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壽田

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委員，《書法導報》副總編，河南省書協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曾獲第三屆青年理論家書譜獎，全國隸書學術研討會二等獎，首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提名獎，第三屆中國蘭亭獎理論獎三等獎。曾出任第二屆中國書法蘭亭獎理論獎評委，第八屆全國書學研討會評委，第二屆全國草書論壇評委。

出版專著有：《中國書法理論史》、《當代國畫流派地域風格史》、《現代書法家批評》、《現代畫家批評》。主編《中國書法發展史》、《中國書法批評史》。

中國歷史的漫長，也導致了文學藝術創作史、理論史的漫長。書法史從什麼時候開始，對於書法的思考也就從什麼時候開始。從簡單到複雜，從不自覺到自覺，每一種新的書法理論和觀點的出現，總是伴隨着新的創作思潮和流派，體驗着經驗的總結和理論的概括，推波助瀾，綿延而下，一代又一代書法理論家的認識，連跗接萼，波湧珠隨，也就形成豐富的書法理論史。

姜壽田先生的《中國書法理論史》梳理了自文字始到晚清這樣一個漫長曆史過程的書法理論延續、嬗變，從泛化、朦朧到具體、清晰。作者將書法理論史放在文化史的大背景之下，在這個寬闊的地帶，淡化了每一個朝代政事的界限，而以理論主線為特徵進行。不止於朝代起訖，當行於所當行，因此降低了寫史通常含有明顯斷代割裂的痕跡。譬如古代的書法理論家或輕或重地具有對書法創作意象情思、直覺感悟的把握方式，這一書論上的特徵一直延續不斷地起伏發展，形成若明若暗的內在結構之鏈。姜壽田在書中的許多部分都很強調這條綿延而下的主線的闡述，這也是我所興會之處。因為一部理論史，理論家所把握的不僅是從理性、邏輯性方面來看待一個時代的創作，來切實無誤地量化創作的是是非非，而可能是打開一個期待的視野，不以語言的理性獲致。譬如書中論述了玄學、禪旨、逸格、淡意，就與當時的時代背景有關，而具體到個人的論述，又各具神韻，稟靈含異。可以看出，佛家思想中的“以心傳心”的求解方式、道家的所謂“意致”的非理性把握，都在古代書論家筆下達成某種冥契。本書也似乎有意凸顯這一點，使讀者看到理論所闡釋的很大部分是人的內在情感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與此同時，該書也沒有放棄相對的另一面，論述了“法”的秩序和理性化，譬如儒家知識論與審美的對立。在理論形態上，儒家的文藝思想主要是在文藝的入世功能，注重文藝的實際作用、效果，幾乎每一個朝代，都有寫實與實意的糾葛。我以為姜壽田是有意通過比較，凸顯言意之辨、虛實問題、形神之別、風骨之標這些方面，顯示理論史多向的途徑。

如何看待中國古代書法理論史的價值，這也體現了一個撰寫者的眼力。古書論比起古文論，應屬不多，但是古書論駁雜，卻是可以承認的。如果不分鉅細盡收兼論，不免破碎大雅，榛蕪塞路。在《中國書法理論史》裏，提取用來論述的古代書論家著作篇目並無多，選擇嚴格，針對性強，會其旨歸，得其神理。譬如論述“逸格”、“淡意”，就是從李嗣真、董其昌的書論為切入點。這兩家的理論很能體現出中國古代抽象藝術崇尚簡約而旨豐，虛空而靈氣彌滿的特點。“逸格”、“淡意”之説可以有幾個特徵，譬如求灑脱素淡、求純出自然、求襟抱天然。從中我們看到了書法理論上一個很有價值的現象——抽象藝術起源於人對於外部世界的感受，但最終又轉向人的內心求其超脱、簡淡。姜壽田很在意這種轉變的背景，尋找促使理論觀點轉變的成因，以構成論述的力量。同時，本書也體現了古代書法理論觀點的反覆、反撥，使人感受到古代書論家實踐、檢驗標準的差異甚至反動，如“儒家知識論與書法審美的對立、緊張”、“書學的倫理化”、“書法秩序的內在緊張與衝突”，作者將此作為要點來分析、闡釋，正是看到了書法理論史上兩股以上力量相對、相悖的幾個方向的發展。客觀事物的本身具有互相對立的兩個矛盾方面，而這正是理論的豐富所在。姜壽田遊弋在古代書法的長河裏，抉剔出最有代表性的論點並試圖尋找出形成的原因以及對後世的影響。

