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

1894年（清光緒二十年），中國仍處滿清封建王朝黑暗統治中。腐敗清廷政府，對內殘暴鎮壓民眾，對外喪權辱國。這天，胸懷救國救民大志的幾個青年人，又在上海一幢西式小摟書房聚會了。他們即是後來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中國民主革命先驅：孫文、陸皓東、王韜、宋耀如等。眾人一致認為，必須用武裝起義，方能推翻滿清政權。在他們組織領導下，廣州起義、惠州起義相繼失敗，但孫文矢志不移，即使流亡海外，仍組建革命政黨同盟會，徐圖再舉。他堅韌不拔的革命毅力和事蹟廣佈海外。在美國讀書的少女宋慶齡，懷着滿腔敬佩收集報道他的報章。1911年，同盟會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終於成功，孫文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但乘機崛起、逼迫清帝退位的北洋軍閥袁世凱，控制了北方政權。為民國南北統一，避免內戰，孫中山毅然辭職，讓權於袁。敦料袁就任臨時總統後，見國民黨在國會選舉中獲勝，行將組閣，制約其獨裁權力，便派遣刺客，將孫文戰友、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暗殺於上海北站。正在日本考察鐵路建設的孫文聞訊返滬，與滬督陳其美等發動推翻袁政權的“二次革命”，但不幸失敗。孫中山又遭袁通緝，再度流亡日本。正當他在日集聚革命黨人，籌劃反袁大計時，宋慶齡來到他身邊，接替宋靄齡任其秘書。1915年10月，宋慶齡不顧父母反對，在東京和孫中山結婚。次年6月，妄圖稱帝的獨夫民賊袁世凱在各省競相宣佈獨立討袁浪潮中死去後，北洋軍閥爭權奪勢，禍國殃民。孫中山遂於1917年就任廣州軍政府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準備護法北伐，消滅軍閥。北京軍閥政府佯稱“南北議和”，陰謀勾結廣東實力派頭子陳炯明倒孫。陳背叛擁孫誓言，公然叛亂，炮轟總統府，孫中山脱險登“永豐”艦反擊叛軍，堅守55天后，與宋慶齡乘俄船“皇后號”赴上海。革命受挫，孫中山從蘇俄革命和新興的中共看到希望，他多次和中共代表李大釗、共產國際代表馬林，以及蘇俄全權代表越飛會談，於1924年召開國民黨“一大”，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親手締造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局面。同年11月，直系將領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趕跑軍閥曹錕，電請孫中山北上主持國是。孫中山時已肝病甚重，但仍赴京。當他被人用藤椅抬下火車，出站時，受到佇立寒風中無數民眾的歡呼。 ^{[2]  [19]} 

演職員表參考資料 ^[3] 

角色介紹參考資料 ^{[1]  [4]  [2]  [5]} 

1.該片僅孫中山一個角色就準備了三十幾套服裝，宋慶齡、黃興、宋教仁等十幾個角色的服裝則裝滿了35個大木箱，羣眾服裝及各兵種服裝總計兩萬多套。在加工階段，負責服裝的任奉儀等人對每件服裝的尺寸、式樣親自檢查，對不符合要求的由劇組自己加工或改制。對於製成的服裝，演員們比較滿意，扮演哈同的演員甚至提出不要報酬，只要把片中他所穿的一套西裝給他就可以 ^[6]  。

2.為了給幾萬套服裝作舊，劇組把珠影廠內建築工地的竹子搬到藝術大樓的天台上，搭成200多個竹架，然後經過泡、曬、打磨、擦舊擦毛、煮、燒、薰、染、打補丁等工序把服裝做舊 ^[6]  。

3.為了完成該片的美術設計，閩宗泗用了近一年時間進行準備工作，研讀了近1000萬字的有關孫中山的史料，收集了1000多幅圖片資料，根據導演總體造型構思繪製了1000多幅美術設計圖，其中包括50多幅大場氣氛圖和300多幅鏡頭畫面。在拍攝時，影片需要一張1895年的《申報》及其它報刊，閩宗泗為此跑遍了上海，最後才在博物館找到 ^[7]  。

4.為把握人物內心和氣質，劉文治認真研究了孫中山的有關資料，包括孫中山的遺照、手跡，對孫中山的政績、言談舉止、興趣愛好都一一揣度、體會。有一次，他因病住院，從大夫在他腹部叩診的動作得到啓發，因為孫中山早年是行醫的，他就為角色設計了平時喜叩食指、中指的動作。為模仿孫中山持文明棍的姿態，劉文治專門去廣東省民盟請教老先生 ^[8]  。

