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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思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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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思白(1913-2002.8.22),1913年生,原名孫興詩,化名孫放,筆名勞蓀,葉是一等。1934夏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6年初先後在青島臨時大學、山東大學謀得教學職業,直到青島解放。解放後歷任山東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系副主任、校長辦公室副主任、校工會副主席兼宣傳部長、《文史哲》編委。1973年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任研究員,曾任民國史研究室主任、中國現代史學會顧問、名譽會長及數所大學兼職教授。長期從事中國現代史、中國民國革命史、中國現代思想史的研究與教學。曾與李新等合作主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民國人物傳》,編著《紅樓風雨》等著作,另有論文數十篇,刊於海內外著名雜誌。 [1] 
中文名
孫思白
別    名
孫興詩
孫放
勞蓀
葉是一
國    籍
中國
籍    貫
山東歷城
出生日期
1913年
逝世日期
2002年8月22日
畢業院校
西南聯大復學
政治面貌
中國共產黨

孫思白人物簡介

孫思白,1913年生於山東省章丘縣明秀區(現屬歷城區)東頓邱莊。1922年入本村小學。1925年入西頓邱私立遜志高級小學。1928年失學在家自學英語、數理化。1929年春入濟南私立正誼中學,為該校高材生。1931年秋至1934年,孫思白先後入北京弘達初中特班、高中特班、北方中學高中部學習。 [2] 
1934年夏,孫思白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讀書。翌年“一二•九”運動發生,參加民族解放先鋒隊;抗戰開始後被派回魯西北聊城地區工作,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範築先將軍秘書。
1940年孫思白南下,輾轉到昆明西南聯大復學。在西南聯大加入校內進步社團“羣社”與秘密組織“社研”,投入了大後方的民主運動。復學畢業後,與社友協商同赴重慶紅巖八路軍辦事處領取指示。他先後以教育、研究、出版為社會職業併成為長期地下工作者。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孫思白在青島臨時大學謀得教師職務。1946年復轉入戰後覆校的山東大學任中國歷史講師。孫思白與膠東解放區及青島市委取得聯繫,領受任務,直到青島解放。解放後山東大學進入接管與新生階段。原來的地下組織已完成任務而奉命結束。孫思白當即以公開身份在駐校軍代表為首的接管小組領導下參與校內有關工作,先後被推為青島教育界各學校代表,參加青島各界聯合慶祝解放的籌備會工作,繼而參加青島市教育工會的籌備會,後任市教育工會委員。在校內任校務委員會秘書,政治大課委員會秘書,校工會副主席兼宣傳部長,隨後任校長辦公室副主任。1950年任歷史系副教授,1956年後任山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先後為全校新生講授政治大課:社會發展史、新民主主義論;為本系學生講授中國現代史、現代思想史專題;為外系學生講授中國近代史等課程。1964年至1966年,任濟南市人民代表。1956年奉高教部調派到京與李新等共同主編中國現代史教材,傾四年之力,撰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革命通史》四卷本,百餘萬言,獲國家高教部頒發的優秀教材一等獎證書。其後,“文革”發生,一切中斷。二次“解放”後的1971年春又奉命臨時調到北京歷史博物館參與中國近代現代革命史展出的總體設計工作,事畢回山大。
1973年春,孫思白先生被調到近代史研究所,晉職為研究員,兼民國史研究室主任,與主編李新共同主持一部民國史及三套資料的工作。這是一項開拓性的工作,由艱難起步而逐漸展開,影響及海外,曾引起台灣史學界的評議。此期間,中國現代史學會在全國範圍內成立,被推為中國現代史學會副會長。同時,任山東大學、南京大學、蘇州大學、江蘇學院兼職教授。並被聘兼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史編委與民國史副主編、大百科出版社中國婦運史編委、中國民國史叢書顧問、中國革命史叢書編委、聊城地委黨史資料委員會顧問等兼職。
1991年孫思白先生改辦離休手續,時年七十八歲。當時除在本單位退居二線以備諮詢外,尚兼任山東大學、蘇州大學歷史系兼職教授及中國現代史學會顧問。後又應南京大學民國史研究中心之聘任客座教授。 [1] 
2002年8月22日,孫思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3] 