在撰寫《中國書法理論史》中，作者無疑要遇到許多理論建設上的變化，一些理論觀點是如何產生變化的，變化的基礎是什麼，結果又是如何？作者傾心於細細抽絲剝繭，將本質的差別展示出來，因此在文中不時運用了“轉換”、“變異”的字眼。作者很在乎轉折階段的理論銜接，既從社會發展史的角度去觀察，又從書法美學角度去分析。我們可以以本書的最後一章，即“碑學結構與範式轉換”為例。作者把碑學現象還原到它的萌生時期，並且前置了它產生的萌芽——從傅山開始。這一提法可能會有不少讀者感到過於突兀，因為距離太遠，甚至有些不搭界。但是隨着文中細緻地推進，細微如縷地梳理，條理逐漸清晰起來，逐漸地接近了碑學的中心。任何一種理論轉換都是使於毫末的，甚至潛伏期很長，不可能一朝一夕間凸顯，這就需要作者有長遠眼光，尋找吉光片羽，這個隱顯不定的前期過程挖掘得越詳實，它的説服力就越大。作者在末了論述康有為的碑學主張時，已經不單純集中在碑學範疇之中，而涉及到了整個社會文化的觀念，處在這個環境中的人文化情緒深層結構的探索、文化環境下藝術感知的變革躁動，當然還有這種碑學觀對於後來乃至當代留下的沉重思考。 一部書法理論史，它的形成是建立在對於古代書法理論閲讀、思考的基礎上的。這些古代書法理論的存在，對於每一個閲讀者來説都是對等的，因為它們已經是凝固了的歷史遺留物。但是，撰寫者如何去看待、判斷，卻永遠是動態的、差異的，可以採用審美的、歷史的方法，也可以採用實用的甚至某些自然科學的方法，構成不同的論述系統。姜壽田顯然傾心於論述的開放性，運用既往文人心智所創造的藝術理論知識，包括西方的藝術手法，譬如闡釋學，來研究古代波瀾起伏的各類問題，在闡釋問題的同時，視野有着囊括一切的普遍性，對古代書法理論的闡釋是絕對的“現在”，同時又為未來準備信守它所闡釋的，因為藝術語言的特殊標誌是——屬於一切存在的象徵特性，沒有任何觀念是在一種意義上出現而提供給我們的。

如果説《中國書法理論史》有何不足，我以為還是過於簡略。把古代書法史置於文化背景下無疑是準確的，但文化背景下的觀念建立或崩潰、式微是如何細緻地體現的，這種轉換有時不能提供有力的證明。譬如“理學的建立與尚意書論的衰退”，這二者的關係還是缺乏深入，要説服讀者肯定要找到一些關捩，有果必有因，果已經現成，但不能因此忽略因的幾種可能性。“玄學”、“佛學”、“理學”、“道學”，這些對書法理論影響至深的學説，徵引容易，為了不讓它們成為貼在外表的一道標籤，必須切實找到相關聯的所在。

《中國書法理論史》是一部很有表現個性的著作，循章節而讀，波瀾起伏，濤聲盈耳，時有奇峯對插，琴瑟間鍾之妙。姜壽田把這一類易於寫得老氣橫秋、類似明人謝榛所説的“堆垛古人，謂之點鬼簿”的書寫得朝氣勃發、語辭新鮮，顯示他整個把握和才氣和論述的機敏，由此也引發我們進一步去思考和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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