不能求得真理，又不能有所行動。因而當務之急是從認識論的高度搞好革命黨的“心理建設”即思想建設問題。

為了論證“知難行易”説，《孫文學説》把“行”即實踐提到認識論的突出地位，提出“行先知後”説，強調知來源於行，這是孫中山唯物主義反映論的一個顯著特點。書中以飲食、用錢、作文、建屋、造船、築城、開河、電學、化學等十事來證明行先知後的思想，證明獲得真知需要一個艱難的行的歷程，行是人類進步的最大動力，是促進人類文明的原動力。在行和知的關係上，行是佔頭等地位、起決定作用的方面，知是由行派生的。《孫文學説》中的知，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所需要的社會科學知識、自然科學知識和資產階級革命的理論；行則已初步包括人類的廣泛的生產活動、科學試驗和資產階級的革命實踐——雖然仍和馬克思主義所講的實踐有原則區別。這種資產階級革命派的知行學説較之古代的知行學説，有着嶄新的內容和形態，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種具有重要意義的進步。“行先知後”的思想是一種主觀能動性質的反映論，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

從超階級的進化論出發，從認識的角度把人分為三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不知不覺。先知先覺者是英雄豪傑，是支配者；後知後覺者是先知先覺的助手；不知不覺的廣大人民羣眾則是“實行家”，只有在先知先覺者的指導下，才能奮起“竭力樂成”。這顯然是資產階級革命家所共有的唯心史觀的表現，由於他們不承認人民羣眾是認識和改造社會的主體，所以必然無法在知行觀中徹底貫徹唯物主義。

從行先知後的基點出發，《孫文學説》正確提出了“以行而求知，因知以進行”，“知”和“行”“進行不息”的觀點。

認為人類在“行”中獲得科學知識，再把“知”用諸“行”，推進“行”的發展。在“行”的基礎上，人的知識隨着宇宙的發展而發展，宇宙事物的發展沒有止境，因而人的認識的進步也永無止境，知和行就是這樣相生相長永不停息的。

不知而行時期，行而後知時期，知而後行時期。這樣就把知和行的辯證統一關係機械地割裂開來，含有機械形而上學的因素。但這三個時期是與人類進化三時期：由草昧進文明，由文明再進文明，進而達到科學昌明時代緊密相連的。在具體論證這個命題時，也兼顧了各個時期知與行的關係，在每一個時期並非只有行而無知，或只有知而無行，而是知和行都進化到了一個較高的階段，證明了人類的認識過程和人類文明進化的歷史過程相一致。因此，這一理論中包含有合理的內核。

《孫文學説》奠定了三民主義的哲學理論基礎，建立了中國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進化論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認識論。由於時代的限制，孫中山當時所論證的仍然沒有超出舊三民主義的範疇，但他的進化論的唯物主義思想，是新三民主義的哲學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