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齊賢

1905年1月28日姜齊賢出生於湘鄉縣婁底鎮一個小商人家庭。

1922年考入長沙廣雅中學學習。1923年轉入湘雅醫院學習護士，不久入湘雅醫學院學習。

1925年湖南湘雅醫院護士學校畢業後，任湘軍第三師十二團一營軍醫。

1926年加入國民革命軍第一師二團任軍醫，參加北伐戰爭。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仍在國民黨軍第九師任軍醫官。

1931年任第九師軍醫處中校軍醫主任。同年9月在江西老營盤戰鬥中被俘，加入中國工農紅軍。先後任紅三軍第七師醫務主任、軍醫處處長，紅一軍團衞生部副部長、部長，紅一方面軍衞生部部長，中央軍委總衞生部副部長、部長。他概括蘇區的實際情況，修訂了《衞生條例》，建立健全各級衞生機構，興辦製藥廠，擴建紅軍衞生學校，培養醫務衞生工作人才，以改善紅軍的醫療狀況。

1935年12月，姜齊賢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抗日戰爭初期，任八路軍總衞生部部長。率前總衞生部進駐山西五台縣，積極開展戰地救護、培訓地方衞生人員等工作。主持制定了《衞生部門暫行工作條例》、《暫行衞生法規》，系統地總結了人民軍隊衞生工作的優良傳統和作風，對促進全軍衞生工作制度化、規範化起了積極作用。

1938年7月，為慶祝他母親的70大壽，並表彰他的高超醫術，毛澤東親書“國之賢母”的壽幛，要他轉贈其母。

1939年5月，他撰寫了《持久抗戰中野戰衞生勤務的實施》一文，發表在《八路軍軍政雜誌》上，對指導持久抗戰中軍隊的衞生工作具有重要意義，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讚賞。同年冬赴延安馬列學院深造。

1941年2月，任八路軍總衞生部部長。

1942年4月，任晉察冀軍區衞生部長兼政委。他倡導成立了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創辦了《衞生建設》雜誌，並任主編，對交流醫療工作經驗，提高全區衞生人員素質起了重要的作用。他把大批在職衞生人員送往白求恩衞生學校培訓，為抗日反攻準備了大批訓練有素的醫務工作人員。

日本投降後，他組織接收偽軍的衞生機構、設備、藥品，同時積極收治傷病員，開展突擊治療。

1947年，任華北軍區衞生部部長、政委，創辦了《衞生工作導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先後任中央軍委衞生部副部長、部長，軍委高級後勤學校副校長、後勤學校教育長。

1954年主動下到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獸醫局任局長兼政委，創辦了《獸醫工作通訊》。當時獸醫工作地位低下，困難重重，工作難以開展。他在兩年多的時間裏完全改變了獸醫局的面貌，開創了軍隊獸醫工作的新局面。

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56年任國家農墾部副部長，遠征大西北，為中國的農墾事業竭盡全力。1970年下放到江西農墾部五七幹校勞動。他身患肺癌期間，自認為對黨的貢獻不大，拒絕轉往301醫院或北京醫院治療。

1976年6月3日，在北京病逝，終年71歲。

1931年8月，姜齊賢所在的部隊奉命進駐江西，對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9月8日，姜齊賢所在部隊在興國與泰和之間的老營盤被紅軍擊潰，他被俘後參加了工農紅軍。

姜齊賢參加紅軍後，在紅三軍七師任軍醫。1931年冬，調任紅三軍軍醫處醫務主任兼醫務科科長。1932 年元月，姜齊賢被提升為紅三軍軍醫處處長。漳州戰役打響後的一天，毛澤東遇見了姜齊賢，向他詢問傷病員的救護情況後説：“傷病員都是我們的階級兄弟，要全力搶救，讓他們早日恢復健康，重返戰鬥崗位。”

