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翼農

1915年3月1日（農曆正月十六），季翼農（別名清寶）誕生於長安橋季家。

翼農祖上在鎮上經營棉花莊生意，雖然規模不大，但重品講質，口碑頗好，遠近鄉里聞名。有房屋數十間，水、旱田近30畝。翼農父母繼承祖傳棉花莊生意，家境較為殷實。母親王氏生於1880年，是典型的舊式婦女，聰慧勤謹，尤善經營。1924年丈夫病故，她剛45歲，更是含辛茹苦，獨力支撐，不僅籌資供給3個兒女入大專院校學習深造，還為營救從事革命的兒子季楚書，支援朱理治、瑤琴他們，變賣田地，支持革命事業。抗日戰爭開始，日軍轟炸無錫，季家所剩無幾。翼農為抗戰犧牲後，她又撫養翼農一雙兒女。一生雖遭遇坎坷，卻深明大義，矢志愛國愛家，3個兒女參加革命，2個成為烈士，仍堅韌不拔，樂觀達命，堪稱偉大模範，1976年97歲高齡過世。

翼農前面有兄姐5人，他最小。四哥楚書，生於1908年，1926年考入上海私立光華大學，1928年秘密入黨。30年代初擔任文化總同盟負責人潘梓年的秘書。1932年7月17日在上海反帝抗日的“共舞台事件”中被捕，同年被營救出獄後，立即以無限的熱忱繼續投身革命事業。五姐瑤琴（後改名小英），1913年生，早年入常州師範學校讀書，思想進步。1932年為營救被捕的四哥楚書，奉母命趕赴上海，奔走努力，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4月，瑤琴與時任共青團江蘇省委書記朱理治結為革命伴侶。1934年3月，瑤琴隨丈夫奉調河北省委工作，不久任省委機關黨支部書記。次年省委機關遭破壞，瑤琴隱蔽北京郊區良鄉，1936年初因產後受風，患肺炎病逝。族叔煥麟，早年在上海民用無線電總枱當報務員，幫助黨的地下組織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簡稱“社研”）開展活動，積極向黨組織靠攏。1931年10月加入共青團，任社研上海無線電台和國際無線電台分會團首任支部書記，次年入黨。抗日戰爭期間，任中共河南信陽縣縣委書記，利用民用電台為黨開闢開封—竹溝秘密電台。後又轉赴西安工作，開通西安至延安、蘭州等地的秘密無線電通信電路，並培訓報務員。楚書“共舞台事件”被捕，營救活動主要由季煥麟出面負責，折衝樽俎，多方斡旋。

翼農自幼聰穎、勤奮好學，心地尤其善良。少年時代，母親叫他跟隨家裏傭工一起去佃户家收田租，常有租户貧病交加、經濟困難，向他告求延緩或減免的，無不應允，鄉里稱善。

1931年，翼農16歲，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上海無線電學校，開始了自己嶄新的人生旅程。

進入上海無線電學校後，受哥哥楚書影響，翼農對革命活動逐步有所瞭解與認識。而1932年，哥哥楚書被捕，姐姐瑤琴來滬營救，又與朱理治結合，翼農與3個投身革命事業的親人同處一城，在感受親人親情温暖的同時，更重要的是能夠直接受到革命言行的影響，不僅革命的思想覺悟大為提高，而且開始積極參加一些進步社會活動。參與社會科學研究會（簡稱“社研”）的進步活動，是季翼農投身革命邁出的重要一步。社研成立於1930年冬，是一個接受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領導的左翼文化社團組織，成員主要是上海高校的一些進步學生，1932年“一·二八”事變時一度發展到1200多人，與當時上海共青團員的人數差不多。當時，社研的任務是以“讀書會”的形式組織學習社會科學知識，包括馬列主義理論、中國社會發展史等。在這裏，翼農努力學習社科知識，認真聆聽社會科學聯合會（簡稱“社聯”）學者的講課，逐步堅定投身共產主義事業的理想與信念。在加強學習的同時，他還以高昂的熱情，積極投身上海的學生愛國活動。

根據社研的安排，翼農協助開展地下工作。30年代初的上海，白色恐怖嚴重，地下工作險象環生，稍有疏忽，就會釀成大患。因此，出於安全考慮，社研有時會安排眼生的季翼農協助朱理治、季瑤琴從事一些信息傳遞、人員接送、活動掩護等工作。每次承擔這樣的工作，翼農都憑藉自己的機智靈活出色地完成任務。此外，他還時常協助季煥麟和80年代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的陳國棟開展地下工作，參與化解叛徒造成的危急情勢。季煥麟和陳國棟都在上海從事無線電工作，1932年春一起入黨。翼農雖然還不是共產黨員，但因常參加社研的活動，與煥麟又是叔侄關係，故與陳國棟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1935年，翼農因為經受住了殘酷鬥爭的考驗，在上海無線電學校加入共青團。

