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傳芳

清光緒十一年（1885年）4月17日，生於山東省泰安府泰安縣下喬莊（今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祝陽鎮下喬莊 ^[34]  ），早年父孫育典病故，生活陷入貧困。

清光緒十五年（1889年），4歲的孫傳芳一家受其嬸母虐待，隨其母逃荒至濟南歷城謀生。長姊嫁商河縣程姓，次姊適歷城縣逯姓。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10歲的孫傳芳一家又隨其母去商河，就食於程家。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義和團在山東興起，孫傳芳又隨其母及三姊避居濟南。適有山東巡撫袁世凱部下武衞右軍執法營務處王英楷，其妻患瘋癲，經人説合娶孫傳芳之三姊為二房，並供養孫傳芳母子生活。時孫傳芳年已15歲，附讀於王家，從此他把出生地改為山東歷城。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袁世凱升任直隸總督，調保定，孫傳芳及其母親跟着姐夫王英楷遷往保定居住。 ^[1]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夏，袁世凱創練常備軍，設陸軍練官營於保定東關外，以馮國璋任練官營總辦。是年8月，孫傳芳經王英楷薦入練官營當學兵，編入步兵科第三班。孫傳芳天資聰敏，且知用功，所有軍事課程，一讀便通，故而學科與操法之考試，往往名列前茅。同年在陸軍練官營畢業後，孫傳芳又經馮國璋准予免考保送入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其同學好友有蔡玉標（蔡玉標後來為保定陸軍軍官學校工兵科教官，其學生有葉挺、鄧演達、陳寶倉等）。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夏，孫傳芳從北洋陸軍速成學堂步兵科畢業後，北京練兵處考選陸軍學生派往日本留學，速成武備學堂選40餘人去京應試，其中就包括孫傳芳、周蔭人、盧香亭等人。經考試錄取，並於同年8月由留學監督趙理泰率領各省留日生百餘人，由天津轉上海乘“大智丸”赴日。抵日後，先入東京牛達區振武學校。

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孫傳芳畢業後，派入日本陸軍第十師步兵聯隊充候補生。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11月，孫傳芳入東京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為第六期生，步兵中尉岡村寧次任中國留學生的區隊長。

清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2月，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後，又回原步兵聯隊見習3個月，於清宣統元年（1909年）3月回國。

清宣統元年（1909年），回國後，孫傳芳先返回濟南結婚，娶妻張氏。然後來天津到直隸督練公所報到。同年8月，留日士官生在北京接受陸軍部考試，由陸軍部尚書鐵良任主考官。同時參加考試的留日士官生有閻錫山、厲爾康、李烈鈞、唐繼堯、張鳳翽、劉存厚、趙恆惕、尹昌衡等人，孫傳芳被授予步兵科舉人，並授步兵協軍校。孫傳芳經陸軍部複試後，返天津督練公所候差，旋派充北洋陸軍第二鎮第三協第五標教練官。當時第二鎮的統制為馬龍標，駐保定；第三協的協統為王佔元，駐永平；第五標的標統為王金鏡。孫傳芳為人健談，善於應對聯絡，不僅在本協本標內與人相處融洽，即對於他鎮他協亦常有來往，因此頗受協統王佔元的賞識。

清宣統三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第二鎮改為第二師，孫傳芳調任第二師輜重第二營營長。

中華民國元年（1912年），孫傳芳曾隨王佔元在河南省固始一帶參加“追剿”白朗農民起義軍的戰役。

中華民國二年（1913年），王佔元提升孫傳芳為該師步兵第六團團長。此時孫傳芳與師參謀長何佩瑢成為王佔元之左右手。

中華民國四年（1915年），王佔元代湖北將軍，當以何佩瑢為參謀長，因何常駐北京聯絡，王佔元乃派孫傳芳代行其職。

中華民國五年（1916年），王佔元任湖北督軍，調任孫傳芳為第三旅旅長，不久，升為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

中華民國六年（1917年），孫傳芳又升任湖北暫編第一師師長。在王佔元的提攜下，孫傳芳得展才幹，頗受王的信任，倚若智囊，時常充當湖北代表對外接洽公務，有時甚至代表督軍檢閲師旅，在湖北大有一手遮天。

中華民國九年（1920年）夏，湘軍襲鄂，王佔元命孫傳芳率兵迎戰，湘軍敗退，旋孫傳芳接任第二師。同年7月，直皖戰爭起，皖軍戰敗，王佔元秉承直系首領曹錕意旨，將皖系之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扣押武昌，以孫傳芳代替，並由孫傳芳改編皖系殘餘部隊。

中華民國十年（1921年），湘鄂戰爭又起，湖南趙恆惕、夏鬥寅發兵攻襲鄂南，王佔元任命孫傳芳為新嘉蒲通警備司令，率第二師應戰，總司令部設趙李橋車站。孫傳芳派孟昭月及張允朋兩旅在得勝山、鐵山咀、官山口一帶與湘軍對抗，大戰10晝夜，受挫，退而集結於武穴（廣濟）休整，王佔元下台。第八混成旅旅長靳雲鶚為前敵總司令，率部進駐茶庵嶺。曹、吳名為援鄂，實為驅王，曾有“援鄂不援王”之語。援鄂大軍開往前線，靳雲鄂部向湘軍猛攻，吳佩孚又親自率兵乘兵輪直搗岳陽，湘軍被水陸夾擊，敗退長沙，被迫與吳佩孚議和。

中華民國十一年（1922年）4月，直奉戰爭爆發，奉軍戰敗，直系勢力日盛。曹、吳既置齊燮元於江蘇，又置蕭耀南於湖北，惟福建、浙江仍在皖系手中，勢在必取，於是有援閩之議。直皖戰爭後，福建督軍李厚基試圖依附直系，後徐樹錚從北京逃來福州，策動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長王永泉驅李，以幫辦代行職務。同年秋，曹錕召孫傳芳至京，命其發兵援閩，由江西蔡成勳為之後援，並偕同駐贛第十二師周蔭人一同前往。孫傳芳受命後，赴洛陽見吳佩孚，吳面允由湖北蕭耀南接濟開拔軍餉，由漢陽兵工廠補充槍支彈藥。為此孫傳芳又來武昌，從財政廳領到軍餉30萬元，從漢陽兵工廠領到約值7萬元的彈藥。