孫思白人物作品

孫先生一生筆耕不輟,在學生時代與戰爭年代即寫過很多回憶性文章及其他雜文,在後來的工作中更是碩果滿枝。綜其一生,孫先生的著作可粗略作以下劃分:
在“中華民國史”的研究與編寫工作中,首先承擔《民國人物傳》的審改、完稿的工作,參與《中華民國史》第一編部分的撰寫,並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三卷的工作,但到1989年春,忽然背部痛楚,長期不愈,以致被迫中輟。計前此主要著作有《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民國人物傳》、《紅樓風雨》、《一二.九運動回憶錄》、《清算胡適政治思想》。
發表現代史方面的論文約有六十餘篇,大致分為六組:
新中國建立之初,為宣揚時代精神而寫的,主要有《民族抗戰與新中國的誕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與鬥爭精神》、《為毛澤東選集出版而歡呼》、《學習總路線,推進學術研究》等;
現代史的研究自來比較薄弱,解放初始有所重視,但仍未廣泛開展,為力圖對此情況有所改變而寫的,主要有《為什麼中國現代史研究至今這般寥落?》、《略論中國現代史開展研究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中國現代史討論會概述》、《談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問題棗答青年同志提問》;一組研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文章。主要有《試論五四文化革命的分期及其前後期的轉化》、《研究五四運動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五四以來反封建文化運動之史的考察》、《紀念五四七十週年斷想》等;
一組評價人物思想與業績的文章。主要有《宋慶齡女士的思想毅力與偉大成就——談“為新中國奮鬥”》、《 山東的蔡元培——教育家鞠思敏先生》、《範築先將軍傳跋語》、《懷念華崗校長》、《陳獨秀前期思想解剖》等;
一組史論性的文章。《談歷史科學研究中的幾個問題》、《歷史與現實的聯繫與區別》、《“九.一八”與“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比較研究》、《盧溝橋事變史二題》等;
一組推動開展民國史研究工作的文章。撰寫民國史的工作,作為一項重點項目,早已鋪開,但初期階段,這項工作究竟如何開展,大家在思想認識上不盡一致。特別是數年之後,民國史的編寫計劃傳到台灣,引起了許多學人的種種猜測和責難。由於上述情況,孫先生寫了幾篇報導與申辯性文章。 如《中華民國史學會第一次學術討論會報告》、《論軍閥史學術討論會報告》、《怎樣認識韓復榘這個人?》、《談民國史編寫問題——寄語同行諸君》等。
從孫先生的這一系列論著中我們似乎可以觸摸到中國二十世紀大變動的脈搏。除此之外,孫先生於詩歌亦有愛好,他的許多詩歌也反映了時代的新聲和自己追求進步的心跡。這些詩歌均收入《孫思白史論集》中。 [1] 