在這期間，翼農還一手促成了一樁革命姻緣。1933年，經翼農牽線搭橋，陳國棟與季瑤琴的常州師範同班同學沈一塵喜結連理。現存的陳國棟、沈一塵結婚證書清楚地記載着“今承季翼農、張光傑先生介紹，於民國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在無錫新聚豐園舉行婚禮”，介紹人一列，除了名字，還簽有翼農的印章。這一年翼農才18歲，但這一成人之美的善舉，充分顯示了樂於助人的品性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1935年秋，翼農從上海無線電學校輟學，回到家鄉無錫縣開展革命活動。次年初，如願由共青團員轉為共產黨員，其組織關係轉到錫北張村地下交通站徐泉林處。為迅速開展工作，翼農設法和老黨員張村的徐泉林、長安的宋文光、八士的孫耀裕取得了聯繫。雖然那時無錫縣的共產黨組織還未重建，但考慮到鬥爭形勢的需要，他們時常自覺地在一起商議如何開展黨的地下活動。為便於掩護，翼農受聘任職長安橋小學，以教師的身份向學生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救亡主張。

1937年11月25日，無錫城被日本侵華軍佔領。淪陷初期，無錫鄉間民眾為求自保，自發成立了防夜隊、聯防隊、游擊隊等武裝組織。至1938年上半年，四鄉湧現出來的大小遊擊隊多達39支，人數超過2500人。這些游擊隊大體分為四種類型：第一種是由國民黨中下級軍官收集散兵拼湊起來的，如錫東鴻聲的鄧本殷部；第二種是由地主鄉紳出面組織的，如梅村的強學增部；第三種是幫會頭子和地痞流氓拉起來的，甘露的楊忠部、張涇的周振剛部、安鎮的朱冰蝶部都屬這一類；第四種是由失去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和愛國青年組織的，主要有查橋的陳鳳威部、寨門的嚴公偉部、東北塘的朱若愚部。各類游擊隊首領的政治傾向和動機是不同的，有的是打着抗日旗號，敲詐勒索、魚肉百姓；有的僅僅是為了防匪保家；有的是為撈取政治資本、為以後尋找出路打基礎；有的則是受共產黨的影響，真心實意救國救民。這些形色各異的游擊隊，由於是自發產生，又各自為政，因而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爭取的對象。當時，除了共產黨想團結、整合這些游擊隊，將其改編為真正的抗日武裝之外，日軍、國民黨也企圖拉攏和控制這些游擊隊。

為團結社會各階層的力量共同抗日，中共江蘇省委於1937年11月在上海甫一成立，就明確將掌握並逐步擴大遊擊武裝作為各地黨組織的一項重要任務。但是，由於那時無錫等地的黨組織還未重建，隱身鄉野的共產黨員很難直接獲悉上級的這一指示。鑑於這一情況，1938年初，上海的八路軍辦事處在自己編印的《華美晨刊》上，向散佈各地的共產黨員發出了迅速打入各地游擊隊組織開展抗日鬥爭的信息。翼農從《華美晨刊》上了解到這個情況後，雖然覺得任務很艱鉅，但更多的是感到興奮，因為這對他來説好似撥雲見日、久旱遇甘霖。同年5月，中共無錫縣委得到重建。此後，無錫縣委與接受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組和八路軍上海辦事處領導的華東人民武裝抗日會（簡稱“武抗會”），共同派遣幹部，深入游擊隊開展爭取工作。從此，翼農等各地黨員聯絡、團結、收編游擊隊的工作，就像大海上的航船，獲得了燈塔的正確指引。

那時，為便於儘快、有效地開展收編工作，翼農就以季楚書弟弟的身份聯繫黨內人員。他首先找到了斗山的陸富泉、朱秀谷、嚴振山等老黨員，然後通過他們與無錫抗日聯合會（簡稱“抗聯會”）主席陳枕白接上了關係。此後，季翼農以“抗聯會”成員的合法身份，按照“抗聯會”的統一部署，確定他為策反收編小組負責人，參與了協助中共無錫縣委爭取改造游擊隊的收編工作。