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年）初，一切佈置就緒，孫傳芳即由宜昌赴南昌，約定周蔭人並邀請督署參謀長劉宗紀一道入閩。復由九江秘密赴南京，與江蘇督軍齊燮元達成在適當時機夾攻浙江盧永祥的協議。福建幫辦王永泉，直隸省人，亦繫留日士官生出身，當時在直系大軍壓境下，何去何從，舉棋不定。孫傳芳致電王佔元説明周蔭人援閩，希雙方合作，王佔元當即覆電歡迎。周蔭人率部由南昌經撫州（臨川），由杉關入閩，經邵武，沿閩江而下，直抵福州，與王永泉同學相晤，暢敍舊誼。孫傳芳亦督第二師兩個旅並配備炮兵工程，相繼入閩，留張俊峯旅駐紮邵武，由孟昭月旅直驅福州。孫、週二師在王永泉、王永彝昆弟未抵抗之下，順利地進駐了福建。 ^[1] 

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年）3月，孫傳芳被任命為福建軍務督理。孫傳芳以劉宗紀為參謀長，王永泉仍留任幫辦，周蔭人任閩北護軍使。孫傳芳與王永泉雖是日本士官學校同學，但彼此政治背景不同，關係並不融洽，加以福建軍政實權仍多掌握在王之手中，因此孫傳芳決計驅王。

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年）10月，周蔭人襲擊王永泉，王軍駐紮在福州甚少，無力抵抗，逃泉州其弟王永彝處，又奔廈門，後聲明下野，逃往上海。王被驅後，臧致平、楊化昭及王永彝等在閩南興兵反孫傳芳，意欲聯合粵、浙、奉系各方面力量，聯合發起倒直戰爭。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年）春，孫傳芳抽調兵力，交由周蔭人、盧香亭率領，並聯合福建地方勢力高義、謝定國、張毅等民軍，向閩南臧、楊發動進攻。雙方在同安一帶展開鏖戰，臧、楊敗退，經由漳州、龍巖，最後由汀州入江西，逃入浙江，投奔盧永祥。閩南民軍紛紛通款於孫、周，閩事大定。臧致平、楊化昭率殘部退入浙江境內，為盧永祥收編，對江蘇齊燮元有所威脅，成為齊進攻浙江的藉口。

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年）9月，江浙戰爭起，雙方陳兵於淞滬之間。孫傳芳與齊燮元原來就有合力夾擊浙盧之密謀，在此江浙戰端初啓之際，孫傳芳即令其駐洛代表王金鈺向吳佩孚請纓，入浙援蘇，吳允其所請。孫傳芳以閩浙聯軍總司令名義，出兵援齊。是時，奉天張作霖提兵西向入關，援助盧永祥，通電討直。孫傳芳揮師北上，直指閩浙界上之仙霞嶺。孫傳芳派盧香亭及謝鴻勳兩個旅向仙霞嶺挺進，命孟昭月旅為後繼。

中華民國十三年（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以後曹錕、吳佩孚兵潰失勢，曹錕被馮玉祥囚於中南海延慶樓。同年11月，段祺瑞上台執政，但北京政府實際上處於馮玉祥、張作霖的共同控制之下。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年），孫傳芳被授予恪威上將軍勳位。同年春，孫傳芳派人去北京奔走於段祺瑞門下，以取得段對他的諒解與支持。段也有意拉攏他，在孫傳芳得第三個男孩時，曾遣龔維疆（與孫在日本同學）來杭致賀，並以翠根小玉牛相贈。孫傳芳表示段為其師輩，自當竭誠擁戴。為了討好粵方北伐軍，復令赴滬面見章太炎，晉贄2000元；又訪國民黨要人張繼，試圖與南方聯絡，以緩後顧之憂。孫傳芳一方面積極打通各方關係，一方面整頓內部實力，等待機會，再圖擴張。孫傳芳主浙以後，在浙尚有皖系王賓鎮守使及陳樂山第四師的部隊，孫傳芳派盧香享、謝鴻勳、張俊峯出兵清除。段祺瑞對此亦無可奈何。其後，他又對部隊加以整飭擴充，兵力益強。

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孫傳芳奉軍陳師長江，以邢士廉師駐上海，丁喜春駐南京。其後，復派劉翼飛及趙鳴皋兩旅開赴上海。同年3月，孫傳芳即派人前往福州，授意周蔭人籌措軍費，接濟浙江。4月，又銜命去張家口會見馮玉祥，説明孫傳芳準備進攻奉張之決心，並轉達孫傳芳願與馮結為金蘭之好。5月，他的手下去開封會見河南辦理軍務收束事宜嶽維峻，商定如何共同夾擊奉軍。其後，又前往岳陽，代表孫傳芳敦請吳佩孚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並攜款5萬元贈吳。在返回杭州途中，又分別會見了江西軍務督辦方本仁和贛北鎮守使鄧如琢，勸説他們擁戴吳佩孚，合力討奉。同年8月，他又派人去南京，勸説江蘇軍務幫辦陳調元共同驅奉，定下里應外合之密謀。

中華民國十四年（1925年）10月，孫傳芳出敵不意，驟然響起反奉號角，由江浙邊境分三路出擊：以李寶璋師直撲上海，以盧香亭師渡太湖襲佔丹陽，以謝鴻勳師經宜興攻取南京。孫傳芳錢塘進軍，一舉奪得松江、上海，長驅直入，直抵石頭城下，沿途潰軍盡為孫傳芳所俘獲。

孫傳芳督師抵南京，不暇入城，隨即渡江逐北。是時張宗昌任山東督辦，屯兵濟南，孫軍北上後，與張南下之部隊交鋒於津浦線上。11月初，孫軍謝鴻勳師與張宗昌的前敵總指揮、濟南鎮守使施從濱部遭遇，施部一擊而破，謝師遂佔領蚌埠，施在固鎮以南被俘，解至蚌埠，孫傳芳決定立即處決。當時他的朋友對他説：“我們打內戰，對待俘虜不宜殺戮，不如押送南京監禁。”孫傳芳不聽，命李寶璋在車站南邊的曠野執行斬決。