毛澤東見姜齊賢操湖南口音，便問他叫什麼名字？哪裏人？姜齊賢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這樣高級的紅軍首長，心情有些緊張。他很拘束地回答：“我叫姜齊賢，湖南省湘鄉婁底人。”

毛澤東見他不太自在，便用鄉音説：“我也是湘鄉人，我們還是老鄉哩！”

在旁的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告訴毛澤東：“他是國民黨軍隊過來的，曾畢業於湘雅醫科專門學校，在那邊（國民黨軍隊）是中校軍醫，現任紅三軍軍醫處長。”

毛澤東聽了很高興，滿面笑容地拍着姜齊賢的肩膀説：“好啊，革命不分先後嘛！你願意參加革命隊伍，走革命的道路，紅軍歡迎你。”接着，毛澤東又勉勵姜齊賢：“紅軍是無產階級的隊伍，是為窮人打天下的，現在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反動派想把我們紅軍吃掉，讓中國人民永遠受他們的統治與壓迫，我們要消滅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人民。你既然到了紅軍，就要努力為紅軍工作，把所學的醫療技術，全部應用於革命戰鬥，貢獻於人民的解放事業。”毛澤東的話，對姜齊賢是個極大的鼓舞，使他終生難忘。

1935 年 1 月，紅軍長征到達貴州遵義，黨中央在這裏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遵義會議後，毛澤東回到中央領導崗位，一直與姜齊賢所在的紅一軍團走在長征的前列。

一次，毛澤東來到紅一軍團衞生部檢查工作。姜齊賢向他彙報了全軍的衞生工作情況，毛澤東聽後非常滿意。他問姜齊賢：“你入黨了沒有？”

姜齊賢很不好意思地回答：“還沒有。”

毛澤東又問：“你為什麼還不入黨呢？”

這一問，姜齊賢頓時感到一股暖流傳遍全身，內心非常激動，眼眶也濕潤了。但是，又想到自己是從國民黨軍裏被俘過來的，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污點，怕黨組織不能吸收自己。所以，他委婉地以問代答：“像我這樣的人也能入黨嗎？”

毛澤東看出了姜齊賢的心思，笑了笑説：“你從國民黨軍隊來到紅軍，就是加入了革命的隊伍。你過去加入國民黨軍隊是為個人找出路而去的，如今參加紅軍，是為消滅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國人民。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你在紅軍中革命意志堅定，工作成績很大，應該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你若想入黨，我可以作為你的入黨介紹人。”

毛澤東的話，搬開了壓在姜齊賢心上的石頭，他緊握着毛澤東的手，激動萬分地説：“好，好，我就準備寫申請。”

紅軍到達貴州西部安順地區後一天晚上，毛澤東召集軍團幹部開會，瞭解隊伍的行軍情況。會議開始後，毛澤東發覺姜齊賢遲到了，查問遲到的原因。姜齊賢立即報告説：“因為衞生部裏有5名傷病員掉了隊，我組織人員去尋找，原來是有個傷病員拉肚子，其他4人護着他走。夜深行軍，道路又窄，岔路多，不知大部隊去向，故掉了隊。我找到他們後，揹着這個傷病員趕回宿營地，所以遲到了。”毛澤東站起身來誇讚姜齊賢：“好樣的，了不起！”會場上也響起了熱烈的掌聲，讚揚姜齊賢關心和愛護傷病員的高尚醫德。

這年12月，姜齊賢由陳賡、黃勵兩人介紹，在陝北秋林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38 年夏，中央軍委前方總衞生部撤回延安，與後方衞生部合併，姜齊賢仍任中央軍委衞生部部長。同年7月28日，他母親劉氏70整壽。他因久離家鄉，對其母產生深切的眷戀之情，但又無法回家為母祝壽，深感內疚。