翼農最先想到要前往開展收編工作的地方是東北塘、寺頭和張村。當從陸富全口中得知已經有人去聯絡尤國楨等人後，他又對陸富全説梅村的強學曾有可能爭取過來，並表示自己可以前去勸説強學曾。強學曾雖然是地主出身，但具有正義感，拉起隊伍的目的主要是保家安民，沒有打家劫舍的惡行。聽罷翼農的建議，陸富全表示同意，並要翼農轉告強學曾：“只有與朱松壽聯合起來，才能加強抗日防匪保家鄉的力量。”大約一個星期後，翼農興奮地告訴陸富全，強學曾同意接受收編和與朱松壽聯合抗日。其實，在此之前，陳枕白、李哲先等幾個失去組織關係的共產黨員就將強學曾作為重點爭取對象，秘密地在強學曾部擔負政治工作，宣傳共產黨的聯合抗日主張。這些秘密工作，對強學曾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為他最終接受收編打下了基礎。不久，經過教育整頓，中共無錫縣委直接控制了這支達300多人的地方游擊隊。

幾乎在爭取強學曾部的同時，翼農又在陸富全的支持下，聯絡了錫北陳鳳威領導的懷西五鄉聯防大隊。陳鳳威是大革命時期的老共產黨員，對於無錫縣委收編游擊隊聯合抗日的工作自然是支持的，他對前來聯絡的翼農説道：“最好能聯合起來，否則容易受到威脅。”但是，由於中共無錫縣委爭取遊擊武裝的節拍慢了一點，加上又受到國民黨第三戰區的限制，陳鳳威及東北塘朱若愚領導的游擊隊已被國民黨忠義救國軍（簡稱“忠救軍”）十支隊搶先一步收編，因此，無錫黨組織收編陳、朱等部的工作難度加大了。為此，1938年冬，無錫縣委書記王承業由陸富全引路，親自到“忠救軍”十支隊二大隊五中隊同陳鳳威商議收編對策。經過精心謀劃，陳鳳威部不久成功擺脱“忠救軍”的控制，隊伍還發展到了130多人。在爭取陳鳳威部的過程中，安鎮的朱冰蝶部扣押了陳風威的部下，為爭取更多的人員，翼農依靠自己出眾的口才，説服朱冰蝶釋放了被扣人員。事後，為表示謝意，陳鳳威將一支6寸手槍送給了翼農。後來，為進一步密切與“忠救軍”十支隊三大隊九中隊朱若愚的關係，翼農又將此槍轉送給了這位大革命時期的老共產黨員。

在爭取陳鳳威部的同時，翼農和四哥楚書受上級指派，一同到尤國楨部工作，分別擔任尤國楨的副官和秘書，朱泉寶為秘密交通員。尤國楨生於1907年，無錫縣東北塘人，曾在茂新麪粉廠做工，無錫淪陷後，在家鄉與同鄉朱若愚先後組織游擊隊抗擊日軍。1938年4月，尤國楨的游擊隊在“入編不受調”的前提下，被“忠救軍”十支隊編入三大隊九中隊。尤先任中隊長，後任三大隊隊副兼除奸團團長，九中隊長則由朱若愚擔任。此後，在尤國楨的指揮下，該部於同年9月在石塘灣伏擊日軍列車，斃敵20餘名；10月在北柵口怒殺偽政府特務大隊長李忠林的衞士陳鴻壽，並在回撤時將一日軍軍官斬首於錫澄公路。從此，尤國楨的威名傳遍無錫城鄉，日偽軍膽戰心驚，同胞拍手稱快。因此，王承業非常想將這支抗日隊伍爭取過來，派遣季楚書、翼農兄弟倆到尤國楨部工作，正是基於這個考慮。

為配合無錫縣委團結爭取尤國楨，1938年11月，“武抗會”派出地下黨員陳達前來尤部正式商談收編事宜。一天，在陸富全、翼農的陪同下，尤國楨與陳達派來的代表在東北塘春鏡樓接上關係，此後又直接與陳達商討收編事宜。經過商談，尤國楨表示擁護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願意接受“武抗會”的領導。為表明自己的誠意，尤國楨拿出1200塊大洋，作為抗日經費交給陳達。接受“武抗會”領導後的尤國楨部，士氣高漲、精神振奮，抗日意志更加堅定。1939年1月28日，通過偵查和翼農等提供的城內日偽軍情報，尤國楨掌握了偽無錫縣政務警長吳正榮（綽號“沙殼子”）的活動規律，於當天傍晚派夏國良在觀前街（今人民路中段）胥隆羊肉店門前將這個罪大惡極的漢奸當場擊斃。此事震驚了敵人，極大地鼓舞了抗日軍民的鬥志。

