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學

孔學形成於春秋末期。當時，西周以來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已趨於崩潰，被稱為禮壞樂崩的時代。在這一變革的時代，以齊國管仲和鄭國子產為代表的新勢力正在興起，對舊制進行了改革。適應此種形勢，孔子則以魯國為基地，倡導革新。但其主張不盡同於齊、鄭兩國推行的路線，而是企圖在周制的基礎上進行改革，或對周製做出新的解釋，使其符合封建制成長的要求。孔子説：“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論語·雍也》）“道”即孔子理想化了的周制，即對周禮進行損益，實現一個以家庭關係為重心的和諧的等級社會。孔學形成的思想淵源：在孔子時代，西周官方的文物典章已散落到民間，史稱“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孔子則以私人的資格，招收學生，傳授六藝於民間，進而通過對《詩》、《書》、《禮》、《樂》等典籍的解釋，建立起孔學的思想體系。孔子對學生説：“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同上）即將以相禮為業的儒者改造為倡導修己治人之學的君子。孔學的出現，標誌着中國古代學術，由官學轉為私學，開創了學術自由的新風氣，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孔學是中國古代人學的開拓者，重點研究人的價值、人的理念以及人際關係問題。其興趣不在自然界，而在人類社會，發展了春秋以來流行的重人道的新思潮，突破了西周一切唯皇天上帝和王命是從的價值觀念，啓發人類和個人的自覺，特別是人格的獨立自主意識，從而建立起中國的人文主義文化傳統。孔學的基本內容，可以概括為提倡修己治人之學，即孔子所説的“修己以安人”，並以“修己以安百姓”（《論語·憲問》）為聖人的最高境界。但孔學的重點是講修己，以完善自己的人格為為學的主要目的。如孔子所説：“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同上）

關於修己之學，孔門將處理好家庭關係，置於首位，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作為維繫家庭生活的準則。特別重視孝道，以其為一切道德行為的根本，並以“敬”解釋“孝”的內涵。關於人際關係，孔子提出禮和仁，作為調整等級關係和做人的準則。禮和仁，並非孔門所始創；孔門的貢獻是，禮仁互釋，將二者統一起來而不偏廢一方，使處於等級關係中的人，彼此關懷和愛護，進而提出推己及人的“忠恕之道”，以消除人際關係中的仇忌和怨恨，以同情心對待別人，並以行仁德為成聖人的必要條件。因為仁的內涵為“愛人”，當愛人與個人利害相牴牾時，則主張“仁者安仁”和“殺身成仁”；當個人利益與社會正義相矛盾時，孔子則主張“君子喻於義”，“見利思義”。為了實現仁義之德，孔門強調道德行為的自覺性，主張“一日三省吾身”，“過則勿憚改”，言行一致，表裏如一，反對偽君子，所謂“鄉原，德之賊也”（《論語·陽貨》）。為了實現仁與禮的統一，孔子又提出學和恩不可偏廢，即學禮和思仁，相互補充。為了完善自己的品德，孔子又提出中庸説，使人的思想和言行不偏於極端，並以温良恭儉讓為待人處事的優良品質。孔門倡導修己之學是追求人際關係的和諧，減輕或緩和因等級制而造成的歧視和壓迫，以防止羣體生活的破裂，乃古代人道主義的先驅。

關於治人之學，孔子提出德政説，即治理百姓主要靠道德教化，不是靠刑殺，並主張執政者應以身作則，以自己的品德感化百姓來歸順。孔子還提出“博施濟眾”説，作為執政者的最高理念。他還提出富而後教，以提高百姓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他關心社會財富的分配，又提出均平原則，使貧富差別不要拉大，所謂“不患寡而患不均”（《論語·季氏》），以維繫國家和社會的安定。為了維繫社會的安定，孔子還提出正名説，要求君臣父子不要做與自己身份不相稱的事。關於君臣關係，孔子不贊成唯君命是從，主張雙方相互尊重，互負責任。孔門將政治生活視為家庭生活的擴大，以執政者為民之父母，反對不教而殺和不戒視成以及聚斂百姓財富的暴政和苛政，其治人之學具有德治主義的特色。

孔門還討論了人的價值和理念，以倫理道德生活為人道的本質，從而修正了西周的天、命、鬼神觀。他們認為人生的目的是完善自己的人格，併為人類造福，重視人的現實生活，不追求死後的事情，所謂“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關於各人的死生貧富等遭遇，則歸之於人力不可強求的命運，並以命釋天，排除了以天為人格神和上帝賞罰説，其目的是提倡盡人事，行人道，實現修己治人的理念。其世界觀又具有人本主義的特色。

孔門倡導的修己治人之學，雖然打上了維護等級關係和宗法關係的時代烙印，但在當時有進步的意義。其所提出的基本原則，對任何時代的人羣生活，都有普遍的意義。正因為如此，孔子一直被譽為古代社會的聖人。春秋時期形成的孔學，為後來儒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石，其對中國傳統文化以及東方文化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研究孔學的著述，有孔子弟子編輯的孔子言行錄《論語》，史書《左傳》和《國語》也有關於孔子言行的記載，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和《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也是瞭解孔學內容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