孫思白人物事蹟

推動建立中華民國史學科
解放後,史學界把從1919年五四運動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的30年稱為中國現代史。1956年7月,文史科教學大綱審訂會召開,此時全國大學歷史系“課程表上的‘中國現代史’還只是空有其名”,全國14所綜合大學,參加“中國現代史”大綱審訂的只有5所。在這種情況下,參加大綱審訂會的孫思白教授,在1956年10月17日《光明日報》第1版發表了《中國現代史的研究為什麼至今這般寥落》一文,提出阻礙“中國現代史”研究開展的原因,一是負責文教工作的各級領導對這方面的重視和推動不夠,二是資料的饑荒。他呼籲加強領導與成立專門機構,每年整理、編印兩三百萬字的資料,認為這是順利開展中國現代史研究的當務之急。當年秋,高教部指定中國人民大學李新、彭明和山東大學孫思白組成編寫小組,依據文史科教學大綱審訂會審訂的中國現代史大綱開始編寫講義,其後又有北京師範大學王真等參加。至1958年冬,講義草稿大部完成,經教育部和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召開專門會議討論後,又指定李新、彭明、孫思白、王真、蔡尚思(復旦大學)、陳旭麓(華東師範大學)等進行補充和修改。因為“本書是中國通史的1919-1949年部分”,所以定名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
《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通史》共四卷,孫思白先生擔任第二卷主要撰稿人,並參加其他三卷的寫作討論與修改工作。這套通史既有國民政府統治下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又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根據地、抗日根據地與解放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國共力量的消長與新中國建立的發展過程,已經具備中華民國史的實質內容。這就為《中華民國史》的編寫奠定了比較堅實的基礎,民國史學科的建立也被提上日程。
鑑於孫思白先生在推動中國現代史學科方面的高度學術責任心和廣泛影響力,1973年,他被借調到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1976年正式調入)民國史研究組(民國史研究室前身),1980年被任命為民國史研究室主任,主持民國史編寫工作。
《中華民國史》剛列入出版計劃,孫思白先生已開始思考如何編寫《中華民國史》了。當他借調到近代史研究所時,所裏已於1972年建立了民國史研究組,制定了編寫計劃。按照這個計劃,要編寫一部共分三編、六卷的《中華民國史》和作為這部書附錄的三套資料。《中華民國史》的三編是:(一)創立時期(一卷),(二)北京政府時期(二卷),(三)國民政府時期(三卷);三套資料是:(一)《中華民國大事紀》,(二)《中華民國人物誌》,(三)《民國史專題資料》。
孫思白先生認為,《中華民國史》的框架定了,但開展研究工作,還必須解決三個問題:一是《中華民國史》的合理性問題,二是《中華民國史》的主體問題,三是資料收集與研究的全國大協作問題。在《中華民國史》的合理性問題上,孫思白認為大陸與台灣都存在思想障礙。就大陸説,民國史包括一部分舊民主主義歷史階段與全部新民主主義歷史階段。
由於孫思白先生不遺餘力地組織、推動與奔走呼號,民國史的編寫工作得以順利進行,並取得相應成果。正像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領導同志所説:
在民國史研究剛剛起步、各方面尚有諸多困難的情況下,孫思白同志積極工作,在民國史研究的體例、範圍、寫作等各方面均提出了若干值得重視的意見,為民國史研究的順利開展與定位以及民國史學科的創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成為民國史研究早期重要的開拓者之一。
推動民國史研究
孫思白先生指出,中華民國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非常重要且有着鮮明特點的時期。其特點:一“是近百年來內憂外患最集中的時代,是民族危機最深刻的時期”;二“是中國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發生根本變化的時期”;三“是一個我國社會劇烈動盪和轉變的時代,它是一個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的時代,盪來盪去,才統一到社會主義道路上來”;四是“民國史還是一個空白”。中華民國史,這一塊待開墾的處女地,幾乎每一節、每一目都是亟待研究的專題。正因如此,孫思白先生自解放初期,就從革命史角度介入民國史研究,調入民國史研究室以後,在組織推動民國史研究之餘,就民國史研究諸專題潛心研究,取得頗多拓荒性成果。
(一)關於軍閥史研究
軍閥史是中華民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一塊待開墾的園地。為了推進研究,孫思白先生在1980年代初發表了《北洋軍閥統治史提綱(19121928)》(《齊魯學刊》1983年第5、6期)與《試論軍閥史的研究及相關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1982年第6期)兩文。
(二)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研究
1960年代初,是孫思白先生學術研究的盛年期。這個時期他陸續發表了《試論五四文化革命的分期及其前後期的轉化》(《歷史研究》1963年第2期)、《研究五四運動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對“五四時期”範圍的廣義和狹義的理解》(《文匯報》1963年5月16日)、《陳獨秀前期思想的解剖》(《歷史教學》1963年第10期)等三篇民國研究的有代表性且影響廣泛的學術論文,奠定了他在五四新文化運動史研究領域的權威地位。在前兩篇文章中,他主要提出與分析了兩個問題。1.提出“五四時期”的概念與起止時間,並得到學術界公認。2.“五四”前期向“五四”後期的轉化問題。
(三)宋慶齡思想研究
宋慶齡先生是孫中山新三民主義的勇敢捍衞者,是中國革命的領袖之一。她的思想與實踐活動應該是中華民國史的重要內容。孫思白先生髮表於《文史哲》1953年第2期的《宋慶齡先生的思想毅力與偉大成就》一文,概述了她為新中國奮鬥的歷程。
(四)學生運動研究
在中國近代民主革命運動中,青年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五四時期,數十萬學生走在運動前頭,並且與工農結合,把中國革命推向一個嶄新的階段。在以後的革命運動中,學生運動依然是重要組成部分與推進革命走向高潮的重要動力。孫思白先生很重視學生運動研究,因為它是中國革命史,從而也是中華民國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從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九·一八”與“一二·九”這兩次學生運動高潮的比較中總結學生運動發展規律及其對中國革命的巨大推動作用。他指出,學生是革命先鋒,但不是革命主力,只有與工農羣眾相結合,才能形成巨大的革命力量。與工農羣眾相結合成為“一二·九”運動在學生運動史上突出的標誌。 [4] 