孫軍繼續乘勝北進，直達山東邊境。孫傳芳既席捲蘇皖，籌劃建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體系，壯大聲勢。孫傳芳在徐州大擺慶功宴會，意態驕盈，不可一世。10月，孫傳芳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又派手下為聯軍總司令部總參議，劉宗紀為參謀長，陳閣為秘書長兼浦口商埠督辦，張世銘為副官長，萬鴻圖為政務處長，孫基昌為軍務處長，程登科為軍需處長，陳錫璋為軍法處長，金振中為軍醫處長，趙正平為宣傳處長。各省省長的安排為：江蘇省長陳陶遺，浙江省長夏超，安徽省長王普，福建省長薩鎮冰，江西省長李定魁。

孫傳芳為籠絡地方耆紳，聘請江浙知名人士為顧問，其中有張謇、吳士鑑等人。又聘日本軍人岡村寧次為高等軍事顧問，月支薪800元，優禮有加。

孫傳芳原來的基本隊伍為二師及一師，及入閩又增置兩混成旅，入浙又擴編四個師與一混成旅，此次組織聯軍，除皖陳、贛鄧所屬部隊外，閩、浙、蘇三省共建立十餘師之眾，足以控制閩、江、淮、贛諸水流域。財政最上，賴有善於理財的蔡樸任總部軍需總監，籌劃軍餉政費，應付裕如。

中華民國十二年（1923年）以來，三年之內，孫傳芳由鄂援閩，由閩入浙，今又進據五省。孫傳芳進而又想奪取中央政權，企圖推倒段祺瑞，捧出江蘇巨紳張謇（民初曾任北京政府農商總長）任北京政府臨時總統，以便於操縱。為此，孫傳芳曾以出巡為名，親往南通拜訪張謇。 ^{[2-3]  [4-6]} 

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夏，國民革命軍開始從廣東誓師北伐。在一年多以前，奉張大軍南下時，孫傳芳曾派手下往見馮玉祥商議攜手反奉，同時聯繫直系將領擁戴吳佩孚出山。去年10月，吳佩孚在武漢就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起初，討賊指的是討伐張作霖，後來竟與奉張言歸於好，偷樑換柱，一變而為聯合張作霖討伐馮玉祥了。孫傳芳對此甚為不滿。同年4月，吳、張共同進攻國民軍，南北夾擊，馮玉祥部被迫退出北京，扼守南口。孫傳芳作壁上觀。

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正當吳佩孚在長辛店指揮軍隊攻擊南口時，國民革命軍北伐直抵岳陽。吳佩孚以武漢為大本營之所在，倉皇南返抵禦。在北伐軍鋭不可當進軍下，吳軍連遭慘敗，退師死守武昌，以待援兵。吳佩孚連電孫傳芳請援，並派翟殿林到南京見他，促他出兵。孫傳芳則希望北伐軍與吳佩孚兩敗俱傷，坐收漁利。吳待援兵急如星火，孫傳芳則按兵不動。直到吳佩孚從兩湖敗退河南，北伐軍於9月初挺進江西后，孫傳芳才出兵迎戰，並親赴九江督師。

當時雙方之軍事部署大體如下：國民革命軍入江西以取南昌、九江為目標，兵力的部署一路由廣東韶關趨贛南，一路由湘西進贛中，又一路由湘北、鄂南襲贛西北。孫傳芳的應戰，以奪取武漢、長沙為聞標，兵力的部署：謝鴻勳第四師擋贛西北，盧香亭第二師、鄭俊彥第十師及楊賡和獨立旅、彭德銓混成旅沿南潯鐵路前進。他親率陳調元第六師、周鳳岐第三師及武銘衞隊旅屯兵九江、武穴。

兩軍對陣，戰幕揭開。在西北一路，國民革命軍攻佔修水、銅鼓等縣，謝鴻勳中流彈重傷，死於醫院，因而兵敗。在中路，國民革命軍李宗仁、白崇禧等部從贛南、贛西合力夾擊，孫軍潰退，南昌失守。盧香亭進兵南潯鐵路，命鄭俊彥師、楊賡和旅星夜過贛江出擊，將南昌收復，又南進至豐城，即與國民革命軍對峙。在北路，孫傳芳駐九江督戰，總部設在江新號輪船上，旋因江永輪被間諜縱火焚燬，孫傳芳存戒心，遂白天在江新輪辦公，夜宿決川號軍艦上。

陳調元屯兵武穴，並不進軍武漢，因陳已秘密派其總參議範熙績與北伐軍唐生智暗通款曲，表示保持中立。當時的局面是：謝鴻勳戰死，左翼斷折；陳調元中立，右翼癱瘓；唯有盧香亭、鄭俊彥部尚可一戰。在雙方互相襲擾鏖戰進退達45天之後，孫軍後方增援部隊走火，於是謠諑紛起，草木皆兵，各部蜂擁撤退，不可遏止，紛向九江逃奔。孫傳芳急乘決川號赴武穴，意在促陳調元進攻武漢，以解九江之危，但陳成竹在胸，按兵不動。他又返航九江，停泊於對岸小池口，時北伐軍已破城而入；又駛至湖口，見盧香亭部戰敗，亂成一團，潰不成軍。至此，已一敗塗地，不可收拾，孫傳芳立命決川號艦長陳至賓鼓足馬力東折，狼狽逃回南京。時在1926年11月。

盧香亭隨孫傳芳東征戰敗而歸。與此同時，國民革命軍何應欽部由廣東攻入閩南，周蔭人戰敗，被迫退出福建，暫屯浙江。孫傳芳返回南京後，宣稱放棄贛、閩，保守江、浙、皖三省。但實際上，安徽陳調元已經依附北伐軍，浙江孟昭月腹背受敵，危在旦夕，暫時可以控制的惟江蘇一省而已。 ^[7] 