一天，他與毛澤東、朱德、林伯渠等中央領導同志談論工作時，傾吐了這件心事。毛澤東便叫身邊工作人員找來一塊紅綢布，託林伯渠代筆，在這塊紅綢上寫了“國之賢母”4個大字，然後自己親筆在右上方書寫：“薑母劉太夫人七十壽辰誌慶”；在左下方署名：“毛澤東敬祝”。朱德也揮筆在另一塊綢布上題了一首祝壽詩：“人生七十古來稀，孟母賢勞説斷機；哲嗣醫療稱妙手，樓蘭未斬尚戍衣。”

毛澤東與朱德很少為人祝壽，也不提倡祝壽，這次如此熱情為薑母題詞祝壽，不僅是對姜齊賢是個極大的鼓舞，也激勵着八路軍將士堅持抗戰、誓斬“樓蘭”的愛國熱情。姜齊賢將這兩幅珍貴的壽幛寄回家中，並匯了40元錢，表達了他對母親的敬意。

後來，毛澤東和朱德又分別給姜齊賢母親贈送了一張題名照片。在毛澤東的一生中，給人贈送壽幛和個人題名照片，是絕無僅有的一次。 ^[2]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被迫長征。姜齊賢奉命，率軍團衞生部擔負部隊傷病員的救護、治療及中央首長的保健任務。

為了解決長征路上醫藥奇缺的困難，除沿途大量收購藥材外，他還帶領醫務人員就地採集中草藥，並教育醫務人員發揚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以巖洞作病室，擔架作手術枱。沒有酒精就用鹽水替代；沒有藥棉，就將自己的被子拆了煮沸消毒作藥棉用。一條繃帶要反覆洗用，直到不能再用為止。就這樣，姜齊賢千方百計地克服了長征路上醫療衞生工作的重重困難。

王觀瀾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土地部副部長，在中央蘇區時就身患重病，不能行走，長征開始時，部隊決定把他留下來治療，但他一再要求隨軍前進。姜齊賢為他這種革命意志所感動，便組織了一付擔架，把王觀瀾從中央蘇區一直抬到陝北。一路上，姜齊賢既常給他看病、打針、服藥，又每到一處就給他買營養品滋補身體，有時還幫助抬擔架。以後多年，王觀瀾還逢人便説：“我這條命，是姜齊賢用擔架抬過來的。”

1934年11月，在紅軍突破國民黨軍的第四道封鎖線血戰湘江的戰鬥中，第四團政委楊成武右腿膝蓋被敵軍一顆子彈穿過，肉向外翻，血流如注。擔架隊將他從陣地上抬下來時，已經處在昏迷狀態了。姜齊賢立即找來醫師戴濟民，一同在擔架上給他做了手術，並安慰他説：“請放心吧，保證傷口不久就會癒合的。”一路上，他多次給楊成武洗傷口，見他流血過多，體質很弱，就給他買來一隻老母雞，配上補藥，交警衞員加工給予滋補，使楊成武很快恢復了健康。楊成武終生難忘此事。他後來在《憶長征》中滿懷深情地寫道：“姜齊賢同志就是這樣關心着我的傷。我知道，這是階級兄弟的同志情。他還經常解囊相助，幫助我們買點什麼，或改善一下飲食。他比我要大十多歲，像個兄長，為人極和善。他真是一個醫德高尚的好大夫。”

在艱苦的長征途中，為了保護紅軍戰士的身體健康，姜齊賢結合自己多年戰地衞生工作的實踐經驗，強調醫務人員要貫徹“預防為主、防治結合”的方針，嚴格控制行軍中傳染疾病的發生。他自己隨同司令部的同志打前站，每到一地，都要深入羣眾調查瞭解疫情，找水源，燒開水，租住房，作好安置傷病員的一切準備；大部隊一到，他就率領衞生人員督促各連隊挖廁所，嚴禁隨地大小便，保持駐地環境清潔衞生。他還經常向指戰員們宣傳，腳是紅軍作戰勝利的本錢，沒有一雙鐵腳板，行軍就要掉隊，戰機必會延誤，甚至有自取滅亡的可能。每到宿營地，他要衞生員幫助連隊燒熱水給戰士燙腳，晚上睡覺指導戰士把腳抬高一些，讓血液加速循環。由於姜齊賢經常宣傳並督促檢查，紅軍戰士都能注意衞生保健，從而在長征中大大減少了傳染性疾病的發生。

