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決定論

英尼斯（Harold Adams Innis）1894年-1952年

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1911年-1980年

尼爾·波茲曼（Neil Postman）1931-2003

約書亞·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

英尼斯早期研究經濟史，晚期研究經濟與傳播關係，在事實上開創了媒介生態學，他從宏觀的視角研究媒介形態對文明和社會整體結構的影響。他提出了媒介偏向理論，由於傳播媒介對知識在時間和空間中的傳播有着重要影響，因此有必要研究傳播的特徵，從而評估傳播在文化背景中的影響。根據傳播媒介的特徵，將傳播媒介分為時間偏向和空間偏向。 ^[1]  時間偏向的媒介如雕像，石刻文字，泥刻文字，青銅銘文，這些媒介耐久並且易於從環境中獲得，所以它們承載的文字具有永恆的性質。但是它們不易於運輸，生產和使用，這就使得它們容易被統治階級利用，成為維護統治的工具。所以時間偏向的媒介往往帶來的是穩定、傳統、等級等理念。比如羅馬帝國十二銅表法，顯示帝國統治的權威。空間偏向的媒介如莎草紙和紙張，容易運輸，方便使用，能夠傳播較遠的距離，但是它們傳播的信息難以長期保存，因此這種媒介更適合非集權化的發展方向，代表的是世俗，平等，擴張等理念。比如中國近代各種現代報刊的創立與發展促進了新思潮的傳播。一個社會的發展形態和社會心理由當時社會的主要媒介的偏向決定。比如喇叭與廣播屬於空間偏向的媒介，因此希特勒可以藉助喇叭與廣播，以口語的形式訴求於人數較少的羣體和民族，同時口語可以成功的消除知識水平帶來的信息接收門檻，從而更好地傳播，利用民族主義。

麥克盧漢，繼承了英尼斯的媒介決定論觀點，並將其繼續發展壯大。不同的是他的關注點從社會轉移到了個人。他認為他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中提出媒介並不僅僅是電視，廣播，報刊等形式，凡是使人與人、人與事物或事物與事物之間產生聯繫或發生關係的東西，都可稱作媒介。媒介是人的延伸，任何媒介都不外乎是人的感覺和感官的擴展或延伸：文字和印刷媒介是人的視覺能力的延伸，廣播是人的聽覺能力的延伸，電視則是人的視覺、聽覺和觸覺能力的綜合延伸。 ^[2]  但是人對於這種由媒介帶來的延伸卻總是陷入創造性麻木（the nemesis of creativity）——因為人無時不刻受媒介形態的影響，以至於無法體驗到沒有這些媒介的影響的時候，也就難以感知到這種媒介的影響。並且媒介作為一種文化，社會尺度，確確實實地決定着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當社會主要的媒介發生變化的時候，新的尺度的引入會引起人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的變革。正如機器的產生，科學化管理，流水線生產改變了人際關係和人與自身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看，機器生產了什麼東西反而並不重要。飛機作為一種交通工具，聯繫了不同文化的人與社會，人們能夠朝發夕至，極大地促進了跨文化的交往，人們的思考方式在不知不覺中突破原先較為封閉的狀態，變得更加開放包容，把遠方的事不知不覺當作了自己的事，行為方式也變得更加規則化。當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無時不刻受媒介形態影響，並被其決定的時候，媒介技術就不是一種中立的工具，而是在其之上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

波茲曼以個體為出發點，研究媒介隱喻對社會結構的帶來的影響。波茲曼認為媒介的形式決定了媒介的內容，也決定了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與理解。印第安人的煙霧決定了內容不能傳達哲學理論，電視的形式給社會帶來了娛樂導向的思維方式和藝術形態，這就決定了嚴肅的公共討論與政治哲學無法在電視中傳播。延續着麥克盧漢的泛媒介化，波茲曼也認為媒介是不同主體之間的中介，他在代表作《娛樂至死》中提到鐘錶作為人與外界時間感知的中介，鐘錶的誕生將傳統觀念中粗略的時間精確劃分為每分每秒，這種媒介就決定了人們對時間的感知必定是精確到分秒的，從此人類成為了被拘役於時間的人。波茲曼還完善了媒介的決定作用，他將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發展為“媒介即隱喻”，強調了媒介在對人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產生影響的時候具有隱蔽性，普遍性與建構性。隱蔽性體現於人總是會限於創造性麻木，對自己身處媒介影響而不自知。普遍性體現於泛化後的媒介普遍性地中介了人類與外界的感知與理解，因此人對外界的理解都難以還原到外界的本來面目，而由媒介決定了人類對世界所有的理解。建構性體現於人類在普遍使用某種媒介的時候，通過媒介中介後對世界的感知會產生一種新的，超越自身意義的，不同於文化內容本來面目的理解方式，比如眼鏡的出現實際告訴了人類不必把身體的缺陷當作最終的命運，人可以通過外部的改造優化自己。

梅羅維茨作為波茲曼的學生，他在英尼斯和麥克盧漢的媒理論基礎上引入了戈夫曼的場景主義，將媒介對人的行為的決定作用引入到具體的日常社會交流的結構之中進行動態分析。並且他改變了場景主義理論只將物理場所當場景，而將場景拓展為信息系統，當媒介變化的時候，信息系統也會隨之而改變。從而梅羅維茨完成了媒介到社會環境，社會環境（信息系統）到個體行為之間的關係嫁接， ^[3]  補充和完善了前人的研究。

多倫多學派的英尼斯認為社會的主要媒介的偏向決定一個社會的發展形態和社會心理。麥克盧漢認為媒介作為一種文化，社會尺度，潛移默化的決定着人們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紐約學派的波茲曼認為媒介的形式決定了媒介的內容，也決定了人類對世界的認識與理解。梅羅維茨認為媒介決定了信息系統，而信息系統又會具體影響人的行為。他們的觀點給了人們一個新的視角去研究媒介效果，將媒介本身的形態作為研究的因變量，跳出了傳統經驗研究與實證研究只關注媒介內容而忽視了媒介形態本身。媒介身處社會頂層，無時不刻影響着人的認知與行為，其作用並非只是結構功能主義中的一箇中立的工具角色。但是媒介決定論始終繞不開一個核心問題，媒介自身從何而來？在技術決定論中，學者的研究將媒介從社會中抽離出來，認為媒介形態決定了社會形態，這就導致了媒介成為了一個自因，它不在社會的推動中發展，而是自己促進自己發展，自己與自己產生因果關係。技術決定論的問題就在於只討論媒介對社會的影響而忽略了媒介是在社會中發明創造出來的。在技術決定論中，人成為了自己創造的媒介技術的工具與載體，忽略了人的主觀能動性，不符合人自己創造歷史的現實。從一個抽象的，自因的邏輯原點出發，缺少對理論起點的討論，使得技術決定論沒有成為一套邏輯自洽的理論，它的價值更多是體現在提供一種新視角看待媒介，這也是技術決定論一直不被學界主流所認可的重要原因。但是近年來，隨着互聯網媒介的不斷髮展，學界也開始逐漸反思媒介決定論的合理性。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