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愛德華·西蒙

1973年初被任命為財政部副部長，兼任石油政策委員會主席，負責處理剛露頭的石油危機，以解決第一階段的石油和汽油的短缺。1973年12月，西蒙兼任聯邦能源辦公室主任， 負責尋求在石油輸出國組織提高價格和實行禁運之後的解決辦法。他迅速地推行了強硬的干預政策，聲稱在1974年的前3個月中，要減少私人汽油消費的30%；12 月中旬，他拿出了能源分配計劃；到12月底，他又要求對私有汽車駕駛者實行“每週 10 加侖油”的限制。他頻繁地在電視、電台和報刊的新聞採訪中亮相，並被人稱為尼克松政府中的“石油沙皇”。從1974年4月起，西蒙開始擔任財政部長。他出訪因“石油美元”致富的阿拉伯各國，同它們簽訂經濟條約，並吸引它們將石油美元的餘額存入美國銀行，或者投資於美國政府證券，特別是財政部的長期債券，以實現所謂的“石油美元的回收利用”。當國會在1974年夏天取消了實行了40年的禁止私人擁有黃金的禁令時，西蒙宣佈於1975年初銷售200萬盎司黃金。這一行動曾被看作是美國使黃金非貨幣化的總體戰略的一部分。

威廉·西蒙教授與中國有着不解之緣，他是“中國女婿”，夫人週一華律師是中國空軍創始人周至柔將軍的女兒。也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耳濡目染，西蒙教授温文儒雅，頗有君子風度，同時極具俠客情懷，熱心於社會公平正義。這種俠客情懷在今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一篇題為《惡劣法律建議的市場》(The Market for Bad Legal Advice)的文章，從安然破產前的法律諮詢入手，矛頭直指法學專家和教授的倫理道德問題，引發廣泛的爭議和討論。《財富》雜誌對此做了專題報道，威廉·西蒙教授向法學倫理“吹口哨”，並提出以“譴責使之蒙羞”(Shaming)來遏制為一己私利而提供不良建議。

西蒙夫婦來到中國，並在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做了關於歐美治理模式變遷的主題演講。這場演講向大家呈現了西蒙教授的學術風格，他既是法學教授，更是公共政策專家，重視理論又不脱離實踐。除了法學研究外，西蒙教授的精力集中在共同體經濟發展運動、豐田生產方式方面。

更深之處，這些研究的背後是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西蒙教授坦言，杜威是他最喜歡的哲學家之一。他認為，杜威構建了實用主義與政治理論之間的聯繫，但在政策與制度方面略顯不足。西蒙教授一直致力於彌補杜威的這種不足，碩果累累，而不經意間，他已經為中國的實踐提供了可資借的思想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