1936年2月，他隨部隊東渡黃河，進入山西，開闢抗日根據地。姜齊賢日夜奔波，重新組建醫院，開辦訓練班，培養醫藥衞生人員，籌集藥品。當時，部隊在山西補充的新兵，有不少患有鴉片煙癮。為不使這種惡習在部隊流傳，姜齊賢指揮全軍衞生人員，開展戒絕鴉片煙的工作，大講吸食鴉片的危害，制訂戒煙方法和紀律，使部隊戒絕了煙毒，在人民羣眾中產生了很好的影響。根據形勢的發展，中共中央軍委於1936 年5月任命姜齊賢為後方衞生部部長兼紅軍醫院院長。10月，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和靜寧地區會師後，中央軍委總衞生部和總醫院移駐陝北。其時，中央準備派原總衞生部長賀誠護送王稼祥去莫斯科治病，經毛澤東提名，由姜齊賢負責軍委總衞生部的工作，任軍委總衞生部副部長，繼而改任代理部長，後任部長兼紅軍前敵總指揮部衞生部長。

經過長征的紅軍總衞生部，許多工作都有待於重新建立和發展，特別是醫院建設及醫療設備都急需重新建立和添置。姜齊賢上任後，重新整編，組建紅軍醫院和部隊的衞生機構；擴建紅軍衞生學校，招收新學員進行培訓；創辦起製藥廠，大量收購和採集中草藥，自制藥品及醫療用具。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紅軍衞生工作恢復到了中央蘇區時的水平，並有所超過。同時，對歷次戰鬥負傷的2800多名殘廢軍人進行了妥善安置，後來還成立了八路軍殘廢軍人總醫院。

盧溝橋事變後，國共兩黨再次實行合作。根據兩黨會談達成的協議，紅軍主力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姜齊賢任八路軍衞生部部長。1937年9月，他率衞生部全體人員隨軍來到山西五台縣，協助建立晉察冀軍區衞生部。平型關大戰開始前後，他從後方醫院抽調20餘名骨幹醫生到前線接收醫治戰地傷病員400餘名。 ^[2] 

1941年4月，姜齊賢奉命來到晉察冀軍區，在這裏兼任軍區衞生部長。晉察冀軍區機關駐平山縣塞北村，衞生部駐阜平縣康兒溝。

當時，抗日戰爭正處在最艱難的階段，敵後根據地縮小，戰爭頻繁，傷病員眾多，軍民生活極其困苦；而八路軍又實行精兵簡政，醫衞人員缺少，醫療設備簡陋，傷病員治癒率很低，整個衞生工作也缺乏活力。面對這種情況，姜齊賢在充分發揮原有衞生機構及人員作用的同時，採取了以下果斷措施：

首先，設立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創辦《衞生建設》刊物。姜齊賢在調查中發現，這裏原來的醫療衞生工作困難很多，但也有不少有利條件未能發揮。較為突出的是，衞生部門對全區醫藥技術隊伍缺乏強有力的組織與技術指導。因此，他向軍區領導提議，成立一個“醫藥指導機構”，並創辦一個業務刊物，藉以把全區醫務衞生人員組織起來，學習醫藥技術，交流衞生工作經驗。軍區採納了他的建議，於1942年7月10日正式成立了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任姜齊賢等 14 人為委員。同年 8 月，《衞生建設》發行，由姜齊賢兼主編，每年1卷，每卷4一5期（到1949 年共出29期）。廣大醫藥衞生人員視此刊為良師益友。

