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獨者

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魏連殳被眾人視為異端，並在祖母大殮時受到眾人聯手的壓制和逼迫，他是孤獨的。第二部分，他傲世蔑俗、孑然獨立，卻有着一副同情弱者、希望未來的熱心腸。可是，當他對兒童的希望被唆使兒童貪佔搶奪的現實擊碎後，他陷入了茫然失望的孤獨。第三部分，失業和眾人的歧視將他推向更淒涼的孤獨。而他談祖母，談“獨頭繭”似的人生態度時，顯露出他內心深處更沉重更頑固的孤獨。第四部分，為活下去，他走上了一條違背意願的路，而新的一切連同自己的選擇都令人反感、令人憎惡，於是他仍然孤獨，而且是一種帶着絕望的痛苦和報復的快意的孤獨。第五部分，他入俗玩世，胡鬧自戕，作踐別人，毀掉自己，是一種更慘痛、更絕望、更徹底的孤獨。死亡結束了他孤獨的一生。 ^[3] 

《孤獨者》創作於1925年9到10月之間，收入1926年出版的小説集《彷徨》。

創作這篇小説時，正值五四落潮，魯迅苦悶、猶豫，自己説“頹唐得很”。1923年7月魯迅與周作人兄弟失和，搬出了八道灣居所，受此事影響，魯迅的健康惡化，肺病復發，數月方愈。1925年因支持北京女子師大學潮而遭到反動派打壓和圍攻，段祺瑞執政府解除了他在教育部的職務。生存環境的艱難、親情的惡變和疾病的折磨，使他陷入深深的困惑和苦悶之中。更令魯迅感到苦悶的是，他曾信任和幫助的青年，或出於自我保護，或出於私利，有的與魯迅冷淡疏遠，有的則站在了對立面與其為敵。這一切使魯迅變得更加多疑、孤獨和絕望，對生存的意義和生命的價值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懷疑。這篇作品是他對人生困境和出路富有哲學意味的文學追問。 ^[4] 

魏連殳是一個“學新學，走異路”的知識分子。雖然黑暗的時代使他的生存空間變得十分逼窄，雖然他對生活有着清醒而深刻的體認，然而他還在積極地探尋人生的意義，為了自己和朋友還要頑強地“活下去”，對房東的孩子也還發自內心地喜歡，只要看到他們，陽光便會照進他的心靈和他的生話，就會驅除瀰漫在身邊的濃重的“冷氣”。他雖然高傲，但與環境也會暫時地妥協，祖母去世他同意宗族的安排，他“像一匹受傷的狼”似的慟哭，既是自身苦痛的外化，當然也包含了對祖母至孝的傾訴。他反抗封建禮教卻保留了其中基本的道德內含。他雖悲觀失望，卻還心存希望地苦苦“尋路”。

然而，黑暗的現實徹底粉碎了他的夢想。因為極端的“異路感”，例如清高狷介，藐視世俗，愛發議論，多管閒事等等，終於為社會所不容，在流言蜚語中，校長把他解聘了，飯碗砸了。接着，小説的情節變得十分殘酷，這樣一個清高而傲慢的人，為了活命不得不開始還吞吞吐吐最後簡直就是乞求地到處找工作，堅硬的社會殘忍地一步一步地剝奪了他所有的希望，一步一步地把他推向了絕境。而他寄以希望的孩子們又根本不值得信賴，勢力地離他而去。朋友們也己消亡。魏連殳的生存之路沒了。他成了一個絕望的孤獨者。

在走投無路的極端苦悶之中，魏連殳採用了極端的復仇方式，向黑暗的社會進行了最後的抗爭。他做了杜大帥的顧問後，開始了他表面的榮華富貴，原先遠他而去的孩子們、親戚們和房東等人又急速地送上了諂媚的笑臉和不停的磕頭和打拱。他以毒攻毒，給壓迫者以壓迫，給侮辱者以侮辱。他踐踏了所有的“敵人”，他勝利了。然而，這卻是他真正的失敗，因為他己經躬行了他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排除了他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他的復仇是以精神的扭曲、人格尊嚴和生命信仰的淪陷為代價的。他在這種絕望的反抗中麻醉自己，蹣跚地走向靈魂的死亡和生命的終結。 ^[4] 

作品中的“我”名字叫申飛，這正是魯迅的一個筆名。“我”做為小説的敍事者，包含了太多魯迅的因素。“我”和魏連殳精神上是一種同構關係，都是黑暗社會里絕望的孤獨者。“我”對魏連殳充滿了理解和同情，不但一見如故，而且過從較多，還為他的工作奔波，時時惦記他的生活和生命。然而，“我”與魏連殳還是有區別的。“我”對現實的打量和生存的策略，相對客觀、冷靜、務實而沉穩一些。“我”能將生活的壓力和精神的掙扎化為一種淡定的應對，這也是“我”沒有走到魏連殳以極端方式抗爭社會並將自己毀滅的原因。 ^[4] 