孫傳芳戰敗歸來，檢點兵馬，重新整編為15個師，準備再戰。他感到國民革命軍聲勢浩大，步步緊逼，如欲挽回頹勢，必須謀求北洋各系之大聯合，於是乃有段、吳、孫三角聯合之議。

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冬，孫傳芳曾邀請段祺瑞、吳佩孚派代表在南京集會，商討共同抵禦國民革命軍。參加會議的有：靳雲鵬、吳光新代表段，熊炳琦代表吳，以及孫傳芳、劉宗紀。會上靳雲鵬吹捧段祺瑞，大罵吳佩孚，熊炳琦大為不滿，反唇相譏，吵得不歡而散。孫傳芳在段、吳、孫三角聯合的幻想破滅以後，不得已掉轉頭來，乞憐於奉系。

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11月，孫傳芳派手下去濟南見張宗昌，取得張對孫的諒解；又前往天津見張作霖，申明合作之意。張表示既往不咎，雙方同意共同聯合抵抗國民革命軍。

中華民國十五年（1926年）11月，孫傳芳秘密前往天津，親自向張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對敵。孫傳芳抵津後，立即派手下往見張作霖，約定會面時間，張作霖當即派張宗昌、張學良同手下迎孫傳芳。人們陪同他來到蔡家花園，孫傳芳見張後先行一禮，説聲“對不起大帥”，張作霖接着表示“過去的事不要提了”，二人遂化敵為友。經共同商議，決定成立安國軍，由張作霖任總司今，孫傳芳、張宗昌任副司令。張作霖面允派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南下支援，並允為他接濟軍械，孫傳芳乃如願以償，返回南京。 ^[8] 

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佔領杭州，在四個月前孫傳芳在九江作戰時，浙江省長夏超謀變，為孫傳芳處決，改派陳儀繼任省長。陳系浙江紹興人，與蔣介石有同鄉之誼，孫傳芳曾利用這一點指使陳暗中與蔣建立聯繫，任命陳為浙江省長，似有借陳居中緩衝之意。詎料陳儀一向主張“浙人治浙”，對孫傳芳早已離心離德，何應欽率部進入浙江後，陳開門迎降，歸附北伐軍。這時，安徽陳調元傾向國民革命軍事孫傳芳亦微有所聞，為了拉攏陳，他特送陳20萬元，但無濟於事，陳終於歸附國民革命軍。

孫傳芳書法(6張)

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年）3月，張宗昌率直魯聯軍開到南京，孫傳芳將寧滬防務移交，蘇督一職，亦讓與褚玉璞繼任，又由畢庶澄駐守上海、自率總部人員退駐揚州。在直魯聯軍立足未穩之際，國民革命軍即展開浙、皖鉗形攻勢，於3月下旬先後佔領上海、南京，褚、畢皆大敗，倉皇北逃。孫軍亦被迫渡江北撤。國民革命軍佔領南京後，蔣介石又派張羣通過朋友勸孫傳芳反正，參加北伐，孫傳芳不從。國民革命軍渡江北進，於5月攻佔蚌埠、徐州。此時，馮玉祥出潼關抵洛陽，與蔣介石合流北伐，直驅直隸、山東。

中華民國十六年（1927年）6月，張作霖在北京召開軍事會議，孫傳芳參加。他慫恿張成立安國軍政府，出任大元帥。其後，孫傳芳奉張作霖之命反攻徐州，任鄭俊彥為前敵總司令，李寶璋為副總司令，分率第十師、第二師沿津浦路南下。此時，蔣介石已叛變革命，排共清黨，暴露其反革命真面目。因而其所率之北伐軍人心渙散，士無鬥志。李寶璋第二師鼓勇前衝，一戰而奪回徐州。北伐軍守徐州者為第十軍，軍長王天培，退出徐州後據云羅山頑抗，當時孫傳芳、蔣介石均親臨前線督戰。相峙未久，鄭俊彥率部增援，王天培部潰敗，蔣介石南逃。蔣惱羞成怒，殺王天培以泄憤。李寶璋率部乘勝追擊，兵不血刃而攻克蚌埠。孫傳芳進駐蚌埠，兵據浦口，兩軍隔江對陣。張宗昌聞捷報，特齎30萬元勞軍。蔣介石受挫後，二度辭職赴滬。

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年）春，他奉命任魯西前線總指揮，設總司令部於濟寧。先後經過兩次戰：一次在金鄉、魚台北側，與蔣介石軍之賀耀組、夏鬥寅、張克瑤等部相遇，激戰兩日一夜，賀部等被擊潰，孫軍佔領金鄉、魚台、豐縣等地；另一次在濟寧及其附近，對手為馮玉祥軍之孫良誠、方振武、吉鴻昌、石友三等部，雙方激戰達七八日之久，互有進退，傷亡皆多，陷入膠着狀態。正在這時，津浦鐵路戰線張宗昌失利，潰退濟南，孫傳芳後路空虛，不敢戀戰，立即收兵撤回濟南，形勢急轉直下。從此，孫傳芳即一蹶不振。孫傳芳撤回濟南之後，將懈兵乏，已無振作南下之望。

中華民國十七年（1928年）4月，蔣介石聯合閻錫山、馮玉祥，共同舉兵北進，發動總攻。孫傳芳及張宗昌率殘部過黃河北逃。至此，敗局已定，而孫傳芳心猶不死，赴京面見張作霖，請允其率兵出關，奮戰到底。孫軍從濟南北撤後，駐紮在大城、任邱、河間、寶坻一帶，他下令開拔東去，將領士兵均不願出關，議論紛紛，軍心渙散。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孫軍退縮在冀東灤州一帶，後由閻錫山派人收編，孫傳芳逃往瀋陽，投奔張學良，寄人籬下，以待時機。國民革命軍北伐告成後，派人去瀋陽勸説張學良歸附。同年12月29日，張學良宣佈“東北易幟”，接受南京國民政府領導。在此以前，張學良曾多次與孫傳芳交換政見，孫傳芳意在東北應成一割據形勢，以日本為靠山，伺機再度進關，與蔣介石爭奪天下。奉系將領楊宇霆亦主張反蔣，於是他曲意與楊捐嫌修好，引為同調，二人過從甚密，意在全力勸導張學良就範。楊自張作霖死後，以前輩自居，目中無張學良，張急欲除之。 ^[9-10] 