為了完成上級交給的聯絡、爭取游擊隊的任務，翼農除了忠實貫徹無錫縣委的收編政策之外，還利用自己的良好人緣，巧妙與幾支游擊隊的負責人建立了密切的關係。“抗聯會”主席陳枕白後來説過這樣一句話：“季翼農在與各游擊隊做統戰、聯絡、收編工作中，與尤國楨、朱若愚的關係最密切。”

在參與收編工作的過程中，翼農還積極動員愛國青年參加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想方設法為抗日部隊籌集資金。當時，由於缺乏經費，他在開展聯絡工作時很注意節約，有時還自掏腰包，資助聯絡工作。為了表示自己的抗日決心，他還不惜當眾燒燬地契，徹底減除農民的負擔，説他是毀家為抗日也不為過。

1939年5月1日，葉飛率新四軍第3支隊第6團從茅山出發，在武進整編地方抗日武裝後，改用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的番號東進抗日。8日，“江抗”經錫北到達無錫梅村，在梅村小學操場受到“抗聯會”組織的3000多人的熱烈歡迎。“江抗”的到來，不僅無錫的黨組織和人民羣眾歡欣鼓舞，而且願意接受改編的各路遊擊武裝負責人也甚為興奮，並期望儘快見到“江抗”首長。5月底的一天，按照縣委書記王承業的安排，由陸富全引路，季楚書、朱若愚、季翼農、張鶴亭等，陪同尤國楨在梅村西倉附近會見了“江抗”總指揮梅光迪，副總指揮葉飛、何克希等領導。尤國楨當時向“江抗”首長表示要堅決抗日，希望“江抗”幫助自己整頓“忠救軍”部隊，因為“忠救都是小兄弟，自己不好説話。”，並當場決定三大隊的二、五、九中隊參加“江抗”。尤國楨和翼農回到錫北後，分別對這三個中隊傳達了與“江抗”指揮官會面的情況，中隊長以下的人聽後都很高興，大家都覺得像獲得了新生一樣。不久，“江抗”在無錫縣委的配合下，對幾路游擊隊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收編，其中朱若愚部在掙脱“忠救軍”的控制後，失散官兵分頭抵達梅村匯合，定名“江抗”特務大隊，尤國楨任大隊長。為表示誠意，尤國楨向葉飛上交1200塊大洋作為抗日經費，並提供了600發駁殼槍子彈。當葉飛知道尤國楨進城殺敵除奸缺少6寸手槍子彈後，馬上從警衞員身上取下從福建蘇區打游擊時一直保留着的22發子彈，送給尤國楨，鼓勵他多殺鬼子。

尤國楨接受“江抗”領導的消息傳出後，引起了“忠救軍”的恐慌和仇視。1939年6月初，“忠救軍”十支隊三大隊大隊長董惠民寫信給尤國楨的秘書季楚書，要求尤國楨迅速將部隊開往塘南集中，對付“江抗”，但得到的回答是：“我們要團結一致抗日”。董惠民此時才明白，尤國楨已脱離他的控制。於是，他迅速報告“忠救軍”總部副總指揮楊蔚，得到了“就地處決”尤國楨的命令。為避免驚動尤國楨，董惠民決定辦個“鴻門宴”：通過青紅幫頭子季伯勤（尤當時加入季的幫會，稱季為先生）寫信給尤國楨，請尤到長安橋大隊部開會商談要事。翼農察覺到這次會商是個陰謀，一再勸説尤國楨不要去。但尤固執地説道：“我尤國楨抗日沒有錯，季不會要我的命。”6月9日，尤國楨帶着翼農、勤務員李元豐、文書陳盈、通信員朱泉寶，從東北塘王巷出發前往長安橋與董惠民會面。到長安橋後，聽説董惠民在南蔣巷，於是一行5人又趕往南蔣巷。但當他們快到石新橋北堍時，早已埋伏在此的董惠民的衞兵趙全寶、顧小海、過永華迎面朝他們走來，並一齊喊着“向大隊副敬禮！”。其實，這一聲“敬禮”，是事先定下的開槍信號，但毫無防範的尤國楨還未來得及回禮，罪惡的子彈就朝他們飛來。尤國楨與陳盈被擊中要害，當場犧牲，翼農、朱泉寶、李元豐等3人突出重圍，跳入京杭大運河，僥倖逃脱。

翼農回到梅村後，迅速向上級報告了尤國楨遇害的消息。陳枕白、季楚書、李哲先經過商量，決定組織力量為尤國楨報仇。同時，為了穩定人心浮動的尤國楨舊部，“江抗”將其編成特務大隊，任命朱若愚、李超為正副大隊長，吳仁基為大隊副官。特務大隊直屬“江抗”指揮部，下設3箇中隊，共200餘人。