小説中的敍述者“我”並非就是魯迅本人，正如魏連殳分得了作者魯迅的形神一樣，“我”也是一種孤獨意義上的能指。除了情感和張力的便利之外，“我”很大程度上肩負了或正或負的功能重任，同時也昇華和弘揚了孤獨的價值和精神。相對時時感到沉悶的“我”和魏連殳本來是同路人，這在兩人之間的交往和關係上很容易看得出來，不過彼此也充滿了分歧，特別是在第二部分關於孩子的爭論及第三部分的對待世界的態度上。 ^[5] 

當整個世界都陷入深眠的時候，唯一醒着的人就會成為孤獨者。魯迅筆下的孤獨者看似是由其本身一手造成了自己的悲慘命運，但其中藴含的深意往往讓人掩卷長思。因此，即使他們的死亡不可避免地帶着幾分自戕性，也讓人不忍責備，不吝心痛。魏連殳式的孤獨者之所以令人憐憫，是因為他們的孤獨並非是性格內向怯懦、不擅交際等等世俗的孤獨，而是來源於“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深層悲哀，來源於空負一腔熱血而無處潑灑的現實無奈，來源於出淤泥而不染、獨善於雲端的遺世獨立。這類人通常就是魯迅時代顧影自憐的知識分子，如“魏連殳”者，往往持有才幹卻無人賞識，一身抱負卻處處羈絆無法施展，有心報國卻無法改變這個俗世。這種有心殺賊卻無力迴天的痛苦所滋生的茫茫孤獨，耗盡了一代又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良心和血性。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大多人微言輕，舉步維艱，出路渺茫，至多是學而優則師或學而優則仕，教書先生和官員似乎永遠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宿命，魏連殳的命運也不過如此。聊以安慰的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前仆後繼，生生不息，正如魏連殳堅持認為“孩子總是好的”，呼籲申飛通過拯救孩子來拯救社會，總算留存一絲希望，頗有末路英雄的悲壯色彩。同時，作為小人物，儘管他們在旁人眼裏是特殊的，儘管他們身上有一些異於世俗的氣質，可他們與世人一樣生活在雲端之下，必須在風沙塵土、鹽油醬醋中任由時間銷蝕。那些孤懸於雲端之上的精神屬性終究沒有能夠安身立命的土壤，他們孤獨與泯沒的必然性也就在於此。

現實生活中大概很難找出一個“魏連殳”來，因為無論是那種從頭至尾的孤獨，還是極端的異類感與絕望感，都能輕易將一個正常人的神智擊潰，甚至完全抹殺他的存在。這也給魏連殳日後的“轉身”找到了合理的解釋：險惡的生存困境使他放棄了驕傲而託人四處尋覓生計，最終更是背離自己的初衷，做了軍閥杜師長的顧問——這個“轉身”使他成功從俗世的孤獨上解脱出來，是“孤獨者”的最大勝利，可在他給申飛的信中卻反覆提到自己是個失敗者，並説“現在才真是失敗者了”。因為，他獲得“勝利”的代價是對本心的背離，是對靈魂的背叛。他的轉身在生活上險勝一局，卻同時讓他在靈魂與肉身兩方面都跌落了雲端，陷入了靈魂的孤獨感中，這是個更深的泥潭。俗世的孤獨在雲端之下，使人屈服；靈魂的孤獨在泥潭之中，使人毀滅。人一旦屈服，就必將被泥潭吞噬，趨於毀滅。由此看來，魏連殳式孤獨者的殉道，似乎是那個時代無法逃離的宿命。 ^[6] 

然而宿命的真相又不盡如此。人屈服的理由在於俗世孤獨感，而俗世的孤獨除了個人的造就，也有社會的緣由。社會是個整體，很抽象，但歸根到底是人的整體，為人而存在。當“人的社會”手持利刃、一刀刀割下人的血肉、讓人陷入生存困境之時，其背後的主刀者也必然是人。我們可以看到文中魏連殳的生活環境：鄉鄰眼中的異類，沒有親人，沒有伴侶，連鄰居家的孩子似乎也在逐漸疏遠。這看似一個真正的俗世事孤獨者，與社會沒有一絲羈絆，而社會於他，好像也只有惡意與隔閡。他曾説，“我還想多活幾天”，“有人願意我活”，並“願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儘管為生活所脅迫，魏連殳並未淪為絕望者，依舊有求生的慾望，留有一絲期盼。然而當他成為“魏大人”後，他終於説：“這人已被敵人誘殺了。”他反覆提到自己在為一個“人”活着，而這個人最終又為“人”所害。魯迅並未在文中明確指出這裏所指的“人”的概念，也不必指出。因為人指的就是當時整個社會羣體，是全社會的人。如果一個人環顧四周，看到的只是一羣混沌的人，看到只是一個沉淪的社會，這種孤獨是十分可怕的，是要出人命的。