中華民國十八年（1929年）1月10日，張命高紀毅殺楊宇霆、常蔭槐於督署老虎廳內。孫傳芳怕禍及自身，翌晨即潛赴大連引避。孫傳芳在大連時，仍迭次建議張學良固守東北，以圖東山再起；至1930年，閻、馮倒蔣，爆發了中原大戰，孫傳芳又勸張與閻、馮取一致行動。張不僅不從，反而出兵助蔣。至此，他依奉再起之迷夢徹底破滅。

中華民國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傳芳隱居天津，在天津的日本勢力土肥原賢二和岡村寧次，便開始拉攏孫傳芳投靠日本。岡村寧次利用同窗關係多次登門造訪，動員他出任偽職，而孫傳芳作為中國人的良心尚未泯滅，內心還是不願意當漢奸，因而嚴詞拒絕。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1934年）4月，孫在天津組織佛教居士林，自任理事長。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11月13日，國民黨軍統局利用被孫傳芳處決的施從濱之女施劍翹為父報仇的心態，通過各種渠道使施劍翹得到了一支勃郎寧手槍。同年11月13日，施劍翹刺殺孫傳芳於天津居士林佛堂。孫傳芳終年50歲。 ^{[1]  [11-14]} 

孫傳芳在某些方面表現出愛國情節。比如，為史學界所樂道的“孫傳芳醉打岡村寧次”就是其中的一個實例。而且，孫傳芳面對日本人的無理要求，多次給與嚴詞拒絕的實例也很多。他在籌建“”就力主將帝國主義的特權收回，並廢除不平等條約。很大程度上他們是在盡最大努力維護民族利益的前提下利用帝國主義的。

孫傳芳曾言：“本帥抱定三愛主義，三愛主義，曰愛國、愛民、愛友，愛國愛民，為人人應盡的天職。”以此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愛民之心跡。因此：站在民族的立場上，他們總的來講還是有一定的民族氣節的。 ^[15-16] 

從社會、經濟、思想文化、人民等角度看待孫傳芳。他表現的比其他軍閥更好一些。

在軍閥混戰的20世紀20年代，孫傳芳口碑相對較好，他打着保境安民的旗號，統治江南五省。孫傳芳雖然被國民政府罵為“殘暴”，但他治理的南方五省卻一片昇平。

他裁減賦税，善待農人，頗得時人愛戴。 ^{[17]  [16]  [3]  [18]  [1]} 

孫傳芳重用地方賢達陳陶遺、張嘉璈，優禮章太炎、張謇，獲得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好感。

他還重用丁文江等學者，委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後來鄉紳主動進言，希望增加賦税以助軍費，但他堅決不許。因此在他失敗後，江浙老百姓無不感傷。曾有軍事家對孫傳芳作過這種評價：“孫傳芳為北洋後起軍閥之最狡詐且有機警縱橫之才者。””孫傳芳並非僅僅是在軍事上想有所作為，更想在政治權術上表現他過人的才能。”

他使江南許多社會名流對他有好感，甚至投靠到他的麾下，除了丁文江外，尚有蔣百里、陳儀、劉厚生等人。在他們的幫助下，孫傳芳成為直系後期最大軍閥，治理的南方五省卻一片昇平，為後來的軍事改革奠定了必要條件。 ^{[17]  [1]  [15]} 

孫傳芳組織多位軍事專家共同制定軍事改革方案，擬定出一個很現代化的軍制改革草案。

草案認為當前國內的作戰單位仍然是以步兵為主力，其他各兵種為輔，根據需要設置特種兵。至於編制單位如師、旅、混成旅、團、營等，因為沿襲已久不必做更動。

改革方案几經修改，並充分考慮五省的財政狀況，地區特點，重點在於加強部隊的技術力量，以適應戰爭發展需要。然而由於時間緊迫，在北伐戰爭開始之前，這些方案並未真正落實，成了塵封的歷史檔案。

不過也有幾項完成的，比如軍裝。根據南方氣候炎熱的特點，統一定製了聯軍的服裝。類似於後來國民政府的童子軍軍服，大檐帽。既輕便又美觀，與全國其他部隊別具一格。被江南人呼為“大帽子兵”。

還有就是上海兵工廠。孫傳芳對其進行進一步完善、擴建，派親信負責督促生產，以滿足五省軍隊的需求。同時還改建了老舊的金陵製造局，以生產更多的武器。

孫傳芳出身正途，畢業於保定武備學堂又留學日本，因此非常重視人才的積累與培養。他用人唯才，不分省界，特別是從外國留學歸來者，大量高薪網羅。聯軍中營長以上的軍官基本是各種軍校的畢業生。即使如此，仍感到人材匱乏，為此專門籌建了一所金陵軍官學校，培養下級軍官。

在軍餉方面，一改北洋陋習。要求各省每月一日按時關餉，不得拖欠。而且經濟公開，不得剋扣、挪用士兵的餉項。

到1926年3月，五省聯軍基本做到了統一號令、統一着裝。 ^{[17]  [1]  [3]  [19]  [16]  [20]} 

“馨遠系餘勸其學佛，平日作功夫甚為認真，誠心懺悔。除每遇星期一三五來誦經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所以兩年以來神色大變，與前判若兩人。遭此慘變，殊出人意料之外，幾使人改過無由，自新亦不得……人非聖賢，誰能無過，要在知過改過。若努力改過猶遭不測，則無出路可想。”——《大公報》 ^[19]  “孫公館緝賊賞米，中秋夜樂善好施”。——《立時報》

孫傳芳作為出生於我們泰安土地上的影響巨大的泰山兒女，作為一代梟雄，畢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泰安歷史》