其次，教育醫藥衞生人員正確處理醫療、政治、行政工作三者的關係，樹立專心致志為傷病員服務的思想。由於當時部隊的物資條件很差，生活極端艱苦，醫務工作困難多，部分醫藥幹部思想不穩定，要求改行，在上述三者的關係上處理不當，有礙於醫療任務的完成。根據這些情況，經姜齊賢建議，晉察冀軍區於1942年12月20日在塞北村召開了全區衞生工作擴大會議，各軍分區的衞生部長、醫務主任以上幹部參加。會議首先聽取姜齊賢代表醫藥指委會作《四個工作，兩個作風》的工作報告。姜齊賢針對部分醫務幹部輕視本職工作及對傷病員服務不熱心等情況，旗幟鮮明地指出：“技術工作同軍事、政治工作一樣，都是革命工作，是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傷病員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救死扶傷是我們應有的醫德。我們要以白求恩、柯棣華大夫為榜樣，忠於職守，做一個真正革命的醫務工作者。”他還針對醫院工作的不良傾向，明確指出：醫院必須以“一切為了休養員”的最高工作準則。要堅持以“醫療為主體”，保證醫務人員有六分之五以上的時間從事醫務活動和技術學習。姜齊賢還要求醫院的政工、行政幹部尊重技術，增強責任心，做好傷病員的“精神治療”和各項管理工作，以發揮政治與行政工作的保證作用。姜齊賢的這種意見，得到司令員聶榮臻的充分肯定。

第三，調訓在職衞生工作人員，加速衞生技術幹部隊伍的建設。姜齊賢認為，為了將抗日戰爭堅持到底，做好抗日反攻階段的人才準備，衞生部門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提高現有衞生行政領導幹部的業務技術水平；二是進一步加強對新生力量———青年醫務幹部的培養。當時，晉察冀軍區範圍內衞生行政領導幹部，多數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普遍缺乏較高的醫務技術知識。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姜齊賢於 1943 年趁八路軍再次精簡整編的機會，把部分優秀的衞生處長、隊長，抽調出來，送到白求恩衞生學校進行專業培訓。後來，這批幹部便成為部隊師、旅和縱隊的得力衞生勤務組織的領導者。同時，姜齊賢還連續舉辦了兩期培訓班，為部隊培養了240名青年醫務幹部。全國解放戰爭開始後，晉察冀軍區緊急擴編，增設了4所大醫院和24所分院，病牀達2 . 4萬張，其醫療骨幹基本都是姜齊賢選送到白求恩衞生學校的學員和在這兩期培訓班培訓出來的。

第四，組織衞生部支援地方衞生建設。1943 年，抗日根據地擴大，軍民生活有了改善，軍區衞生工作有了加強，發病率顯著下降，部隊健康水平不斷提高。然而，由於連年戰爭的影響，地方的醫藥衞生組織設立不多，邊區羣眾的疫病流行仍較嚴重。特別是貧困山區，仍然嚴重缺醫少藥。為了迎接抗日戰爭的大反攻和邊區的大生產運動，迫切需要戰勝病害，確保邊區軍民健康。姜齊賢堅持深入農村，指導和幫助地方建立衞生機構；並招收民間醫生，組織醫生抗敵救國會，挑選賢能幹部擔任邊區各級政府的衞生工作領導；他還從部隊調劑藥品及醫療器械，解決地方的急需。

在日軍對邊區發動大掃蕩前後，姜齊賢在全軍區組織了20個防疫隊（組），由醫生和幹部組成，分赴各地開展防疫工作和治病，經醫治的有6萬餘人次，治癒率達71 . 6 % ，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病疫的蔓延。 ^[2] 

新中國建立初期，姜齊賢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後勤學校任副校長兼教育長。

1954年，姜齊賢得知歸屬總後管理的獸醫局，由於當時獸醫工作地位低、困難多、人員不安心，工作難以開展，需要派人去加強領導，他便自告奮勇地向黨中央遞交了申請書，請求調到獸醫局去工作。中央認為，姜齊賢有較強的組織才能，有較高的醫療技術，是最理想的人選。但是獸醫局是屬後勤部管的二級機構，姜齊賢由高一級的領導崗位調到低一級的單位去任職，他真能接受嗎？

