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慎行

孫慎行(1565—1636)，常州人，自幼受身為文學家和抗倭英維的外祖父唐順之的影響，酷愛讀書。他於萬曆二十二年(1594)中舉、次年摘取殿試探花，任翰林院編修。萬曆四十二年(1614)升禮部郎，一度代理尚書。曾數度請假歸裏，精研理學。萬曆四十八年七月，萬曆帝去世，八月朱常洛即位。不久新皇帝患痢疾，朝廷方從哲推薦的醫官李可灼進紅丸兩粒，豈料在位僅29天的皇帝服後突亡。此即"紅丸案"。九月天啓帝登基，當年十二月就召孫慎行返京，拜為禮部尚書(從一品官)。天啓二年(1622)四月起，孫慎行3次上書求嚴懲"紅丸案"首惡李可灼、方從哲罪，在朝廷內外引起大爭辯。最後李可灼下獄戍邊，天啓帝對方從哲擱置不問。七月孫慎行無奈託病辭歸，一度講學於東林書院。天啓六年(1626)起撰寫的《三朝要典》一書，魏忠賢閹黨翻"紅丸案"，指孫慎行為罪魁。天啓七年(1627)七月，天啓帝下詔孫慎行被遣戍寧夏。但八月天啓帝去世，新登基的崇楨帝於十一月剷除閹黨，魏忠賢自殺，孫方得免。崇禎八年(1635)，朝臣一致推薦他為內閣大臣，崇禎帝令立即徵召。次年，72歲的孫慎行抱病入京，未及上任便逝世。著有《玄晏齋集》、《明四大家文選》等多種文集。 ^[1] 

見《明史》卷二百四十，列傳第一百三十一：

孫慎行（明），字聞斯，武進人。幼習聞外祖唐順之緒論，即嗜學。萬曆二十三年舉進士第三人，授編修，累官左庶子。數請假里居，鍵户息交，覃精理學。當事請見，率不納。有以政事詢者，不答。

四十一年五月，由少詹事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當是時，郊廟大享諸禮，帝二十餘年不躬親，東宮輟講至八年，皇長孫九齡未就外傅，瑞王二十三未婚，楚宗人久錮未釋，代王廢長立幼，久不更正，臣僚章奏一切留中，福府莊田取盈四萬頃，慎行並切諫。已，念東宮開講，皇孫出閣，系宗社安危，疏至七八上。代王廢長子鼎渭，立愛子鼎莎，李廷機為侍郎時主之，其後，羣臣爭者百餘疏，帝皆不省。慎行屢疏爭，乃獲更置。楚宗人擊殺巡撫趙可懷，為首六人論死，復錮英憔等二十三人於高牆，禁藴鈁等二十三人於遠地。慎行力白其非叛，諸人由此獲釋。皇太子儲位雖定，福王尚留京師，須莊田四萬頃乃行，宵小多窺伺。廷臣請之國者愈眾，帝愈遲之。慎行疏十餘上，不見省。最後，貴妃復請帝留王慶太后七旬壽節，羣議益籍籍。慎行乃合文武諸臣伏闕力請，大學士葉向高亦爭之強。帝不得已，許明年季春之國，羣情始安。韓敬科場之議，慎行擬黜敬。而家居時素講學東林，敬黨尤忌之。會吏部缺侍郎，廷議改右侍郎李鋕於左，而以慎行為右，命俱未下。御史過廷訓因言鋕未履任，何復推慎行，給事中亓詩教和之。慎行遂四疏乞歸，出城候命，帝乃許之。已而京察，御史韓浚等以趣福王之國，謂慎行邀功，列之拾遺疏中。帝察其無罪，獲免。

熹宗立，召拜禮部尚書。初，光宗大漸，鴻臚寺丞李可灼以紅鉛丸藥進。俄帝崩，廷臣交章劾之。大學士方從哲擬旨令引疾歸，賚以金幣。天啓元年四月，慎行還朝，上疏曰：先帝驟崩，雖雲夙疾，實緣醫人用藥不審。閲邸報，知李可灼紅丸乃首輔方從哲所進。夫可灼官非太醫，紅丸不知何藥，乃敢突然以進。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之為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義之上也；合門席稿以待司寇，義之次也；乃悍然不顧，至舉朝共攻可灼，僅令回籍調理，豈不以己實薦之，恐與同罪與？臣以為從哲縱無弒之心，卻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實錄中即欲為君父諱，不敢不直書方從哲連進藥二丸，須臾帝崩，恐百口無能為天下後世解也。