孫傳芳是煊赫一時的北洋軍閥後起之秀，是北洋軍閥統治後期與張作霖、吳佩孚並駕齊驅的三大實力派人物，在北洋軍閥和國民黨新軍閥之間起到了承前啓後的作用，對中國近現代史產生了較大影響。他人生的多面性決定了他迅速崛起又迅速滅亡。在羣雄逐鹿的北洋軍閥中，孫傳芳以其機警狡詐，合縱聯橫，終於成為稱霸東南五省的新直系首領。他在經營江浙期間，採取了一些順應民心、推行民治的政治和經濟措施，對穩定地方社會秩序、恢復和發展地區經濟起到了很好的促進作用。但孫傳芳畢竟是舊軍閥，他思想保守僵化，自私狹隘，又缺乏一定的軍事遠見和謀略，所以造成聯軍內部矛盾重重、分崩離析的局面，根本無法抵擋北伐軍的鋭利攻勢，苦心經營的江浙地盤盡數喪失便成為必然 ^[21]  。——《岱嶽文化通覽》

施劍翹在殺害孫傳芳後，為博取社會輿論的同情，刻意貶低、污衊孫傳芳的人格，以此來為自己的罪行開脱。然而孫傳芳在統治東南五省期間，軍紀嚴明，相較同時期的其他軍閥，其口碑相對較好。作為一個崛起於亂世之中的梟雄，孫傳芳縱有錯處，也不應當將其醜化、矮化。 ^[1]  ——天津信息網

縱觀孫傳芳的一生，只是北洋軍閥統治時期的一個悲劇性人物。好戰成性，是其一大特點；機警投機，是其另一特點。而關鍵在於北洋軍閥的時代烙印，使他思想陳舊，拒絕接納新思想和新事物，逆歷史潮流而動，終於折戟沉沙，為大浪淘盡。此正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歐陽悟道

好人吳佩孚，狡猾孫傳芳。——《找尋真實的民國——南京政府那十年》

孫傳芳壞了規矩，即使放下屠刀，依然死於非命。 ^[12]  ——甘肅日報

1904年秋，孫傳芳赴日本留學。岡村寧次是他們的區隊長。一個星期天的傍晚，岡村寧次在進行晚點名時，發現新生中少了孫傳芳、楊文愷、張羣、周蔭人等人，原來他們外出未歸，岡村頓時大發雷霆，等孫傳芳等人回來後，劈里啪啦左右開弓，一個人揍了兩個耳光。“巴格牙路！你們不是軍人，紀律的不懂！”孫傳芳個頭小，被岡村寧次一巴掌打在頭上，把帽子打掉了，腦後的辮子抖摟出來。岡村寧次用手拉着他的辮子：“嗆過羅！嗆過羅！”日語為豬尾巴的意思。“支那人，一盤散沙，將來有一天，我們在戰場上還會打敗你們！”孫傳芳受到侮辱，渾身的血一下子都湧到頭頂上來了，他仗着酒力，猛地抓過自己的辮子，往脖子上一繞，罵道：“老子今天就教訓教訓你這個狂妄自大的傢伙！”接着他發瘋似的躥上去。岡村寧次是柔道好手，見孫傳芳撲過來，用手一擋，身體往外一側，就勢來了個大背，把孫傳芳摔落在地。

孫傳芳咬着牙爬起來，一個餓虎撲食，又衝上去，岡村寧次閃轉騰挪，一個反手擒拿，將孫傳芳的脖子壓在自己的皮鞋上。孫傳芳真急眼了，照着翻毛皮鞋就是一口，岡村寧次疼得一咧嘴，稍稍分神，孫傳芳死命往上一拱，岡村寧次猝不及防，被頂了一個仰面朝天。孫傳芳被張羣拉住，氣哼哼地還在高聲大罵：“小日本，老子不尿你！有種再來！”楊文愷等趕快上前把岡村寧次攙扶起來，岡村推開眾人，對着孫傳芳笑容可掬，伸出巴掌拍了起來：“喲希，喲希！孫君，你的膽量大大的！是一條漢子！”不打不相識，從那以後，孫傳芳和岡村寧次成了好朋友。 ^[2] 

軍閥孫傳芳素有“笑虎將軍”惡名。此人外表總是笑容可掬，但其本性陰毒。

1925年，孫傳芳與奉軍作戰，俘虜了對方的前敵總指揮施從濱。施已60歲高齡，見了孫傳芳還向他行了軍禮。孫傳芳滿用古代的刑罰加以斬首，不僅如此，孫傳芳還下令將施從濱梟首於安徽蚌埠車站，暴屍三日，並將施的頭顱懸掛在蚌埠火車站示眾多日。

正是此舉，直接導致了後來的孫傳芳之死。 ^[22-23]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淪陷，孫傳芳不願當漢奸，遷居天津英國租界內做起了寓公。這時的天津也不是平安之地，日本人慫恿漢奸經常製造事端，平安的日子也過不成。孫傳芳與吳佩孚一樣，不與日本人合作，整天閉門不出，讀書聊天、蒔花養鳥度日。

日軍大本營首選孫傳芳出任華北偽政府主席。後成為日本侵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與孫傳芳是日本振武學校的同班同學，並當過孫傳芳的軍事顧問。岡村寧次數次親自做孫傳芳工作，孫傳芳作為中國人的良心尚未泯滅，內心不願意當漢奸，因而嚴詞拒絕。

孫傳芳為了擺脱岡村寧次糾纏，竟皈依佛門做了和尚，法名“智園”。有人勸他：你多少年戰場廝殺結下仇家無數，如今單身隻影只恐仇家來尋仇報復。孫傳芳淡淡一笑，“死於同胞之手，比當漢奸賣國賊苟活強上千倍。” ^{[15]  [24]} 

九一八事變後，同樣居住天津的原皖系國務總理靳雲鵬便勸他皈依佛門，藉以超脱凡念。

孫傳芳便與靳雲鵬共同出資，將坐落在天津東南城角草廠庵的清修禪院，改名為天津佛教居士林，由靳雲鵬任林長，孫傳芳任副林長。在佛教居士中產生了很大的號召力，信徒們輾轉相告，陸續參加活動的達三千多人。 ^{[1]  [25]} 