5.為塑造孫中山一角，劉文治十分注意保持體形，在羅浮山拍外景時，儘管山泉冷冽，他仍堅持每天游泳兩小時。為配合他深入角色，整個攝製組都尊稱他為“先生”，特別是演員組，無論是進門、上下樓還是發言，其他演員都會對他説“請先生先走”等敬語 ^[9]  。

6.和孫中山相比，劉文治的耳朵較小，需要化妝師重新塑制。為此，化妝師用石膏塑了他的面型，反覆試驗耳朵的大小，用了兩百多斤石膏。因為耳朵是用特製薄塑料做的，受熱易變形，一變形就必須換，所以該片用了近百對塑料耳朵 ^[8]  。

7.該片中“總統就職”的戲一共拍了三次。第一次因為南京某報紙透露了消息，拍攝現場擠滿了圍觀羣眾，拍攝被迫中止。第二天，公安局增派1000多名民警封鎖道路，但拍攝進行時，煙花火星引燃了牌樓上的松枝，由於滅火不及時，牌樓佈景被燒了大半。最後，劇組花了四天時間重新搭好牌樓，拍攝才得以重新開始 ^[8]  。

為了創作該片，丁蔭楠用一年時間與史學家、合作的演員們探討，結合自己對史料的研究，他得出結論，必須從人類發展史、中國社會史及哲學史的高度來確立影片創作的基點，來認識孫中山先生的功業、思想、人格和孫中山從誕生到逝世整個人生的價值。雖然有的創作人員企圖以市民文學的悲歡離合的格調來寫“孫中山是個凡夫俗子”，但丁蔭楠認為這種小資產階級人性的庸俗藝術創作觀和他所追求的悲劇高度是格格不入 ^[4]  。

在影片的藝術追求上，他確立的目標是：必須走向人物心理，學習傳記片《甘地傳》寫歷史也寫人物性格，同時突破《甘地傳》的紀實性手法，以人物心理片的姿態走上世界影壇。他希望在影片特定的歷史氛圍中，創作一部以心理情緒為主體內容，以藝術造型與聲音為表現形式的哲理性心理情緒片 ^[4]  。

根據導演的藝術要求，攝影師王亨裏確定了影片的攝影造型要注重：鏡頭的不完整性、簡練、概括、單純的構圖；畫面需要有極豐富的信息量和內涵；光色要講求誇張、寫意；大場面要進行“變形”處理。在用光方面，他們從影片基調上考慮，拍攝時基本不用晴天，儘量在陰天完成，從而表現那個時代的生活氛圍，烘托歷史感和久遠感 ^[15]  。

該片是一部成功的影片，它以氣勢磅礴的史詩性與內涵深遠的哲理性相統一的恢宏氣度，以對歷史事件的洗練概括與對人物的心裏細緻刻畫的大手筆，以把歷史人物的個性與藝術家自身的個性互相滲透、凝聚、昇華的藝術氣質，征服了觀眾 ^[16]  。（《電影藝術》評）

該片是一部比較成熟的詩電影，在寫意性上高度的概括、凝練，在造型處理上運用了象徵手法；影片畫面的後景往往採取誇張的手法，採取強化的處理，但仍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對歷史氛圍的浪漫手的處理帶有更多的假定性；人物關係採取只求會意的虛寫方法，在表現人物關係時不是像工筆畫那樣精雕細刻，而是點到為止。這種對詩電影的追求非常可貴 ^[17]  。（原中國電影藝術委員會委員王雲縵評）

該片導演的藝術構思很具體也很新穎，影片表現了許多重大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導演採用大量的省略，精心選擇了幾個片段，構置在幾個點上，恰到好處。整部影片的結構形式很見功夫，每個畫面用了什麼調子，幾組畫面如何協調，都是精心設計，但又不矯揉造作，十分難得。該片從節奏韻律、鏡頭長短、鏡頭角度看更接近音樂。影片的音樂、音響也很出色。色彩流動也有音樂感。而影片從獨特的心理情緒角度去表現孫中山，給人一種“往事如煙”的歲月感、距離感，啓發人們對楞史的思考 ^[17]  。（原《大眾電影》主編蔡師勇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