然從哲之罪實不止此。先是則有皇貴妃欲為皇后事，古未有天子既崩而立後者。倘非禮官執奏，言路力持，幾何不遺禍宗社哉！繼此則有諡皇祖為恭皇帝事。歷考晉、隋、周、宋，其末世亡國之君率諡曰“恭”，而以加之我皇祖，豈真不學無術？實乃咒詛君國，等於亡王，其設心謂何？後此則有選侍垂簾聽政事。劉遜、李進忠幺麼小豎，何遂膽大揚言。説者謂二豎早以金寶輸從哲家，若非九卿、台諫力請移宮，選侍一日得志，陛下幾無駐足所。聞爾時從哲濡遲不進，科臣趣之，則雲遲數日無害。任婦寺之縱橫，忍君父之杌隉，為大臣者宜爾乎？臣在禮言禮，其罪惡逆天，萬無可生之路。若其他督戰誤國，罔上行私，縱情蔑法，干犯天下之名義，釀成國家之禍患者，臣不能悉數也。陛下宜急討此賊，雪不共之仇！毋詢近習，近習皆從哲所攀援也；毋拘忌諱，忌諱即從哲所佈置也。並急誅李可灼，以泄神人之憤。

時朝野方惡從哲，慎行論雖過刻，然爭韙其言。顧近習多為從哲地，帝乃報曰：“舊輔素忠慎，可灼進藥本先帝意。卿言雖忠愛，事屬傳聞。並進封移宮事，當日九卿、台諫官親見者，當據實會奏，用釋羣疑。”於是從哲疏辨。刑部尚書黃克纘右從哲，亦曲為辨。慎行復疏折之，曰：“由前則過信可灼，有輕進藥之罪，由後則曲庇可灼，有不討賊之罪，兩者均無辭乎弒也。從哲謂移宮有揭，但諸臣之請在初二，從哲之請在初五。爾時章疏入乾清不入慈慶者已三日，國政幾於中斷，非他輔臣訪知，與羣臣力請，其害可勝言哉！伏讀聖諭‘輔臣義在體國，為朕分憂。今似此景象，何不代朕傳諭一言，屏息紛擾，君臣大義安在？’又云‘朕凌虐不堪，晝夜涕泣六七日。’夫從哲為顧命元臣，使少肯義形於色，何至令至尊憂危如此！惟阿婦寺之意多，戴聖明之意少，故敢於凌皇祖，悖皇考，而欺陛下也。”末復力言克纘之謬。章並下廷議。既而議上，惟可灼下吏戍邊，從哲置不問。

山東巡撫奏，五月中，日中月星並見。慎行以為大異，疏請修省，語極危切。秦王誼漶由旁枝進封，其四子法不當封郡王，厚賄近幸，遂得温旨。慎行堅不奉詔，三疏力爭，不得。七月謝病去。

其冬，廷推閣臣，以慎行為首，吏部侍郎盛以弘次之。魏忠賢抑不用，用顧秉謙、朱國禎、朱延禧、魏廣微，朝論大駭。葉向高連疏請用兩人，竟不得命。已，忠賢大熾，議修《三朝要典》，“紅丸”之案以慎行為罪魁。其黨張訥遂上疏力詆，有詔削奪。未幾，劉志選復兩疏追劾，詔撫按提問，遣戍寧夏。未行，莊烈帝嗣位，以赦免。

崇禎元年，命以故官協理詹事府，力辭不就。慎行操行峻潔，為一時搢紳冠。朝士數推轂入閣，吏部尚書王永光力排之，迄不獲用。八年廷推閣臣，屢不稱旨，最後以慎行及劉宗周、林釬名上，帝即召之。慎行已得疾，甫入都，卒。贈太子太保，諡文介。

孫慎行的三本思想性著作—《困思抄》，《慎獨義》與《文鈔》

《困思抄》(或名《困思鈔》)現存四個版本，依年代次序為:明萬曆刻本17，明天啓刊本18，明崇禎刻本19，與年代不明之「常州先哲遺書」本20。

《中庸慎獨義》(或名《止躬齋慎獨義》，《慎獨義》)則有兩個版本，依年代次序為明天啓刊本21與明崇禎刻本22。

《文鈔》則見於前述之明萬曆刻本23，明崇禎刻本24與「常州先哲遺書」本25之三版本中。

孫慎行《行書佛偈語八條屏》

這件《行書佛偈語八條屏》可謂他的力作，尺幅巨大，畫心即有縱 168.5釐米，橫38.5釐米，為國家一級文物。從其線條來看當以硬毫禿筆寫就，用筆上沉着痛快，如快馬入陣；結體上橫斜高下，恣肆奇崛；墨色上燥潤相間，一任自然，自成高格，為典型明末浪漫主義書風。所謂明末浪漫主義書風即明代晚期，社會處於激烈的動盪之中，各種思潮紛湧而至，在書壇上則由此出現一種個性張揚的書法，主張革新的精神和內心情感的抒發。這種浪漫主義的書法作品在形式、筆墨、結體、章法上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作品多長幅鉅製，以奇崛雄強的風格打破了傳統的書法模式。身處這樣一個時代的孫慎行或多或少地要受到時代書風的影響。