孫傳芳自信佛以後，確有積德行善之舉。

每到夏日，孫傳芳宅院門前常備綠豆湯供過往行人飲用消暑。

一次，一個盜賊夜入孫傳芳公館行竊，被孫家傭人當場抓獲，押到孫傳芳面前聽候發落，不想孫傳芳非但沒有責罰，反而命人賞米賙濟。天津《立時報》載：“孫公館緝賊賞米，中秋夜樂善好施”。孫傳芳的樂善好施傳開以後，不少人都説孫聯帥如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1] 

《晚近中國名人逸聞錄》，其中談到孫傳芳為何願做人民父母而不願做人民公僕：“他看到當時報紙上有關人民公僕的言論時，幾乎笑破肚皮。他説那些爭當人民公僕的人其實都是騙子，他自己要當就當人民的父母，不當人民的公僕。因為當僕人的沒有一個好東西，不是拐騙主人的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錢財，而天下當父母的沒有一個不愛自己孩子的。” ^[18]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政局紛紜，孫傳芳不甘寂寞，曾對時事作過評論，他説：“現在做官的分三種人：要錢而能辦事的是好官；只要錢不辦事的是壞官；辦事不要錢的行不通，不能做官。”他説：“今日中國只有兩種人，一種人是壓迫人的，一種是被壓迫的，沒有第三種人。我們不能去當被壓迫的。” ^[18] 

在1925年末孫傳芳就任五省聯軍總司令時，國民黨元老張繼曾專程去孫處造訪，勸他與時在廣東的蔣介石合作，孫不從。

張繼説：“我看你不像個軍人，倒像個政客。”孫説：“我不是政客，我也討厭政客。政客全是些朝秦暮楚的東西，像妓女一樣下流！我是個地地道道的軍閥！”

有人勸他信奉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説三民主義可以救中國。他説：“我那位本家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我不信他那一套，我提倡三愛主義：愛國家、愛人民、愛敵人。我寫了一本《反三民主義》，專門來批駁孫中山的三民主義。”

可是誰也沒有看到過他寫的這部書。 ^[26] 

孫傳芳的第一個上司王佔元是個好色濫色之徒，他看上的女人要搞到手才心滿意足。但王佔元雖有色心卻無色膽，是個“妻管嚴”。王佔元看上了老婆的丫環何潔仙，當然何潔仙是個美人胚子，就連孫傳芳也對她一見傾心。王佔元因老婆看管太嚴一直未能得手，一天夜裏，王佔元趁老婆熟睡後，打起了睡在老婆旁邊小牀上的何潔仙的主意。正要蛟龍探穴時，被一聲大喊驚住，將其老婆驚醒，於是便將他從何潔仙身上生生揪了下來。原來喊聲是孫傳芳發出的。

王佔元為此大發雷霆，把第二師師長給了王金鏡，將孫傳芳打入冷宮。第二年趙恆惕攻打湖北王金鏡節節敗退，王佔元請孫傳芳出山時，孫傳芳裝病，並稱除非將何潔仙許配於他否則病體難逾。王佔元答應打退湘軍即把何潔仙送與他，孫傳芳卻要王佔元先送何潔仙過來沖喜方肯上戰場，王只好將何潔仙送與孫傳芳。

孫傳芳自與何潔仙結為夫婦從不染指其他女人。何潔仙從丫環搖身變為孫夫人，又有孫傳芳的寵愛，未來本是甜蜜幸福的。可惜紅顏薄命，何潔仙當丫環時已患上癆病，嫁與孫一年後即病逝。孫傳芳痛哭流淚埋葬了何潔仙，將其生前最喜歡的一條白手帕永久藏於上衣胸袋，以示永遠和愛妻一起。 ^[27] 

孫傳芳駐紮在宜昌時，宜昌女子師範學校邀請他參加畢業典禮，孫傳芳為優秀學生頒獎時，對周佩馨一見鍾情，當即立正敬禮，大叫一聲：“周小姐，請你嫁給我”。當時的周佩馨時只有16歲，琴棋書畫無數不精，尤擅丹青工筆，是見過世面的姑娘。

雖然見過世面，但也經不住孫傳芳的這一聲大喊，她嚇得哭着逃走了。孫傳芳年輕有為，聲名顯赫，文武全才，周家人當然願意將女兒嫁給他了。少年將軍孫傳芳與小佳人周佩馨終成百年之好，孫傳芳敢愛敢為的霸道作風令人稱道。 ^[27] 

1924年9月，孫傳芳從福建出兵，驅逐盧永祥，佔領浙江，於25日進入杭州。恰巧此時西湖雷峯塔倒掉了。由於孫傳芳進入杭州和雷峯塔倒掉同時發生，所以，杭州人民認為這是不祥之兆。

“雷峯夕照”是西湖的勝景之一，又有白蛇娘娘被壓在塔下的傳説，魯迅先生為此寫了名作《論雷峯塔的倒掉》。文章的主題超出了反對封建禮教的範疇，直指反動落後的軍閥統治。

雷峯塔的倒掉是否意味着孫傳芳的快速沒落？魯迅的咒罵真的得到應驗——“活該！”

孫傳芳統治上海以後不久，因為上海美專使用裸體模特而引起了劉海粟校長和江蘇省教育廳、上海縣令的激烈爭議。1926年6月3日，孫傳芳給劉海粟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展誦書，備承雅意……模特兒止為西洋畫主一端，是西洋畫之範圍，必不缺此一端而有所不足。美亦多術矣，去此模特兒，人必不議貴校美術之不完善。亦何必求全召毀。俾淫畫、淫劇易於附會，累牘窮辯，不憚煩勞，而不見諒於全國，業已有令禁止。為維持禮教，防微杜漸計，實有不得不然者，高明寧不見及，望即撤去，於貴校名譽，有增無減。如必怙過強辯，竊為智者不取也。”這封信在6月10日《上海新聞報》上刊登後，震動了上海。美專的師生有的認為，孫傳芳是五省聯軍司令，手操生殺大權，如果我們不給他留點面子，後果不堪設想。也有的認為，孫傳芳代表的是封建勢力，我們不能向他投降。劉海粟聽了師生們的各種意見後表示：“我絕不放棄模特兒，絕不向孫傳芳妥協！”