一天，聶榮臻將中央領導同志的這個考慮，直接轉達給了姜齊賢，姜齊賢當即表示：“高一級領導崗位與低一級領導崗位，都是黨的工作。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只要黨組織相信我、需要我，我是沒有顧慮的。”

中共中央批准了姜齊賢的請求，於1954年9月任命他為獸醫局局長兼政委。姜齊賢接到任命通知後，高興地從豐台來到了獸醫局。出來迎接他的同志，當知道他是飽經風霜、參加紅軍的正軍級領導幹部後，無不感到驚訝和疑惑：他是不是“犯了錯誤”、“降級使用”?

姜齊賢上任後，進一步瞭解到不少幹部認為獸醫工作在部隊沒有地位，不安心本職工作；一些知識分子則因家庭成份或社會關係不好，或者個人歷史上有某些污點，思想包袱沉重，工作不大膽。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和開創部隊獸醫工作的新局面，姜齊賢首先抓建立和健全部隊各級獸醫工作組織機構，加強各級組織領導班子建設。經他建議，各軍區組建了獸醫處，挑選思想過硬、作風潑辣、工作熱情的優秀獸醫幹部和技術人員組成領導班子，配備上校處長。師也建立了相應機構。從組織上保證了部隊獸醫工作的開展，也有助於糾正那種認為獸醫工作沒有地位、沒有前途的錯誤觀點。

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大力培養科學技術人員，並大膽提拔使用他們。姜齊賢與上述那些背有思想包袱的知識分子一個個促膝談心，以自己的經歷現身説法，啓發他們認識到只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會受到黨和人民的歡迎和信任，從而幫助他們解除了思想包袱。姜齊賢在組建各級獸醫工作領導班子時，大膽起用了一批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如賈大融，1948年從大學出來投身革命，有較高的專業技術水平和較強的組織能力，姜齊賢破格提拔他擔任處長。王俊，大學畢業出來不久，姜齊賢發現他政治上進取心強、工作踏實肯幹、寫作能力也強，也起用他擔任處級幹部。

姜齊賢還認為要開創部隊獸醫工作的新局面，必須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在1955年，姜齊賢率領一個代表團赴蘇聯和波蘭訪問，考察獸醫工作，並邀請蘇聯獸醫專家來中國指導。回國後，他主持召開了全軍獸醫工作會議。會上，他報告了出國考察的情況，介紹了蘇聯與波蘭的獸醫工作經驗，號召全軍獸醫工作者，根據我國的實際，學習外國的經驗，藉以提高全軍的獸醫工作水平。他要求正確對待蘇聯專家及其獸醫工作經驗，既要虛心學習，又要不盲從，不要照搬照抄外國經驗，一定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獸醫工作新路來。後來姜齊賢在處理與蘇聯專家關係中，堅持了既尊重他們的意見，又不受他們意見束縛的方針，因而少走了一些彎路。 ^[2] 

1956年5月，國家農墾部成立，並將軍馬部、獸醫學校劃歸農墾部管轄。王震出任部長，姜齊賢任副部長。他具體分管高級獸醫學校和畜牧工作。

1957年5月，為準備開發大草原，建立國營牧場，他率領工作組和畜牧專家，冒着寒風，到了內蒙呼倫貝爾盟三河鎮考察，開展調查研究。經過20多天的實地考察，姜齊賢取得了開發草原的第一手資料。接着，姜齊賢又率工作組與專家奔赴新疆、甘肅、青海等地牧區考察，瞭解牧區情況和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同年12月2日召開了全國四大牧區的幹部座談會。根據考察情況和座談意見，姜齊賢組織制訂了發展牧區國營牧場的近期目標和遠景規劃，提出在鞏固提高現有國營牧場的基礎上，內蒙在呼盟鐵路沿線新建20個牧場，成為三河馬、三河牛的重點繁殖基地；甘肅、青海各新建5個牧場，主要發展羊和耕畜；新疆隨同地方國營農場的建立，重點繁殖優質細羊毛。他主張新建牧場必須貫徹“勤儉建國、勤儉辦場”和“農牧結合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遵循由小而大、逐步發展畜羣，堅持“邊開荒、邊生產、邊建設、邊積累、邊擴大”的方針；採取集中飼養、分羣管理方法，養豬一次產仔育肥法、籠養雞禽法，放牧與圈飼結合法，同時加強畜牧防疫工作。