常州博物館還藏有他的《<保合堂記碑>拓片》與《<輓詩碑>拓片》兩件作品，均書於萬曆四十五年（1617），時孫慎行43歲，正值壯年。前者為其舅父唐鶴徵（唐荊川之子）80壽誕而撰並書，後者則為紀念唐鶴徵故去而作的七律輓詩兩首。從以上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書法似根植於顏真卿與柳公權，有着顏體的雄渾博大與柳體的神清氣健，森森然不可侵犯之色躍然紙上；從其間架結構來看，又深受宋代黃庭堅與唐代李邕的影響，加上本身的學識修養和對書法的體悟，因而形成了學古而不泥古，出新意於法度之中的獨特面目。

孫慎行書法所呈現出來的不拘點畫、直抒胸臆，與其內心深處的森然之氣是一致的，透過他的書作，有明一代的孤介賢臣的錚錚傲骨彷彿出現在觀者面前。

^[2] 

慎行之學，“從宗門人手，與天寧僧靜峯，參究公案，無不了然”。他認為，儒者之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而更無虛間以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靜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

關於理氣性命範疇，慎行認為，“天理之流行即氣數，元無二也”。一氣之流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人們“以人世畔援歆羨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但天唯福善禍淫，因為天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此，終古如此。不然就生理滅息了。這就是萬有不齊中的一點真主宰。這又是所謂“齊”。

他反對將性與氣質對立起來的説法，指出：“性善氣質亦善，以□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蓋氣稟實有不齊，生而愚知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説得氣質皆善？然極愚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明儒學案》）

他也反對將人心道心分裂開來的觀點，提出：“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為人者，心；心之為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外，別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蓋後人既有氣質之性，遂以發於氣質者為形氣之心，以為心之所具者，此些知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故須窮天地萬物之理，不可純是己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祗有知覺，更無理義，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即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同上）

其著作有《困思抄》等。

黃宗羲指出，理義之命、氣運之命，理義之性、氣質之性，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之説，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云霧為之一開，真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卻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絕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黑□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皆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為性，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離卻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絕，亦無從覓性矣。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為仁之端，非仁在而惻隱之心反為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説不辨而知其非矣。”（《明儒學案》）劉宗周論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苟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集其成矣。”

紅丸案，為明朝三大案件之一。泰昌元年（1620年），光宗病重，李可灼進獻紅丸，自稱仙丹。光宗服後死去。有人懷疑是神宗的鄭貴妃唆使下毒，旋即展開了一系列的追查元兇的舉動。其間，黨爭與私仇夾雜其中，連坐罪死者眾矣。最後，一位剛入閣的、與雙方都無牽連的大臣韓上書才平復了眾議。李可灼被判流戍，崔文升被貶放南京。“紅丸”案算了結了。可是，“紅丸”案還有餘波。

天啓年間，宦官魏忠賢當權，他要為“紅丸案”翻案。於是，聲討方從哲的禮部尚書孫慎行被開除了官籍，奪去所有官階封號，定了流戍。抨擊崔文升的東林黨人也受了追罰，高攀龍投池而死。崇禎年間，懲辦了魏忠賢，又將此案翻了回來。

孫慎行、孫星衍故居(4張)

孫慎行、孫星衍故居位於常州市雙桂坊59號。

在雙桂坊現代建築的圍裹中，路南側鄰公園路的那組佔地近900平方米的明清民居宅院雖然顯得 兩孫故居明式船廳低矮、衰邁,但它卻厚重不容小覷。因為它曾擁有過兩位歷史文化名人：明末著名東林黨人孫慎行及他的族七世孫、清代中期被譽為“天下奇才”的孫星衍。

孫慎行、孫星衍故居坐南朝北，原佔地面積較大。由孫慎行在做官期間所建，系私人住宅遺址。慎行服官期間曾數次請假里居於此。故居北臨雙桂坊，東、西、南三面均為住宅區。到清代乾隆年間其族七世孫、著名學者孫星衍又繼承此宅，繼續居住。5間花廳等建築於清代後期毀後重建，房地產由孫氏子孫世代繼承並居住。後故居部分房屋被後裔賣掉，餘下的最後由孫養淵繼承時，故居呈倒置瓦刀形，入門為長通道備弄(似刀柄)，備弄盡頭為長方形建築佈局，東首為明式船廳,其西有天井,天井北建有清式花廳5間，花廳左右空地堆黃石假山及花圃等。20世紀80年代興建廣南大廈時，兩孫故居長條形備弄被拆除，保留故居房屋、天井等。由常州市政協大樓與廣南大廈間通道通向廣南大廈後故居。明式船廳遺存雕花月梁及明代木隔窗，乃明代所建原屋。據孫氏後裔孫養淵透露，並出示其家珍藏的孫慎行手書《梔子花記》真跡。清式花廳5間面闊19.7米、進深5檁8.9米，前廊後軒，硬山式磚木結構。1987年12月，市人民政府公佈其為常州市文物保護單位。2006年，孫慎行、孫星衍故居被原地修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