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

唐子西雲：“人君不論撥亂守文，要以制略為貴。《六韜》述兵權，多奇計，《管子》慎權衡，貴輕重；《申》、《韓》核名實，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藥無高下，要在對病。萬全良藥，與病不對，亦何補哉？”又觀《古文苑》載先主臨終敕後主之言曰：“申、韓之書，益人意智，可觀誦之。”《三國志》載孟孝裕問卻正太子，正以虔恭仁恕答。孝裕曰：“如君所道，皆家門所有耳。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知調何如也。”

由此觀之，孔明之喜申、韓審矣，然謂其為對病之藥，則未敢許。夫病可以用藥，則用藥以對病為功，苟其用藥不得，則又何病之對也？劉禪之病，牙關緊閉，口噤不開，無所用藥者也，而問對病與否可歟？且申、韓何如人也？彼等原與儒家分而為六。既分為六，則各自成家；各自成家，則各各有一定之學術，各各有必至之事功。舉而措之，如印印泥，走作一點不得也。獨儒家者流，氾濫而靡所適從，則以所欲者眾耳。故汲長孺謂其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而論六家要指者，又以“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八字蓋之，可謂至當不易之定論矣。

孔明之語後主曰：“苟不伐賊，工業亦亡。與其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孔明已知後主之必亡也，而又欲速戰以幸其不亡，何哉？豈謂病雖進不得藥，而藥終不可不進，以故猶欲僥倖於一逞乎？吾恐司馬懿、曹真諸人尚在，未可以僥倖也。六出祁山，連年動眾，驅無辜赤子轉斗數千里之外，既欲愛民，又欲報主，自謂料敵之審，又不免幸勝之貪，卒之勝不可幸，而將星於此乎終隕矣，蓋唯多欲，故欲兼施仁義；唯其博取，是以無功徒勞。此八字者，雖孔明大聖人不能免於此矣。

愚嘗論之，成大功者必不顧後患，故功無不成，商君之於秦，吳起之於楚是矣。而儒者皆欲之，不知天下之大功，果可以顧後患之心成之乎否也，吾不得而知也。此後患者必不肯成天下之大功，莊周之徒是已。是以寧為曳尾之龜，而不肯受千金之弊；寧為濠上之樂，而不肯任楚國之憂。而儒者皆欲之，於是乎又有居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之論。不知天下果有兩頭馬乎否也，吾又不得而知也。墨子之學術貴儉，雖天下以我為不拔一毛不恤也，商子之學術貴法，申子之學術貴術，韓非子之學術兼貴法、術，雖天下以我為殘忍刻薄不恤也。曲逆之學術貴詐，儀、秦之學術員縱橫，雖天下以我為反覆不信不恤也。不憚五就之勞，以成夏、殷之績，雖天下後世以我為事兩主而兼利，割烹要而試功，立太甲而復反可也。此又伊尹之學術以任，而直謂之能忍詬焉者也。以至譙周、馮道諸老寧受祭器歸晉之謗，歷事五季之恥，而不忍無辜之民日遭塗炭，要皆有一定之學術，非苟苟者。各周於用，總足辦事，彼區區者欲選擇其名實俱利者而兼之，得乎？此無他，名教累之也。以故瞻前慮後，左顧右睜（盼）。自己既無一定之學術，他日又安有必成之事功耶？而又好説“時中”之語以自文，又況依仿陳言，規跡往事，不敢出半步者哉！故因論申、韓而推言之，觀者幸勿以為餘之言皆經史之所未嘗有者可也。

李贄（1527年～1602年），明代思想家、文學家，泰州學派的一代宗師。原姓林，名載贄，後改姓李，名贅，號宏甫，又號卓吾，又別號温陵曙上等。泉州晉江（今屬福建）人。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舉人，不應會試。歷任共城知縣、國子監博士，萬曆中為姚安知府。旋棄官，寄寓黃安、麻城。在麻城講學時，從者數千人，中雜婦女，晚年往來南北兩京等地，被誣，下獄，死在獄中。著有《焚書》《續焚書》《藏書》等。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