收編任務基本完成後，無錫縣委安排翼農負責為“江抗”籌集軍需物資的任務。為確保任務的完成，翼農連續兩個月在江溪橋、坊前、錫南等地艱辛活動，1939年8月21日才返回長安橋家中。但翼農不能在家久住，因為緊張、殘酷的鬥爭形勢容不得他這樣做，他必須立即投入新的鬥爭。這一次他不是孤身接受新任務，在徵得上級同意後，他動員妻子一起到梅村從事抗日工作。為確保順利前往梅村，當天，翼農請交通員朱泉寶晚飯後來家商量要事。不料，消息被“忠救軍”顧小海獲悉。對翼農策反“忠救軍”三大隊九中隊參加“江抗”一事，董惠民、顧小海一直懷恨在心，時刻都在找機會除掉翼農。所以，當得知翼農在家的消息後，顧小海設計圈套，讓翼農的妻弟傳話，由顧小海弟弟顧阿三、趙全寶陪同，誘騙説有人要與他商量事情。因為是妻弟來傳的話，翼農沒多想，吃完晚飯，洗過澡，趿着雙拖鞋就出發了。那時天色已近黃昏，當翼農走到西街桑樹田時，警覺到周圍情況不妙，但已無法脱身，早早埋伏在那裏的顧阿三、趙全寶接連扣動了罪惡的扳機，年輕的英雄血染大地，壯烈犧牲，時年僅24歲。

不久，兇手顧阿三被“江抗”鎮壓斃命。趙全寶後來改名換姓為鄧進寶，隱瞞身份，矇混了幾十年，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羣眾檢舉揭發，揪了出來批鬥而死。兩個雙手沾滿革命烈士鮮血的兇手，最終都得到了應有的懲處。

翼農犧牲後，中共無錫縣委和“抗聯會”確定他為烈士，併發給家屬500斤稻子作為撫卹。1950年3月14日，蘇南行署正式為季翼農頒發革命烈士證明書。

翼農娶妻鄰村章氏，1936年完婚，先後育有一女一子。女蘇英，由祖母艱辛撫養，上學，長安中學初中畢業後，1953年考入上海中學，生活費用主要靠國家給發烈屬的助學金和時年70多歲的祖母養蠶賣繭錢。後考入南京工學院（今東南大學）無線電系深造，這時老祖母已無力再助，遠在北京從未謀面的姑父、時任國家計委副主任朱理治獲悉翼農女兒就學困難，囑咐秘書按月從他工資中拿出部分給予資助，直至大學畢業。

1961年蘇英大學畢業，分配到國防科工委五院一分院五所，在錢學森的直接領導下，參與151導彈工程的國防科研工作。蘇英子季軍，為繼承烈士遺志，從母姓季，無錫一中畢業後考入江南大學，改革開放後到上海經商。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季軍看到電視上播放災區的慘痛畫面，再也忍不住那顆報國之心，立即聯絡企業界朋友，捐資捐物，支援災區。震後一個月，他和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理事長江上舟，帶了10部救護車、1800萬現金，以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名義直接到四川重災區去慰問。為給地震中大量因災致殘的孩子們一方樂土，又和江上舟一起募集籌措3000餘萬元，引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倡導的“殘健融合”的先進理念，以“公辦民助”的援助模式，在都江堰創辦友愛學校。學校辦起後，他又擔任都江堰友愛教育基金會秘書長，每年都會多次去友愛學校，關心學校發展和慈善基金的運作。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邀請他擔任特邀理事，2012年5月，第十一屆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會長鄧樸方親自為他頒發“集善銀質獎”，表彰他對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的支持以及為殘疾人事業做出的突出貢獻。

紅花無情笑東風，青山有幸埋忠骨。翼農葬於長安橋犧牲地，1989年長安鄉人民政府豎紀念碑。而今，已成為長安橋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年年清明，長安橋的中小學校師生都會前來祭掃，緬懷先烈偉績，弘揚先烈精神。長安中學還建立了“季翼農”團支部，傳遞翼農為國家和民族勇於奉獻犧牲的精神。另外，1982年無錫縣人民政府遷建錫北革命烈士墓，集中紀念240多位革命烈士，季翼農烈士碑赫然在列，供人們緬懷紀念。

1998年，90歲高齡的楚書手書《紀念緬懷瑤琴妹、翼農弟二英烈》七絕：

眾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偶一逢。手足情深牢夢思，最傷聚散太匆匆。同胞同志老紅軍季楚書獻詩。不幸生逢天翻地覆，弟弟、妹妹以身報國，聚散匆匆，而今只能依稀夢裏見。季軍説，伯祖父晚年每每展讀此詩，無不泫然淚垂。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