10日當晚，他給孫傳芳寫了覆信，信中説：“恭奉手諭，雒誦循環，敬悉鈞座顯揚儒術，教尚衣冠，振紀提綱，在此一舉……敝校設西洋畫科，務本務實，勵行新制，不徒摹仿西學已耳。”接着用千百年來善男信女膜拜袒裸佛像無損於佛法的事實，説明人體模特兒也無損於聖道。最後寫道：“關於廢止此項學理練習之人體模特兒，願吾公垂念學術興廢之巨大，邀集當世學界宏達之士，從詳審議，體察利害。如其認為非然者，則粟誠恐無狀，累牘窮辯，幹瀆尊嚴，不待明令下頒，當自請處分，萬鋸鼎鑊，所不敢辭！”在劉海粟寫這封信的夜裏，美專的畫室被流氓搗毀了。

孫傳芳收到劉海粟的回信後，甚為惱怒，認為劉海粟不識抬舉，沒給他留面子，傷害了他的尊嚴，當即下了通緝劉海粟的密令，又電告上海交涉員許秋風和領事團，交涉封閉地處法租界的美專，緝拿劉海粟。急得劉海粟之師康有為一天三次去找他，勸他離開上海，他堅守美專不離寸步。法國總領事認為劉海粟無罪，儘管許秋風一再交涉，並不逮捕劉海粟，領事館為了讓孫傳芳下台階，只好在報上登了一條消息，説孫傳芳嚴令各地禁止模特兒，前次劉海粟強辯，有犯尊嚴，業已自動停止模特兒。 ^{[3]  [16]} 

（1）建國後，在強調階級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的時期和改革開放初期，史學界對包括孫傳芳在內的軍閥基本持全面否定態度。

（2）改革開放後，特別是近幾年，隨着歷史的逐漸積澱和人們評價歷史問題的更加客觀全面公正，對待包括孫傳芳在內的軍閥的評價逐漸擺脱了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變得更加客觀理性全面公正了，但正統史學界對軍閥的評價依然小心翼翼。

（3）總體來講，孫傳芳作為軍閥，逆歷史潮流而動，鎮壓革命進步力量，連年征戰，造成了人民傷亡，破壞了生產力，應當基本給予否定。但是，放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們畢竟也有自己的時代侷限性和階級侷限性以及認識上的侷限性，不應當過分苛求於前人，而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他也有些閃光點值得肯定。 ^{[1]  [3]  [15]  [19]} 

孫傳芳墓位於北京海淀西山卧佛寺東側。

墓地坐北朝南，鳥瞰似寶瓶形狀，墓地分為三部分，東邊為墳冢，西邊為祠堂，北面為松園。正門是一座坐北朝南帶吻獸歇山式的門樓，中間是兩扇朱漆大門，門樓橫額是“泰安孫馨遠先生墓”八個隸字，背面橫額是“壽安永奠”，門上楹聯為“往事等浮雲再休譚岱麓松榆遑問江東壁壘”，“斂神皈淨土且收起武子家法來聽釋氏梵音”。

陰宅墓區寬3米、長30米的磚浸神道直通孫傳芳的墓冢，墓冢正中是石制墓塔，塔基為六邊形須彌座，花崗岩製成，中間鑲一拱形漢白玉龕，鐫刻有“恪威上將軍孫公諱傳芳字馨遠暨元配張夫人墓碑”。墓中間為孫傳芳，東邊為張夫人，西邊為妾周夫人。

孫傳芳宅位於天津和平區泰安道15號。磚木結構，分前樓、後樓兩部分。兩樓連接處有大玻璃窗。屋脊中央原有灰帽盔式的小穹頂涼亭。室內裝飾豪華。

該宅建於1922年。佔地3700平方米，建築面積3500平方米。磚木結構，兩層局部帶地下室，分前樓、後樓兩部分。前樓四周設封閉迴廊，一、二層為起居室、客廳、飯廳等；後樓是衞兵及傭人住房。兩樓連接處有大玻璃窗。建築立面入口有四根愛奧尼克柱。二層迴廊用方柱外加半柱，四坡瓦層頂，上有矩形及半圓形老虎窗。屋脊中央原有灰帽盔式的小穹頂涼亭。室內裝飾豪華。為近代優秀建築。解放後由天津市政府計劃生育委員會使用。

電影《邪不壓正》中的關巧紅，是一位隱匿於縫紉作坊中的巾幗烈女。她為報父仇而嫁人，由於丈夫不支持復仇，她毅然離開丈夫，帶着幼子走上覆仇之路，放足、練槍法，幫助李天然實現復仇。她的原型就是民國俠女施劍翹，刺殺對象原型就是孫傳芳。 ^[31] 

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故事，曾經被拍成電影《女刺客》，電影男主人公的原型便是孫傳芳。

王家衞指導影片《一代宗師》中章子怡飾演的宮家二姑娘宮若梅，為了報殺父之仇，斷髮奉道，一輩子不婚嫁不生育，她替父報仇的對象原型就是孫傳芳。

是2011年上映的劇情片，由駱燁編劇，蔣林靜、過齊鳴等主演。影片講述的就是施劍翹刺殺孫傳芳的故事。 ^[32] 

2013年1月，姜文公司的宣傳總監閻先生表示：“姜文早在六七年前，即拍攝《太陽照常升起》前，就與施劍翹的家人簽約，拿到了人物拍攝的版權，而公司一直有編劇在做該片的劇本創作，打算拍攝成一部人物傳記類影片。”電影中施劍翹要刺殺的對象就是孫傳芳。 ^[33] 

《孫傳芳五省聯帥》是1997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邵維國。

《孫傳芳全傳》是2001年4月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邵維國。 ^[3] 

《細説北洋：孫傳芳》是2009年由內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蘇飛。 ^{[16]  [5]} 

《孫傳芳傳》是2010年9月由吉林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陳杰。

《孫傳芳幕府與幕僚》是2011年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錢進。

《東南王孫傳芳》是2012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王曉華。

《最後的北洋三雄》是2012年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的圖書，作者是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