孫思白親友回憶

來新夏思白兄待人接物真誠寬厚,在二十年的交往中,從未見到他疾言厲色,憤憤不平。上個世紀80年代初,為了編寫民國史,我和思白兄各帶着助手到南京、鎮江等地去閲檔考察,遇到某些不順和不合理的事情,我有時不免急躁,反而增加解決問題的難度,思白兄則往往子談笑間協調化解。他的一位年輕助手頗有才具,但少年氣盛,還帶點調皮,思白兄常和他下棋、作詩來潛移默化他的性格。我曾因一個小人造謠中傷,憤憤者久之。思白兄百般開導,反覆講“謠言止於智者”的道理,勸我不要讓無知、無聊、無恥之徒因你“發火”而暗自稱快。他見我尚有反擊的念頭,終於使他講了一句情急的話:;難道狗咬你一口,你也去咬狗一口嗎?。講完此話,二人不覺大笑起來,我的鬱結也隨之消失。正是由於思白兄以一種潤物無聲的誠心教導,才使我在晚年漸漸走向性情的平和。 [5] 

孫思白社會評價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孫先生一生追求進步,自早年接觸新文藝,即與少年好友六七人共謀結社,在北方報刊上發表詩文。為了反對日本的欺凌與壓迫,孫先生毅然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一二.九”運動;為了和日本侵略者作殊死鬥爭,孫先生參加過抗日遊擊隊,並加入了黨組織。後來,孫先生又在昆明、重慶以及戰後的青島作過地下工作。孫先生滿腔熱情地歌唱過新中國的誕生,誠心誠意地希望國家從此國泰民安。在山東大學任教期間,孫先生也極力在祥和安定的氛圍下努力探尋中國近現代社會發展的規律和線索。究其一生,無不包含着孫先生憂國憂民的拳拳赤心。
作為我們黨培養起來的知識分子和教育工作者,孫先生的身上既有我國傳統的師德,又有新型的教育思想。 他在山大任教期間,以授課生動、循循善誘而著稱,又以文筆秀美、發人深思而聞名。他主持的幾次學術講座和學術討論會都在現代史學界內引起較大轟動。山東大學以“文史見長”,山大歷史系在五十年代以“八大教授齊名”創建了輝煌時期。孫先生與這些史學老前輩關係融洽,並以“後生”致師生之禮,為學人所稱道。楊向奎、趙儷生先生談起孫先生讚歎不已。孫先生學為師表、獎掖後學。同仁或學生每取得一些進步,他都予以支持與鼓勵。他為呂明灼《李大釗思想研究》作“序”,為呂偉俊《韓復榘傳》作“序”,為高志超《範築先將軍傳》作“跋”,為來新夏《北洋軍閥史稿》作序即其突出明證。至於平時師生同仁間的學術交流、通信探討、當面晤談更是舉不勝舉。這使眾多學人受益匪淺。 [7] 
孫先生作為山東人,又長期在山東大學工作,對故鄉、對母校都懷有極為濃厚的感情。他打算將自己畢生珍藏的圖書捐贈給家鄉,設立“思白圖書室”;對山大,孫先生更是時刻關注,他曾多次應邀到山大講學,使新一代大學生、研究生深受教誨。孫先生去北京工作後,仍時刻懷念山東、山大的故人,時刻關懷山大和歷史文化學院的發展。1993年孫先生八十大壽時,山大歷史系特派呂偉俊等同志前往晉賀,作竟夕之談。話語大部分是談山大,談歷史系的發展,孫先生懷念關心母校、母系之情溢於言表。2000年,楊向奎先生去世時,山大派馮宜明、呂偉俊等同志前去弔唁,並順便探望孫思白先生,共進明寰。此時的孫先生雖然思維有些混亂,但斷斷續續的話中仍念念不忘山大。終了,孫先生説:“我多麼想再去山大看看啊,但身體這樣糟糕,怕是不能成行了,就請你們代我問候山大的領導和老朋友們吧!”令在場的人不禁潸然淚下。 [1] 
參考資料
  • 1.    民國史專家孫思白先生  .山東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引用日期2023-03-31]
  • 2.    古今名人 歷史學家孫思白  .濟南市歷城區人民政府[引用日期2023-03-31]
  • 3.    呂明灼:《孫思白先生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貢獻》,《文史哲》2003年第6期,第102頁
  • 4.    韓凌軒:《孫思白先生與民國史研究》,《文史哲》2011年第5期,第189-197頁
  • 5.    來新夏著,隻眼看人  來新夏隨筆選《人物編》,東方出版社,2004.10,第242-243頁
  • 6.    韓凌軒:《孫思白先生》,《文史哲》1999年第6期,第130頁
  • 7.    劉德龍等編著,山東籍的當代文化名人 上,山東出版集團;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12,第3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