1958年春，中共中央軍委和黨中央先後發出號召，動員幹部和轉業復員軍人及城鎮居民參加生產建設，全軍幾十萬轉業官兵積極響應號召，紛紛參加農墾建設。姜齊賢負責接收安置到農墾戰線來的轉業官兵有 6 個預備師，還有各總部、各大軍區和機關的一些幹部，共達10多萬人。安置工作涉及千家萬户，牽動10餘萬人的心，在姜齊賢的精心組織、妥善安排下，整個安置工作按照中央的意圖，基本做到了軍委、農場、本人三滿意。

1959年，姜齊賢擔任農墾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除主持農墾部的日常工作外，還分管計劃、財務、移民安置等方面的工作。1960年，姜齊賢在全國農墾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大力開展羣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機械化設備的利用率；要貫徹農業“八字憲法”，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重申按“五邊”包乾建場方針。在這些正確思想和方針指導下，建立了密山、合江、呼盟、盤錦、雲南等8大墾區。

1961年，我國的國民經濟處於極端困難時期，王震身體有病，由姜齊賢代理農墾部黨組書記。他率領工作組深入各墾區檢查指導工作。在蘇北四師農場檢查時，他看到職工住在草棚裏，生活很困苦，便把省委書記請來，為職工蓋了新住房。這年春節他沒有回北京與家人團聚，而是率領工作組在湖北東西湖農場給職工拜年，勉勵農場職工發揚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南泥灣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提出：牧場要開荒種地，生產糧食、蔬菜、飼料；農場要養豬、養羊、養雞，實行生產自救到生產自給。他要求各級幹部都要與職工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心協力戰勝困難，度過難關。根據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姜齊賢還將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分開進行建設，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同時，他對不合格的墾區實行緊縮或補墾。經過調整後，解決了農墾戰線過長及面鋪得過寬的問題，使國營農場建設穩步前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姜齊賢受到了衝擊。他和以往一樣，堅持工作，堅持學習。一次，紅衞兵衝進農墾部機要室，眼看黨和國家的機密將要受到損失，姜齊賢忠於職守，挺身而出，將機要室的門擋住，耐心地向紅衞兵們宣傳解釋，終於保住了機要文件。周恩來得知此事後，表揚姜齊賢“做得對”。

1970 年，姜齊賢被下放到江西農墾五七幹校參加勞動。在幹校，他的年齡算最大，但他服從安排，種地、餵豬、養牛等活樣樣都幹。後來，他病了，還連續3次向黨中央寫報告，要求工作。其中一次是向周恩來寫的，周總理很關心他，要中央組織部派兩名幹部去看望，要他保養身體，等待分配工作。可是，由於“四人幫”的迫害，一直未予安排，連他請求回到部裏總結整理衞生勤務工作和農墾工作經驗的願望也未得允許。他悲憤地對身邊同志説：“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一個老革命幹部，要求恢復工作又錯在哪裏？我現在通過勞動鍛鍊，身體還可以，還能為黨做些事情，為什麼不給我工作，不讓我為人民服務呢？”

由於身體長期遭受摧殘折磨，姜齊賢終於住進了北京友誼醫院。醫生診斷他患的是肺癌，病情已趨嚴重，中央衞生部與北京市黨政領導研究決定：讓他轉到 301 醫院去治療，他堅持不轉院。1976年6月3日，姜齊賢不幸在北京友誼醫院逝世，終年71歲。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