魏連殳為生活屈服之前不過是一個有點古怪脾氣的，生活孤獨的文化人，常常有一些離經叛道之舉，骨子裏卻還是一個傳統的知識分子。譬如在祖母的葬禮上他依然順從傳統的習俗，表現中規中矩，但比那些俗人更哀更痛更率真，“忽然，他流下淚來了，接着就失聲，立刻又變成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這模樣，是老例上所沒有的。”這個老例上沒有的模樣恰如其分地表達了一個真孝子的真情實感，對養育自己的長輩和祖先的尊崇，是我們中國知識分子的基本良心。但以魏連殳為代表的一系列孤獨者，往往在內心深處自詡為超脱世俗的雲端上人，是封建禮教天然的批判者——這種想法一開始就理想化地將他與社會相分離，但他畢竟真切地生活在雲端之下的俗世中，一旦為俗世所不容，便只能消弭在深不見底的泥潭裏。同類相殘的悲劇，是那個時代的產物，是那個時代的悲劇。小説在一定程度上，也表達了當年魯迅自己內心的深度孤獨和對當時那個社會的深深失望。 ^[6] 

第一人稱的敍事富有敍事角度彈性。敍述者的體驗和敍事大多是作者的自我投射。“我”即是小説的敍述媒介，又是被認知和解剖的對象。《孤獨者》中“我”不僅是故事的敍述者，也是作者自我的解剖。“我”與被敍述者之間存在對話性的復調關係。

小説開端，“我”是講述者。“我”只是在S城時聽到過魏連殳一些“奇異”事蹟，沒有什麼交集。在寒石山，“我”也只是聽村民議論他。此時的敍述是單方面的。在第一部分最後，“我”因好奇心，途徑他家時才與之有簡單的對話。

回到S城，過大半年後，“我”和魏連殳才熟絡，逐漸打開心扉，進行心靈的對話。此時“我”的敍述主體性變弱。被敍述發聲後，變成了平等的對話關係。

“我”聽説魏連殳被辭退，看到魏連殳變賣了自己珍藏的書，決意要去訪問他。此時“我”的敍述主體地位下降，被敍述者魏連殳開始大段講述最近的遭遇及祖母的死。而“我”主要在傾聽，僅在傾聽過程中偶有發聲。

“我”在山陽教書時收到了魏連殳的信。在閲讀來信時，“我”的敍述主體地位完全讓位被敍述者魏連殳。他將其遭遇的事情通過信詳細地告知“我”。這種當事人自己講述悲慘的遭遇，更能夠讓讀者感受到一個人精神毀滅之後的絕望與悲涼。小説敍述的結構也形成了一種雙重結構。

當“我”再次回到S城時，魏連殳已去世。此時小説出現一個新的敍事者“大良的祖母”，被敍述者魏連殳的事蹟由她進行講述。“我”又變成傾聽者。這裏小説敍述結構又多了一條。

以上可以看到魯迅沒有像以往第一人稱敍事，如《故鄉》中“我”佔有絕對優勢，在整個敍述過程中占主導地位。《孤獨者》中敍述對象是和我有相似經歷的知識分子，擁有着複雜的靈魂和生存經歷，“我”不存在任何優越感，對敍述對象也沒有評論的特權。“我”與魏連殳在結構上是並置的。這種複雜的敍事結構將文章結構的複雜性也展示出來了。 ^[7] 

現代文學評論家李希凡《“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論“孤獨者”魏連殳》：《孤獨者》在《彷徨》裏，的確是最給人以“重壓之感”的作品。但是，在魯迅小説中，魏連殳的形象和性格的創造，卻是作者以其高度概括的思想藝術力量，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道路上的個人主義的種種表現，特別是它的思想方式和戰鬥方式，進行了最尖鋭的批評。

魯迅（1881—1936），原名周樹人，浙江紹興人，是中國現代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他出生於一個破落的封建家庭，從小勤奮好學，7歲開始讀書，12歲就讀於私塾“三味書屋”，後因家庭的一次變故，飽嘗了世人的冷漠和蔑視。1902年東渡日本學醫，當他目睹國人的愚昧和麻木不仁時，毅然決定棄醫從文，用文筆來喚醒國人的靈魂。回國後，先後在北京、杭州的幾所大學任教。1918年，第一次用筆名“魯迅”發表了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説《狂人日記》，奠定了新文化運動的基石，從此開始了輝煌的創作生涯。五四運動前後，魯迅參加《新青年》雜誌的工作，站到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的最前沿，並先後創作了《吶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華蓋集》等著作。 ^[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